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鞏俐小姐，葛優得了影帝獎，妳沒得獎，妳難過嗎？」一位電視記者在1994年五月坎城影展頒獎典禮上，單刀直入，毫不客氣地逼問鞏俐心情。
「對不起，我聽不懂妳的問題。」鞏俐也不客氣地掉頭就走，留下一臉錯愕給那位看起來很「犀利」的記者。
「她有敵意！」轉進電梯後，鞏俐很簡單地說出她這麼絕情，轉身就走，不給採訪記者情面的原因。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鞏俐這樣「修理」記者。
鞏俐難纏出了名，不過，例外也很多，1993年春天，鞏俐初訪台北時，片商安排逛華西街商場時，面對成群始終不停亮閃的照相機，她突然就指著旁邊的甘蔗汁攤，笑意盈盈地每位採訪記者說：「我請大家喝甘蔗汁！」
本來忙著採訪戰的攝影記者們，顯然吃了一驚，手離開了快門按鍵，臉上出現少見的笑容，不管是真情或假意，鞏俐「請客」的行動還是很窩心的，雖然「英明」的片商很快就替她買了單，但是情意和情面全都是記在鞏俐的賬上。
「以前一直忙著拍片，沒機會和大家說話，這次來台北還要麻煩大家…」我還很清楚記得鞏俐舉杯表心意時的俐落模樣，那天她坐上車與大家話別時，還把臉貼在汽車玻璃窗上扮鬼臉，留下一個美麗的可愛記憶。
那麼知趣，那麼會逗笑的一個人，讓人很難與坎城時那位啥也不說，轉身就走「狠心人」聯想在一起，但是鞏俐的多變面貌就是這樣。
我在坎城見過三回鞏俐，三回都不一樣。
第一次是1988年，那年二月，鞏俐主演的「紅高粱」才剛在柏林影展得到了金熊獎，那是中國人第一次征服歐洲三大影展，得到首獎。
乍出名，但是並沒有幾個人知道這位中國女郎就是《紅高粱》的女主角，那一年，鞏俐可以穿著最簡便的衣服，不施胭脂，雜混在人群中跟著才剛嶄露頭角的張藝謀去欣賞各國名導演的新作。
沒有人知道她是誰，沒有找她簽名，沒有攝影機或照相機對著她拍，她只是一位走在坎城海灘上的平常中國女人。
那一年的鞏俐其實很害羞地，邀她談話，結果來的卻是張藝謀，鞏俐反而站得遠遠的，含笑聽著她的導演回答各式問題，誰也不知道那個還不太會應酬交際的害羞女郎，日後卻能將《霸王別姬》裡辛辣刁蠻的菊仙姑娘，和《西楚霸王》中心機深沈的呂雉，刻畫得栩栩如生。
第二次則是於1993年的五月在蔚藍海岸旁見到她，正在香港趕拍《唐伯虎點秋香》的鞏俐，只能來去匆匆參加《霸王別姬》的坎城首映禮，來回坐的是三十小時的飛機，卻也只能在法國待上三十小時，那分苦其實很難對外人說。因為如果她不來，別人會擴大渲染傳聞許久的陳凱歌和張藝謀的矛盾鬥爭，如果待得不夠久，別人也會嫌她不夠誠意，白累一場。做人做到這麼痛苦，無非就是因為她紅了。
第三度在坎城見到鞏俐才知道她有多紅。
那天適逢《活著》首映，我剛結束一次訪問，匆匆回旅館換了大禮服，趕到影展大會堂前，時間已經是到了即將開演的最後時刻，本來擔心是根本進不了場，不料耳朵卻先聽到很多老外在高叫：「鞏俐！鞏俐！」
回頭一看，原來自己剛好趕上《活著》的參展影人代表團的進場行列，葛福鴻一眼瞄到我，就把我拉進行進隊伍裡，反正都是中國人面孔，做事一板一眼的老法也不多堅持查問我究竟是影人還是記者，我就這樣有了尾隨鞏俐踩上紅地毯，分享紅星風光的機會。
