日前與一位電影界朋友聊天，他興奮地說：「你看，台灣電影回來了，今年的春節檔，至少有六部台灣電影會上檔，許多好萊塢電影都還排不上檔期呢，一切似乎都回到了1980年代的光景。」
是嗎？台灣電影真的回來了嗎？我心裡嘀咕著。電影市場很現實，台灣電影不賣座的時候，任誰大聲疾呼都沒用，所有的戲院都朝好萊塢靠攏；2011年，台灣電影至少有三部破億，《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甚至在香港都打敗了周星馳的《功夫》，躍登票房總冠軍……這等氣勢，坦白說，在2008年的《海角七號》前，台灣電影人難以想像的盛世光景。
只不過，2012的春節檔主要還是靠手上握有強片片源的好萊塢代理商，他們代理發行才能敲定聯映戲院家數。一旦票房失靈，觀眾熱潮散去，市場的鐘擺很快還會偏回向好萊塢的。我的2012焦慮主要在於台灣電影的腳步衝得太快，虛胖的體質未必承受得起市場的狼吞虎嚥。
我曾用「從單車到火車」形容台灣電影從1980年代的蕭條清寒到2011年的熱鬧繽紛，但是火車的比方只是意謂台灣電影有此衝刺能量，並不代表台灣電影的體質已經從手工業晉升到工廠化的制度規模，畢竟，這列台灣電影的火車，目前還只是雜牌拼裝車，還沒有全面昇級到齊一規格。
最大的問題在於市場胃納太一窩蜂了。《海角七號》、《艋舺》到《雞排英雄》的接連三年破億佳績，讓很多投資者和拍攝者對於台灣電影有了信心與勇氣，這是好事，但是台灣電影的體質只像是久病初癒的病人，就算容光煥發，朝氣蓬勃，面臨市場的需片孔急，卻也立即面臨了虛擲體力的現實考驗。
因為有人為了趕檔期將就上片；有人為了趕上台灣電影風潮，明明知道電影還有很多問題，還是急著趕節氣推出；有人看到別人破綻百出的電影一樣可以賣錢，就以為自己只要如數抄襲，就可以成功。《賽德克巴萊》的前後，有多少台灣電影熱鬧上映，即使媒體報喜不報憂，卻因票房數字難看，只能悄悄下片？……為了檔期趕拍的電影，即使是工業先進國家，都難有勝算，何況體質孱弱的台灣電影，春節檔期由台灣電影掛帥，不算壞事，問題在於有幾部作品真的能夠打動人心？或者滿足視聽之娛？
越是景氣繁榮的時刻，評論工作就愈形重要。有的電影要從大處著眼，從工業企圖看到電影的格局與經營，有些電影則是要從小處著手，挑剔連基本技法都不及格的疏失，以免創作者讓票房紅字遮蔽了雙眼，一片功成，就儼然以大師自詡了。
但是更可怕的評論現象則是太多年輕朋友，學會了不少華麗的電影詞藻，隨意用了聳動的名詞來裝點一些文實不符的作品，當初台灣電影的快速殞落，其實就在於評論揭櫫的義理，太過清高，脫離現實，無法得到共鳴，護航心切，反而讓評論失去了客觀仲裁者的高度。
我不是預言家，1985年的夏天看完洪金寶執導主演的《夏日福星》時，我寫下了「創作者的墮落，很快就會被市場淘汰」的文字，被憤怒的片商罵破了頭。洪金寶的聲勢沒有因為那篇評論而垮台，繼續火紅了兩個世代，只是多數做為演員和武術指導，很少再導戲了。
1988年台灣電影開始實施分級制，先是限制級及普遍級，半年後又加了一級輔導級，那一年台灣電影市場還是華語電影的天下（因為好萊塢電影有配額限制），每年都有上百部電影映演，熱門的春節檔期更可能出現五六部華語電影打對台的盛況。可是年產百部片，怎麼可能部部皆佳作？許多濫竽充數的電影就穿插空檔上映，當時很流行鄉野傳奇電影，多數都只是拼湊一些街頭巷尾的傳說，就趕鴨子上架了，那時候有位電檢委員受不了那麼多的打混電影，脫口說出電影分級除了那三級之外，還要加一級「愚蠢級」才貼切，新聞一見報，業者跳腳，直把我當成國片殺手了。
講實話的，通常不受歡迎；太早講實話的，一定會被當成魔神烏鴉，除之唯恐不及。我在2012年的第二天寫下這篇文字，前提是因為今天看到了一部賀歲片，陣仗搞得極大，卻是連基本文法都不通，連戲也連得破綻百出，電影終場時，我呆坐在椅子上，低頭問自己：「這就是我期待的賀歲片嗎？」這時，一位朋友拍了拍我的肩膀：「走了啦，有什麼好坐的。」是啊，我有什麼好不捨的，好電影就會留下，爛電影不用你罵，自己就會消失的，走過最低谷的台灣電影，再壞也不過那樣了吧，我的不捨只在於台灣電影好不容易有了起色，怎麼還是有人端出這種陳年老菜呢？
拍自己想拍的電影吧，不要為了檔期拍片吧！2012年元月二日我在日記上如此寫下我對台灣影壇的焦慮，祝福與祈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