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可娃:糖害與豪放女

前幾天的頭版新聞,引述哈佛大學公共衛生研究團隊報告指出,常喝含糖飲料者死於心血管疾病的風險極高,女性早逝風險更超過男性的兩倍。

然而,捷克女導演楚可娃(Andrea Culková)早在2014年就拍出了《那甜得要命的憂愁(Sugar Blues)》,喊出了「吃糖就像吸菸,糖就是毒品」的驚人口號。楚可娃是今年嘉義國際藝術紀錄影展的焦點導演,一口氣展出她的四部紀錄片,從女性纖細感性出發的議題探索,透過辯駁與採訪實證得到理性結論,從選材到表現方式,她所探索的女性愁與愛都有值得玩味之處。

《Sugar Blues》的攝製動念起因是她在懷孕時確診患有妊娠糖尿病,為了自己,更為了肚裡的胎兒,這位傷心的女性與憤怒的母親多方求醫,也開始追查糖的真相,透過專業醫生的解說,糖之為害,並不在於糖的本身,而是人們容易在大腦的獎賞機制,在胰島素的過分作用下,對糖產生了過多期待,吃進了太多的糖,糖和酒精與菸品一般,都會讓人成癮,導致細胞老化,或者高血壓等心血管疾病。

糖害議題近年來陸續得到醫學團隊的研究證實,楚可娃進一步追查糖產業的運作實況下,更發現糖商品太過誘人,商機無限,即使自己也因而罹患糖尿病,仍然繼續開發含糖產品,認真面對糖害。然而,《Sugar Blues》最不凡的筆觸是楚可娃不惜拍出自己大腹便便,卻得飽嘗糖害煎熬的模樣,她不是自戀,而是有切身之痛,更能掌握感同身受的糖害悲情,毫不忌諱,更不避嫌地就從自身與母親的主觀感受出發,大剌剌追問及追擊糖害諸病,那種急著想要知道真相,不甘心被糖給耽誤今生,並且禍延子孫的人母心情,她追出的真相,也就更能引發共鳴。

楚可娃不只是一位紀錄片導演,用斜槓來介紹她的經歷及成就,至少還可以加上教育家/藝術家/時事評論/女性主義者等頭銜,她最得意的創作理念就是:「我沒有挑揀議題,而是議題自己來找我。」《Sugar Blues》出自為人母的憂焦,《利絲佛萊:藝術無界(Lise Forell:Sem Frontieraa)》則始自現場驚豔的心靈撼動:就在一次參訪巴西的旅程中,她目擊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太婆在舞池中擁著一位俊俏黑人瀟灑自在地跳著舞,她的神采、年齡差距和膚色種族的差異吸引了楚可娃的目光,因此追出了這位和她同樣來自捷克的老太太竟然是巴西著名的畫家。

身體的解放,讓女性得著了自由;創作的鬆綁,則讓藝術擁了自主飛翔的靈魂,楚可娃選擇了繪畫世界不可或缺的「畫框」做為畫龍點睛的一筆,畫框的傳統角色是烘托畫作,不能喧賓奪主,有畫框為界,畫作就能讓觀者的目光與神思自由出入迴旋。

然而挑揀畫框只是這位高齡畫家利絲顯示畫家身分,自報山門的起手式,接下來,她拿著空蕩蕩的畫框框著自己,成就了一幅立體的自畫像,又要求家人逐一拿起框架,走進框中,觀眾因此得能見到她的家族中有黑有白的混血成分,再聽見她對血緣的評論:「這個兒子很會賺錢,卻捨不得花,希望他們的孩子不要像他們這般小器。」俗人用相片留存家族記憶,老畫家卻是用畫框完成她的家族素描。