如果說史塔龍或阿諾這類好萊塢巨星走上坎城紅地毯時，引發的是如雷的「暴動」，鞏俐的威力則可以此起彼落的「騷動」來形容，十年的記者生涯，採訪過近三十回重要的大小國際影展，我是頭一回聽到有那麼多的外國人叫得出中國影星的名字，而且首度看到有那麼多的純影迷，舉起他們手中的傻瓜相機，拍閃不停，那種急切，那分自然，証明的是他們對鞏俐的認識，絕對是由於看過她的作品，喜歡她這個明星，喜歡她這個人的結果。
當然，我也必需承認，穿著緊身絲質旗袍亮相的鞏俐，真的符合了古書中形容美女所說的：「該凸的凸，該凹的凹。」不管是男人或女人，誰都很難不把眼睛看直了。
成名的滋味如何呢？在等待揭曉的前夕，鞏俐悄悄告訴我她的感受：「中國人比較怪！」即使已是成名的偶像級人物了，鞏俐覺得她還是在國外比較自由些，為什麼呢? 「有些人就是奇怪，妳是大明星，沒錯，可是妳也得吃飯，買東西吧！」這個時候，就會有些心裡不平衡的人，故意不理她，也不把她當顧客看，故意擺臉色給鞏俐看，「真是莫名其妙，我是高高興興來吃飯，不知道為何他生氣了！」
我沒有細問鞏俐「莫名其妙」事件的發生原委，但是要比名人更高明一些，似乎是中國人根深蒂固的自卑─自大情意結。「中國人是最愛勾心鬥角的。」鞏俐感慨地說。
讓她興歎的原因之一是，《活著》最初剛完成時，曾在北京對文藝界人士辦了一場試片，看完後，反應很不錯，可是第二天起，電影局的官員就接到了不少匿名檢舉電話，而且是同一個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指《活著》是反動電影，一口咬定說：「如果這個片子可以通過的話，以後什麼片子都可以過了。」對於這種病態鬥爭現象，鞏俐診斷的病因是有太多的藝文界人士「我不好，可是我也看不得別人比我好！」
「好的，就是好的，大家都看得到，不是我硬說他好，就是好。」鞏俐感慨地說，「但是，不好，就是不好，也是沒辦法的事。只是這次不好，並不代表永遠都不好，很多事都是說不准的，藝術表演沒有永遠的事，大家都在努力往上走，總有一天會做出一點什麼的，不能說，看到你好了，我就打你！」
威尼斯摘后冠時，沒有人懷疑鞏俐對藝術奉獻犧牲的成就，坎城輪到葛優稱帝，那也是眾人稱道的自然結果，偏偏有人要盯著鞏俐問她沒得獎會不會難過，「看得別人好」的鞏俐碰到這種有些挑釁味道的問題，要她不發火，還真是件怪事呢。
身為中國市場的頂尖影星，鞏俐強調她沒有特別的心理壓力，特別是對別人指指點點的口語批評，鞏俐的反應是「我不會聽。別人的話不要聽嘛！」對於別人干預她的私生活，她的反應是「真不懂用心何在！」但是她不是頑固死硬派，「表演上的話，我會聽，可是生活上的事，對不起，我就是我，我不會管別人怎麼說的。」
話雖如此，她在表演上也不是很聽別人的意見，有自己的看法。
例如，她演出的港片《夢醒時分》、《唐伯虎點秋香》和《天山童姥》等，都是讓專家搖頭，觀眾也不喜歡的「爛」片（鞏俐自己都不諱言用這個情緒形容詞，形容自己的作品）。
鞏俐的解釋是演出那些港片「完全是對自己的放鬆」，演港片，她沒有壓力，明明知道戲不好，但是一點沒有演不動的壓力，反而覺得是一種難得的放鬆，譬如她就覺得周星馳的表演是在一種全然放鬆狀態下出現的表演，一般緊繃演戲的人是無法做到他那種表演方式的；譬如在大陸拍戲就從來沒有吊過鋼絲，到香港演戲，就嘗到被吊入高空的過癮感，飛來飛去，好玩極了，至於被人批評說她的表演方式與其他港星格格不入，她的解釋是「可能是因為我還不夠爛，但是我知道了，下次再演這種戲，我就要讓自己再爛一點」。而且她還強調如果還有更爛的戲，她也可能會接演，「因為花上一個半月，去嘗試一些完全不同的生活與表演，也是不錯的事。」鞏俐說。
