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電影，是傳遞訊息比較重要？還是帶歡樂給大家比較重要？
電影系教授耳提面命的重點，應該都是從創作的嚴肅高度出發，「文以載道」最是美麗，畢竟娛樂作品曇花一現，笑過了，多數人連回頭再看的慾望都沒有了，也就不值得再在學校殿堂上來繼續討論了。
但是學生不會長駐校園，還是得回到社會生活，創造賣座電影成為大家無可迴避的壓力。拍的電影會賺錢，就會有更多的工作機會，否則，即使藝術地位崇高，在籌募資金的過程中亦不是很順暢的，畢竟，將本求利是多數投資人的心聲。
多數電影導演碰到的壓力都是你的電影有沒有魅力？有藝術魅力，評價自是不凡；有票房魅力，直如搖錢樹，更是受歡迎。如果不能得兼，那就要量力而為，畢竟要站在藝術的高峰上，就要有忍受得住寂寞的本事；畢竟，要觀眾心甘情願掏錢看電影，絕對不是簡單的事，絕對不是抄抄公式就一定會成功的事。
俄國名導演安德烈．康查洛夫斯基（Andrei Konchalovsky）最近因為監製了以俄國文豪托爾斯泰晚年人生為背景的電影《為愛起程（The Last Station）》，，接受了英國衛報的採訪，提到了藝術與商業電影的兩種創作感受，滿有參考價值的。
他曾經追隨俄國大導演塔科夫斯基（Andrei Arsenyevich Tarkovsky），擔任過《安德烈．盧布列夫（Andrei Rublev）》的副導演，也曾經寫過一本名叫《第一天（The First Day ／Pervyy Dyen》的劇本給塔柯夫斯基，卻因為部份內容觸動蘇聯禁忌，拍到一半被迫腰斬，但是兩人情感甚濃，他對塔科夫基的評價是作品充滿哲思，有很多訊息要傳遞給觀眾，但是塔可夫斯基的作品至今能不能夠再像以往一般受到藝術觀眾青睞，他也坦承很難預料，畢竟時代不一樣了。不過，他年輕時絕對相信電影要有風格，要言之有物，直到後來他轉往美國工作，開始拍起大量商業電影，讓人很難相信他曾經是塔科夫斯基的信徒與夥伴。
他的回答明快有力：「有話要說，當然很好；帶給大家歡樂，也不錯。」從理想主義到務實主義，很難說誰對誰錯，亦無關變不變節，堅持創作理念的人，很好，請繼續；願意嘗試生命中的其他滋味，亦不錯，也不必羞愧，拍得出好看的電影才見功力，才是本事。
我是在1980年代美蘇冷戰末期才認識康查洛夫斯基，當時一位蘇聯導演投奔資本主義社會拍電影，本身就很有話題性（政治與藝術齊備），但是從《瑪莉亞的情人（Maria’s Lovers）》、《滅（Runaway Train）》、《害羞的人（Shy People）》、《超級拍檔（Homer And Eddie）》到《探戈與金錢（Tango & Cash）》，從娜塔莎．金斯基（Nastassja Kinski）、強．沃特（Jon Voight）、琥碧．戈德柏（Whoopi Goldberg）、芭芭拉．荷西（Barbara Hershey）、席維斯．史塔龍（Sylvester Stallon）到寇特．羅素（kurt Russel），當年好萊塢知名的一線男女明星幾乎都曾經和他合作過，結果呢，坦白說，看完電影時都有種失落感，完全感受不到他被片商吹捧為俄國第一才子的才情與功力，只像是一位工匠刀法熟練地雕成了一部作品而已。
告別了塔科夫斯基的藝術堅持，康查洛夫斯基全心浸泡在好萊塢奶水中，接受好萊塢的創意邏輯，但是多數電影的商業價值都未受票房肯定（《探戈與金錢》大概也是史塔龍黃金時期少數不賣座的電影之一，藝術性亦乏善可陳（《滅》還是黑澤明的劇本，《害羞的人》倒是替芭芭拉荷西掙到了一座坎城后座），他的好萊塢奮鬥史，其實只說明了一件事：即使想拍商業電影，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事！
出身俄國，我反而對他所拍的俄國背景故事比較有興趣，不管是《我在ＫＧＢ的日子（The Inner Circle）》那種周旋於史達林周遭的緊張人生，或者是描寫一位長相酷似摩納哥王妃葛莉絲．凱莉的女孩，從平民攀登富貴的煎熬歷程的《華麗人生（Glyanets／Gloss）》，有了俄羅斯的泥士香，感覺上他就自在得多，熟才能生巧，工匠人生的心血結晶其實說透露出很多生命訊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