然而,楚可娃的畫框論述卻另外還有兩個層次,她先要利絲走到海邊,拿起木棍,隨手在沙灘上畫出了一個方形框,然後大浪來襲,方框就此毀於一浪,隨後走過沙灘的路人,無人知曉此處原本有她的沙畫。她怕大家沒看懂,接著又把那只空畫框,透過堆沙方式立放在沙灘上,不管是有鴿子走過,或者滾動海浪做背景,出現框中的都是立體動態的景物,不再是往常的二維平面,可是一陣大浪襲來,畫框倒了,碎裂入海……這一連串的畫框意象不就在說世人先在框架上熟悉紀律,最後唯有甩脫框架限制,才能得著自由。

利絲是出身捷克的德裔猶太人,為了逃避納粹,只能亡命天涯,但她很想得開:「既然世界要毀滅了,就趕快談戀愛吧。」偏偏有了肌膚之親的第一個男人也嫌憎她的猶太血統,氣得她想盡辦法讓男方終究還是娶了她,「然後,我就離開了他。」

利絲就是這麼敢愛敢恨,畫作中不時會凸顯女性的器官,「因為遮起來反而更奇怪」,她也愛用鮮豔色彩及構圖畫出把握當下、及時行樂的人生理念。即使子女成群,卻不時和二、三十歲的小男生談戀愛,她的名言是:「愛情可能消失,一旦消失了,就得放手,不能像舊衣服一樣一直留著。我是孩子的母親,我有能力養育他們,但是我的私生活不關他們的事。」這位受不了氣虛老男人的畫家,七老八十了依舊迷戀牛奶加檸檬的美容術,

盼能洗淡臉上的雀斑,也坦承如果家裡沒有女傭打理大小瑣事,她就沒空也沒心作畫,她用自己的生命實踐了「人生也是藝術創作的一種」理念。

已經辦了五年的嘉義國際藝術紀錄影展是台灣很敢挑戰禁忌的影展,雖然映演環境不盡理想,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但因選片怪奇,兼具了激進又尖銳的敏感議題,加上藝術與紀錄的雙向運作軌跡,讓人得以瞧見另類電影的展演可能,屬於不會空手而回的特色影展。

幸福綠皮書:舉重若輕

電影不能改變世界,但能改變人心。看完一部電影後,世界不會就此變得更好,然而電影勾畫的願景,卻可能成為你願意去追尋的目標。

本屆奧斯卡在爭議聲中落幕,有人嫌拿下最佳影片的《幸福綠皮書》「淡化」也「美化」了美國的黑白種族問題,白人霸凌黑人的現況其實慘烈百倍,所以很多黑人導演對這種給獎結果嗤之以鼻,然而《幸福綠皮書》傳達的大和解訊息,未必真的政治正確,卻是很多人的私心祈願。

《幸福綠皮書》遇到各界放大鏡的檢視與批判,或許和兼任編導的Peter Farrelly採用點到為止,不多做批判的輕喜劇風格有關。因為,明明議題如此悲情,何以卻處理得如此輕快?殊不知「舉重若輕」原本就不應是原罪,而是「知易行難」,沒有三兩三,根本做不來的藝術化境。

Peter Farrelly信奉與採行的是19世紀盛行一時的「佳構劇(pièce bien faite)」理念:布局綿密,首尾呼應,極盡巧思;對白機智雋永;關鍵時刻也會蹦出旋乾轉坤的解決方案。更重要的是,佳構劇「讓觀眾哭、讓觀眾笑,讓觀眾等下去」的撩撥與懸念元素,無一或缺。


另外,他也採用了公路電影的公式來帶出故事:旅程過後,主角心性必有體悟,傲慢必然馴服,偏見必然修正。Peter Farrelly接下來再採用「顛覆」、「對比」和「意外」三招,在可看性極高的情節誘引下逐步進入核心議題。

所謂顛覆,就是挑戰傳統。

黑人曾經世代為奴,所以美國都建國快兩百年了才爭到投票權,長久以來白人尊貴、黑人卑賤,白人有經濟優勢,黑人常居文明弱勢。然而《幸福綠皮書》卻是黑人老闆請白人開車當司機,還要保鑣兼管家,權力與位階的改變,就是很有劇場效果的前提設定,隨之而來的黑白互動,不管是主從關係,人生價值的辯論,都能開拓觀賞視野。

