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正在週遭發生，我們豈可視而不見？坎城影展除了明星八卦的風花雪月之外，難道真的沒有其他值得書寫或報導的大事嗎？
限制言論或者創作，都是迫害，眼睜睜地看著受迫害的人找尋出口，雖然心中有著敬意，更多的卻是痛心。
台灣媒體動用了不少篇幅報導了今年坎城影展的花花草草，卻無一字提及被判了六年有期徒刑，以及二十年內不得拍電影或寫劇本，不得接受國內外媒體採訪的伊朗男導演賈法．潘納希 (Jafar Panahi)，還是突破禁令，在紀錄片導演Mojtaba Mirtahmasb的協助下，共同協力完成了一部片長七十五分鐘，名叫《這不是電影（In film nist／This Is Not a Film）》的作品。
《這不是電影》的片名其實一語多關，首先，從政治與法律觀點來看，既然不是電影，就不至於觸犯禁止拍電影的法院裁決（至少有辯論空間）；其次，這部作品的攝製素材，不是一般的電影膠捲，而是用家用錄影機和iphone手機拍攝，而且剪輯完成的；第三，潘納希不是導演，絕大多數時候，他是幕前的演員，他現身說法，透過打電話的方式紀錄了他遭軟禁，以及不准拍片的現實困境。
更特別的是這部作品是透過一只迷你隨身碟，夾藏在一只蛋糕中偷運出了伊朗，寄達法國，才得能在坎城影展上做特別放映。每部作品照例都會打上工作人員字幕，本片卻只能給予空白畫面，同樣地，所有必需感謝的對象，也只能以空白畫面交代（避免可能的政治清算）……從創作質材、形式到發行，《這不是電影》都被迫採取地下電影的抗爭方式進行，其實也讓作品的公開映演另外散發出強烈的文化與政治抗爭訊息。
透過在網路上可以看到的《這不是電影》部份片花（見以下‘>連結），我們可以清楚看見，潘納希讓他的女律師法麗黛˙蓋拉特 (Farideh Gheyrat)透過打電話的方式，說明了伊朗法院可能減刑（包括禁拍電影的期限，以及有期徒刑的年限），但是他一定得去入監服刑的可能發展，同樣地，觀眾也可以清楚看見潘納希對這種表現手法的無奈與氣憤：「如果只能用說的，我又何必去拍電影呢？」創作的禁忌與限制就這樣綑綁與扼殺著創作者，讓《這不是電影》的片名其實夾藏著更多創作者的悲憤控訴。
《這不是電影》是利用三月廿一日伊朗新年假日期間拍攝的，主要的鏡頭都是由紀錄片導演Mojtaba Mirtahmasb以家用錄影機拍攝，但是潘納希面對著窗外的新年煙火時，也會拿出他的iphone手機拍下部份畫面，再轉過身，反過來用他的手機紀錄下Mojtaba Mirtahmas的拍片模樣，此時，他們說出了一句伊朗的俗語：「理髮師心情不好的時候，就會互相剪掉對方的頭髮。」兩位心情不好的電影導演，就彼此互拍，協力完成了這麼一部抗議禁拍令的地下電影。
目前還不確知，伊朗當局會不會因為這部走私出口的《這不是電影》，重懲潘納希，也無法確知《這不是電影》的另一位導演Mojtaba Mirtahmas回到伊朗後，會不會遭受審訊或判刑，但我確知，《這不是電影》的坎城亮相其實是今年坎城影展最有意義的事件之一，台灣媒體無一字報導，何只是無知，更跡近是恥辱了，主流媒體不做的事，就讓我利用部落格的一個小角落，留下一點印記吧。
更重要的是，古往今來的政治禁令終究會被時間給淘汰的，《這不是電影》成功突圍，具體說明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活潑創意，還是能找到自己的出口，新科技更能讓所有的粗暴蠻橫，變得可加可笑與荒唐。只要人心還活著，一定會找到最合適的書寫方式，司馬遷如此，潘納希不亦如此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