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不拍電影，卻去開計程車？為什麼？就算真的去開計程車，還是能順便拍電影的，《計程人生（Taxi）》告訴世人：生命終於會找到出口的，藝術亦然。
不管國家怎麼打壓，伊朗導演潘納希（Jafar Panahi）就是有突圍的本事，他為什麼要守在一輛計程車裡拍出《計程人生（Taxi）》？藍色電影夢過去已經做了很多介紹，請參看過去寫過的的逮捕篇、聲援篇和對抗篇，今天要談的是電影成就。
伊朗政府嚴禁潘納希廿年內不能拍電影，嗯，用手機拍，算不算？用行車記錄器來拍攝，又算不算？法令有時盡（各國法令對「電影」的定義跟得上時代風潮嗎？），科技日日新，《計程人生》敢於用行車記錄器來拍電影，不但是科技的突圍，更是意志的勝利。
《計程人生》的劇情就是潘納希當計程車司機的一天生活，所有的人物事件都在車子內外發生，這是極其吻合古典希臘戲劇的「三一律（時間、地點和動作的一致）」精神，從車輛等待號誌變化要前進的第一個畫面開始，潘納希就試圖帶出一種「街頭實況」的寫實力量，至於最後的黑畫面，則是進入特務釘梢的「政治情境」，嘲諷有之，揶揄有之。整部電影有時真實，有時扮戲，有時指桑罵槐，有時哭笑不得，虛虛實實交雜混揉，吊足觀眾胃口。
《計程人生》的劇情其實簡單：有人上車，有人下車，車上的人說個不停，車外的人各有好戲，上上下下，進進出出，成就的就是伊朗首都德黑蘭的當代浮世繪。
首先是生猛的行車秩序。明明紅燈變綠燈了，行人照走，幹道車輛也視而未見，沒有三兩三，還是別開車；然後，有人招手就停車，有人拍車門，你也得讓人上車，至於在快車道停車讓人下車，大家也習焉不怪…這種街頭即景，多麼生猛！
其次，上車的真是路人？還是演員？最初的一男一女，就要不要槍斃偷車賊起了爭議，此情此景像極了台灣的廢死辯論：宵小猖狂，不殺雞哪能儆猴？但是，嚴刑峻法有讓治安更好嗎？看似陌生人的閒談爭辯，其實你就看見了，也聽見了導演對伊斯蘭基本教義的沉思。
不故弄玄虛，很快就拆穿司機的真實身份，則是潘納希的相信的「真實」魔法。
「哪有司機不知道醫院在哪兒？喂，你不是真的計程車司機吧？」第一位乘客負責揭穿潘納希的司機身份，第三位賣黑市影碟的乘客則負責挑明：「剛才那對男女，不是一般路人吧，他們是演員吧？」甚至他的朋友還要潘納希直接推荐究竟買哪幾張必看經典……在鏡頭前露臉的每個人，不管是素人或是演員，只要說真話，說人話，就得著了澎湃原力，連帶也更添對白的可信度，讓不能碰觸的政治禁忌，都在大家心領神會的眼神中，有了心照不宣的趣味與力道。
全片的戲劇高潮在於全身是血的車禍傷者上了車，他會高喊著要借手機錄影，留下遺囑，以免妻子分不到遺產，甚至還會斥罵妻子哭小聲點，以免蓋掉錄影音量，這段插曲，帶出了全片的第二主軸：婦女現況。而且餘波盪漾，首先是這位妻子急著要取得錄影檔案（今天沒事了，誰曉得明後天會如何呢？），她的焦慮與急切，就是捍衛婦權的具體明證。
其次則是潘納希的小侄女上車後唸出學校老師交代的拍片需知：不准摘掉婦女頭巾、男女不能有肌膚接觸……匪夷所思的戒律或者法律，不也具體而微完成了伊朗婦女的當代塑像？
當然，曾經援救潘納希的女律師如今只能賣花了（如同導演只能開起計程車了），都是政治迫害的鐵證，差別在於潘納希只有含笑呈現，不破口罵，也不大聲怨，一如他的寬厚笑容，那種隨遇而安的豁達，才是最有力的對抗（我們為什麼要被別人規畫的劇本下演出呢？）。
當然，潘納希的最後反擊也是極其有力的。車子停在路邊，然後來了輛摩托車，駕駛座在把風，身後的那人下車後走向計程車，先是打破車窗，既而要來偷行車記錄器（你不會忘記一開始時，那位演員批判的：該槍斃的小偷！），然後畫面黑了，只聽到有人開罵：「怎麼沒有記憶卡？」有人接話說：「算了，快走，下次再說。」
看不見的黑，能夠遮掉多少政治的黑？《計程人生》的結尾就是「一鎚定音」的最佳示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