對比則是趣味源泉。全片的對比手法又分為三個層次,各有巧趣。

首先,白人司機「大嘴東尼」(由Viggo Mortensen飾演)是看見黑人用了家裡的杯子喝水,就乾脆丟進垃圾桶的人,說好聽是他有潔癖,其實就是偏見與歧視。

然而,為了掙錢養家,他得屈居下座,仰視「薛利醫生」,面對「要你為黑人工作有問題嗎?」的質疑,也得委屈將就,這就是「形勢比人強」的「現實」。


這個「黑尊白卑」的現實卻只存在他們的車子裡,一路南行的旅程中,不管是要尊為上賓的演奏家就近到野外上廁所、成衣店不准黑人試穿西裝外套,或者你可以在餐廳中表演,卻不能在此用餐,甚至主人只能住進綠皮書中的旅館,司機等級卻高級許多的「現實」,都是一把把真實的利刃戳破了黑人神話。

其次,「醫生」一心追求文明,精熟白人世界的禮儀規範,談吐文雅、穿著高貴,彈起琴來瀟灑自在,但是就算有錢的白人願意花錢聽他彈琴,他也覺得自己很有氣質,但一下台就打回原形,他依舊只是個黑鬼而已!

反而是「大嘴」快樂地做「真人」,他有著俗人的通病:不愛扣上衣胸扣,菸癮奇大,開車時眼睛不愛看路,還滿口粗話,卻很能享受手抓炸雞,還快樂吸吮手指的本色樂趣,眼看著醫生主人受委屈,會嚷著說「他們如果趕我到外面上廁所,我會尿在他們的客廳裡」的大嘴,最後會出拳打警察,也就一點都不意外了。


是的,再怎麼用文明或文化來「包裝」,白人還是瞧不起黑人;白人可以快意恩仇,黑人卻是動輒得咎,醫生有錢請白人司機,卻無力改變歧視現況,但也唯有在這個節骨眼上,醫生才夠格斥責大嘴小不忍則亂大謀,脫口說出「訴諸暴力絕對贏不了,要贏唯有保持尊嚴,尊嚴能夠戰勝一切」的生存哲學,又即時展示「靠著打電話給司法部長的關說才能脫困,其實是『人渣』」的人格高度。大嘴沒得還嘴,只能自嘲說:「靠,我比你還黑!」這種反諷手法既悲情又悲壯。

《幸福綠皮書》的契約精神是要大嘴確保醫生跑完全程,若有閃失,酬勞打折,從「利害關係」出發的黑白關係,卻在「九局下半」的最後一站演出「情義相挺」又兼顧「人性尊嚴」的大暴走,讓雕琢得太過用力的「佳構劇」得能大逆轉,既釋放出一路積壓的委屈,又讓原本以為只要彈好蕭邦,就能討好白人的醫生得能稱心快意地在族人面前彈唱自己的歌,嘗到了他一直享受不到的「本色」滋味,人生不再唯利是圖,自然就雲破見月了。


至於寫信情節,則是最浪漫的對比書寫。大嘴白字連篇,流水帳的白目家書,說明了白人只是膚色白,文盲老粗多的是,醫生教會他用文學比方寫信,固然是黑人比白人有學識有教養的表徵,但是東尼找到訣竅,用自己的風格寫信,成為親友口中的莎士比亞,不也是讓人會心一笑的文明進化?至於全片最後一句對白,大嘴的妻子對著醫生說:「謝謝你幫他寫信!」丈夫的能耐,枕邊人最清楚,一句感謝話,多少真情意,這才是畫龍點睛的犀利一筆。