演港片是不是可以拿更多的錢呢？鞏俐想了小半會兒，「不是唯一的原因，」這話答得很有學問，如果不是片酬高一些，誰會肯那樣拚死拚活去吊鋼絲，或者任人戲耍，演個傻瓜不像傻瓜，國色也不見了的笨秋香？但是若說就是為了錢的因素才接演港片，格局也未免太低了些，鞏俐選擇的是既不偏離人心事實，但是又可以讓人不挑剔的高明方式回答，這位可以在六年間從一位默默無聞的小演員，熬成全世界最知名的中國演員，豈是省油的燈？
坎城期間，我曾巧遇鞏俐等一行人去「血拚」，不過，實在說，想要「血拚」的人並不是她，而是第一次出洋，對浮華世界的花花色色都充滿好奇的葛優夫婦，鞏俐出國多次，見識多，容易動心的東西也有限，所以「出血」的機會不是很多，反而是充當購物嚮導的性質大一些。
「金錢對我而言，是夠用就好，反正生不帶來，死不帶去，要多了有什麼用？」鞏俐的不愛亂花錢，亂購物，葛福鴻是最佳見証人，今1994年坎城等揭曉前，兩位有錢女人就窩居在郊外旅館內，鞏俐啥也不想做，不是睡覺就是聊天，一點遊興都沒有，閒淡得可以，反而是把一心想看看法國風情的葛優，差點淡出鳥來，每天巴望著有記者來解放他，帶他出遊，「如果鞏俐真是購物狂，我們大概十幾個箱子都不夠裝的。」在尼斯機場，巧遇同機打道回港的葛福鴻和鞏俐，卻沒看到幾件行李，葛福鴻對於這位同伴的樸實無華，真是由衷讚美的。
錢對鞏俐而言，最實際的還是幫助家人改善生活環境，不管是父母，哥姐或家族中人，只要幫得上忙，鞏俐都是毫不吝惜的，鞏俐也說不上自己何以對家族中人特別情深，或許只能歸於血濃於水的直覺本性吧。
坎城期間，鞏俐就曾當著我的面三度落淚，根本關鍵都在於想起了父親，拍《活著》時，她曾允諾日後要拿著拷貝到床前放給父親看，沒想到卻爽了一個永世都不能彌補的約了。
「父親快五十歲時才生了我，我們叫做『老疙答』，所以他特別疼我，寵我、慣我，」接到父親過世消息時，鞏俐人在海外，家人體諒她的工作特性和海外作戰的艱苦，特別要她事情忙完後再回家，所以幾度掌聲響起時，她實在情不自禁就會想起再也不能和她分享光采的父親，而黯然，而泣下。
多次和鞏利聊天，她最不想談的人就是大夥最關心的張藝謀，「我們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就是那樣嘛，有什麼好談的？」從工作到相戀，她說不清自己是什麼時候動的心，反正兩人就很自然地走在一塊，拍過無數的片子，承受過無數的雨打風吹，未來是什麼，她不必多告訴別人，兩人的事，就放在兩人的心中吧。
《活著》在坎城獲得了評審團大獎，葛優也膺選影帝，勝利之夜，我特地側耳傾聽越洋報喜的鞏俐如何在電話裡叫張藝謀，但是她什麼也沒叫，一張嘴就開始轉播頒獎實況，是不是至親之人，都會自然省略掉親密的稱呼呢？
答案或許在各人的心中有不同的詮釋，我只知道，那個晚上的鞏俐，拿著電話筒的鞏俐是極其興奮地告訴張藝謀所有的得獎喜悅，再回想幾個小時前，那位讓鞏俐生氣的記者問題，我不禁要想，那個記者若能進得了鞏俐香閨，不曉得她還會再問怎麼樣的問題，對這位謎一樣的女人，問什麼話是都要小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