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歷史說得有趣，是電影創作的重要魔法，《西洋鏡》只做到了翻譯。
中國導演胡安執導的《西洋鏡》是一部「無中生有」的電影。
2005年海峽兩岸的影人都曾有不同活動慶祝華人自拍電影一百年，因為電影史學家程季樺在「中國電影發展史」記載華人開始拍電影的年代就比西洋人晚了十年，第一部自己拍攝的電影是1905年由京劇老生譚鑫培演出的《定軍山》。
程季樺在「中國電影發展史」上用七百字描寫了「豐泰照相館」
老闆任景豐和技師劉仲倫拍攝中國第一部電影「定軍山」的過程；另外用七十字記載了慈禧太后過壽，在宮中觀看英國大使館賀壽電影不慎起火的故事。
另外，資深電影編導程步高在1983年出版的《影壇憶舊》中談到《定軍山》的拍攝過程時也指出，「是無聲片，故唱功場面均刪，只抽《請纓》、《舞刀》、《交鋒》等幾個舞蹈武功動作場面…這是中國攝製的第一部影片，亦是中國最早的一部京戲紀錄片。」
其實，中國人到底什麼時候開始拍電影的？文字史料都是殘缺不全的，光憑這麼單薄的幾百字就要轉化成九十分鐘有血有肉的電影，的確需要高超的想像力，這也是《西洋鏡》最大的成就。
史實重現可以透過舊藉查訪的血汗功夫來營建骨架，但是添加戲劇血肉則要靠才華。任景豐、劉仲倫和京劇泰斗譚鑫培都是歷史人物，拍出他們的生平往事不難，難的是如何編織出他們之間的互動關係，串連出他們的矛盾情感與信任義氣，推衍出精彩多變的戲劇衝突，就考驗著編導的功力。
胡安的拍片動機是要紀念華人電影問世一百年，所以史實趣味就成了電影的重心所在，他一方面試圖從古典的放映器材上重建人們從皮影、走馬燈一路研發到無聲電 影的影像發展史，另一方面則從劇場效果上重建保守年代中，凡夫俗子驚見電影時的譁然與騷動。《西洋鏡》的考據功夫下得不少，但是創作才情上只見皮相，不見 精髓，只見電影史的文字複製，不見影像新意。
導演或許是想「淺出」，拍出一部雅俗共賞的電影史入門作品，卻忘記了創意的真正源頭在於「深入」，以致於我們只看到百年前的北京人乍看到盧米埃所拍的早期 電影中的火車進站時，人們驚惶失措的醜態，只看到人們眼看洋人默片、耳聽「藍色多瑙河」，身體便會隨著華爾滋旋律舞動的忘我神態（這些都是中外電影史文獻 上常看到的描寫片段，胡安只是用影像來複製文字），卻很難就人像攝影如何從東方傳統迷信的「奪魂攝魄」文化意識型態，跳脫轉進到美學認同的生活要件，做更 深層的文化解析與意識型態解剖。
例如，既然一般市井小民乍見西洋影戲會嚇得屁滾尿流，同時代的譚鑫培、慈禧和李蓮英何以西洋新玩意沒有任何情緒反應，說拍照就拍照，莫名其妙就做了文化先 鋒，他們究竟有過什麼心理轉折和衝撞，書上既沒寫，電影也沒拍出來，一切就好像天工造物，草莽天成，天何言哉？問題是天既無言，那又何必拍電影呢？《西洋 鏡》的劇本忠於史實，卻少了人心轉折，以致於處處捉襟見肘，無處著力，顯見創作者的觀察與省思太弱，困扼了電影格局。
比較有趣的觀點是任景豐、劉仲倫都是卑微男子，一個靠有錢太太供養照相館，一個等著嫁給有錢寡婦，陰盛陽衰恰是清末民初國力不振的「性勢」象徵；「奇技淫 巧」卒能有成，也未能扭轉世人對於戲子藝人的嗆俗定見，則是士大夫身段的文化流毒，「西洋鏡」倒是忠實照射出中華文化的傲慢盲點。
本片唯一感人，也唯一可取的就是劉仲倫帶著洋人梭巡北京城，紀錄浮生百相，登上長城，見証山河歲月的中國電影攝製工程，我們很難確認這些舊影片資料從何而 來（是舊片重現？還是新拍之後故意彷舊？），然而胡安明明白白地指出百年前的北京模樣，千年的長城礫瓦，全都可以因為影像寫真得能鮮活長存，這就是電影的 香火傳遞功能，《西洋鏡》能在劇終前浮現輻射出這種影像文明的傳衍意涵，總算保住了本片的觀賞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