公權力對黑人的霸凌,一直是黑人族群心中的痛,《幸福綠皮書》中出現了四回警察,不論是放話找碴、言語挑釁或者色厲內荏地奉命放人,都符合了黑人心目中的警察刻板印象,偏偏最後卻在風雪夜中出現了一位善心警官…哪一種的警察描寫才合乎真實呢?從寫實轉到祈願,《幸福綠皮書》釋放的和解訊息,未必符合黑人看待的轉型正義,卻是平凡又實在的人性祈願:因為了解才會尊重,學會尊重就有了尊嚴。

青春在台灣:逐夢紀錄

問:《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去年一路從台北電影節到金馬獎都拿下了最佳紀錄片,有關太陽花學運的紀錄片不計其數,唯獨妳的作品一再得獎,或許是因為妳早在太陽花之前就開始追蹤學運領袖陳為廷、蔡博藝,因為他們倆對妳的信任,妳得以近距離陪伴及拍攝他們,有累積,才看得到他們的成長,也才放心讓妳拍下獨家內幕。尤其陳為廷被下封口令時,他還是只對著妳的鏡頭講貼心話,讓這部紀錄片取得與眾不同的角度與觀點

不容易的是,妳不但拍到學運領袖在黑暗時刻的煎熬壓力,也讓大家看到身為創作者的脆弱與失落面,多數關於社會運動的紀錄片聚焦在運動的光華一面,妳卻讓大家看到運動背後的脆弱,這種論述,可以說是身為一種既私密卻又誠懇的分享。但這一切又緊扣著片名:《我們的青春,在台灣》,片名揭露兩個重點,一為青春,二為台灣,告訴我們這樣命名的考量吧?

答:電影中這位來自中國的交換學生蔡博藝,曾寫過一本書《我在臺灣,我正青春》,內容是她來台灣求學的觀察與省思,我覺得這標題很好,很契合蔡博藝本人及她所做的事,正因為她還年輕青春,仍抱有好奇心,也像個海綿一樣,可以吸收許多新的想法,這部片在講的也是拍攝者與被攝者的青春,剪接完成後,我問蔡博藝,這部紀錄片已經不只是在講妳跟陳為廷的青春,而是變成我們的青春了,她也覺得《我們的青春,在台灣》片名不錯,因為這就是屬於我們的青春,這是記錄我們一段成長過程的電影。


片名要有「台灣」是我的堅持,我對於身分認同曾有個追尋的過程,嚴格來說我是東南亞華僑的第二代(爸爸是馬來西亞華僑,媽媽是印尼華僑),追尋多年後,我認同自己就是一個台灣人,我希望我們生活的地方、國家、環境可以更好,明明我只是個平凡人,但卻希望台灣可以突破國際外交與經濟的困境,甚至讓世界更多人關注到台灣的處境,所以我在片名裡要放進台灣,如果這部片將來能在國外映演,觀眾都能從片名裡知道這部片講的是台灣的人與事。

問:妳從2011年就開始記錄陳為廷、蔡博藝,投入的時間及交心程度都是他人無法相比的,這彷彿就是妳的天命,你們的互動也很誠懇動人,談談妳跟對方如何交心?

答:我跟他們有很奇妙的緣分,有時候覺得拍他們好像真的是我的命。至於誠實跟質感,我想這也是我唯一會做的部分,我們能夠交心,也許很大的原因是長久以來,他們能感覺到我是真的在意他們,也在意他們做的事,我覺得他們應該有從我的鏡位關注中感受到一些愛。拍攝期間,三方會有奇妙的拉鋸,像是陳為廷偶爾會唸說為什麼我都去拍蔡、不拍他;當我長時間跟拍陳後,蔡又會覺得失落,頓時讓我覺得自己有點像不能偏心的媽媽耶,有很多的信任,甚至有一些依賴,我們早就不是單純的拍攝者與被攝者的關係。


問:這部紀錄片裡,導演也成為其中的一個角色,妳個人的涉入與曝光,讓導演的身影和觀點也佔有重要位子,不再是從旁記錄而已,妳怎麼看把自己放入紀錄片裡的書寫美學?

答:我本來並不想這麼做。這部片我總共剪過12個版本,第一個版本剪了200分鐘,當時我處於很低潮沮喪的狀態,只是用一種交差的心態完成標案需要初剪版本,然而拿給沈可尚導演看時,他說很精采,但看不出來究竟這部片想表達什麼,而妳在那兒呢?妳的體悟是什麼?他建議我加入旁白。

那時,我有點受挫,因為我認為優秀的紀錄片就該像沈導拿下台北電影節百萬首獎的《築巢人》,用鏡頭就說出千言萬語,沈導那時給我建議,影片裡都是過去的事情了,建議我回頭再找陳、蔡兩人聊聊現在,但我不想乾聊,於是我又剪了100分鐘的第二版,請他們來看看過去的自己,這一次的拍攝中,我失態地哭了,很失控,很糗,但很誠實,於是在第三個版本時,就加入了自己哭泣的部分。最後再慢慢調整成最後的樣貌。

把自己放入片裡,周遭朋友都反對,連我先生也不確定究竟好不好,但沈導很支持,也鼓勵我相信直覺,完成有個人現身的紀錄片。

問:太陽花學運是這部電影的關鍵核心,妳不但從他們還是沒沒無聞的學生就開始記錄,也拍到了後來陳為廷因往事曝光,無法再從事政治競選後的當下反應,及蔡博藝的父母看著女兒來台求學卻積極參與各項社會運動時,既期待又失落的感覺,那種五味雜陳的青春滋味很動人,但妳本人拍攝這部片時,又「得到」或「失去」了什麼?

答:在這段時間,「得到」與「失去」是不停波動的,但我認為,「得到」仍大於「失去」。

我的鏡頭分別從2011年就跟著陳為廷、蔡博藝兩人,從反國光石化、華隆罷工、反媒體壟斷、反對大埔強拆等社運一路走來,直到太陽花學運攻佔了立法院後,我才發現我拍攝的對象,是這場牽動台灣社會發展的核心人物,至少有50萬人參與了太陽花,居中的約有萬人,但陳為廷他們則是核心中的核心,那時我能在最核心的位子記錄著決策實況,再轉身看著外面的49萬大眾,確實,一度心中曾經油生一股優越感,但拍到最後,我才明白,我也只是那平凡的49萬人之一罷了,我也只是把期待改變社會的心投注在運動上的49萬分之一。

我曾熱血,相信投身社會運動有可能改變社會,但目擊運動始末,了解很多現實侷限,例如佔領立法院期間,原本要求透明、公開的學運青年所成立的小政府裡,也無法做到徹底公開透明,所以當時場內有太陽花,場外則有大腸花的批判聲浪,這些期待與失落,或多或少就是所謂的「運動傷害」。


學運告一段落後,這兩位主角不再站在社運前線,我拍著他們從風頭高處漸漸墜落,我也陷入極度的低潮,我懷疑自己就算拍到了陳為廷與蔡博藝的失敗,對社會、對我自身到底有什麼意義?

拍攝後期,我一度覺得一切都不可能了,也失去了拍攝熱情,但為了結案,又不能不繼續做,重新審視著這些年拍下的素材,好像都沒了意義,在沮喪低潮裡,我找來陳為廷和蔡博藝,打上燈,請他們看我初剪的毛片,想做一場正式的訪問,但那時他們沒哭,我卻哭了,我為自己曾經的奮鬥哭泣,也為自己曾有的雄心壯志,也為我們一起有過的理想哭泣。這次哭泣是個轉捩點,我發現自己會哭成那樣,是源自於對社會運動的單相思。

問:很少人像妳這樣面對太陽花帶來的「運動傷害」,但是太陽花從2014年到如今,已經快滿5年,這部《我們的青春,在台灣》選在4月10日公映, 5年前佔據立法院的太陽花學運學生在這一天,走出立院、結束了24天的抗爭,妳選擇走出來的這天而非攻佔立院的3月18日做首映,為什麼?妳期待大家如何重新審視或者面對這些一直沒能結疤的歷史傷口?

答:選擇4月10日這一天,並非是紀念這段歲月的結束,我認為抗議學生們從立院走出的那一天,正是「為什麼我們會變成今天這樣」的關鍵,那天就這樣走了出來,很多爭議都無法解決,在很多人身心留下大小程度的傷口,所以台灣成了今天這樣。

太陽花對當時的年輕人來說,就像一個政治上的啟蒙,很多人期待透過這麼浩大的社會運動,可以改變所有認為不公不義的事情,這股能量影響了2014年的九合一大選與2016年的總統大選,許多社運人士投入選舉,企圖在政府體制內改革,政黨輪替了,運動的能量慢慢減低,這股期待又從國民黨轉往民進黨,但當人們了解到社運並無法立即改變一切時,失望感開始瀰漫。

當初參與的學生出了社會,少了時間去關心政治事務,甚至發現自己逐漸變成過去並不喜歡的大人模樣,去年九合一大選的結果,透露著一切都不可能有所改變的訊息,讓年輕人的失落感更加濃烈。

在學運期間,場內、外有各種不同的聲音,我好像都能理解,當時我只覺得:「民主好難喔,大家各有各的難處,到底怎麼樣才比較好?」但我想要強調的並非是因為民主很難,所以我們就不要施行民主了,而是唯有我們意識到民主的侷限,才有可能使它變得更好,讓我們的民主更成長。

問:《我們的青春,在台灣》獲得去年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也將代表台灣競逐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妳希望透過這部電影讓更多世人知道台灣的困境,現在這部片被世界看見的機會出現了,是否有什麼計畫讓這部片走向世界?

答:目前正規劃群眾募資(http://bit.ly/2U4eEXO ),定下4個階段,目標400萬元,盼能一鼓作氣從首映到前進奧斯卡,讓這部片有機會可以在世界各地放送映演。坦白說,雖然能代表台灣競逐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但也只是一張門票,每年要面對至少兩百部以上的優秀紀錄片,擁有投票權的美國影藝學院會員更達6000人,我只是個鄉巴佬,還不知道怎麼讓這些人看到我的電影,我請益過魏德聖與宋欣穎導演,他們建議我找專業公關來處理,但台灣真的很邊緣,願意接案的不多,開出的價碼更不低,前輩們鼓勵我這些錢該花,因為這是在播種,一旦種子開花,就有更多人知道台灣的處境以及台灣的聲音。


問:2018年金馬獎妳在台上的發言如此艱難,卻又真誠,妳的韌性與勇氣贏得好多人的讚譽,但也立刻面對排山倒海而來的政治壓力,甚至各種怪罪與謾罵,談談那段時光吧,妳怎麼走過來的?

答:我的感言其實是在去年7月就準備好的,當時我先在台北電影節拿到最佳紀錄片獎,很有機會拿下百萬首獎,於是就沒先唸這篇稿子,但是最後得獎的是《幸福路上》,沒機會再唸稿,後來再入圍金馬獎,又燃起了希望,心想真能得獎就要唸出我的心聲。

我坐在典禮台下,只怕背不全這篇稿子,又不想拿小抄上台,最後聽到我得獎時,腦袋根本是一片空白,緊張歸緊張,最後終究說出了:「希望有一天我們的國家可以被當成一個真正獨立的個體來看待,這是我身為台灣人最大的願望。」

事後,打開臉書,讀到負面批評甚至惡意的詛咒,但我知道除了網軍外,許多人只是需要一個情緒發洩的出口,那就拿我當出氣口吧,因為如果不給他們當出口,這些負面的能量或許就會轉向傷害到不該傷害的人。但我更感謝那些支持我的聲音,讓我可以在那樣的狀態下撐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