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克爾克大行動:背影

破題,是最關鍵的書寫。

電影的第一個畫面是軍士的背影。

六個敗戰的軍士,垂頭喪氣,走在杳無人煙的街上,急著找水喝、找菸抽的疲累背影。

電影的第一個聲音是掛錶的滴答聲,有如心跳擺盪。

小鎮房舍林立,卻不見人影。不尋常的空曠氣息,隨即被一聲槍響破壞了。

快跑逃命!鏡頭依舊追著拍他們倉皇前奔的背影,前頭有木籬笆,翻過去,或許就可以躲過致命的槍襲,槍聲一聲接一聲,只有兩個人跑到了籬笆邊。只有一個人翻了過去。槍聲依舊呼嘯,子彈在木籬笆上留下一個接一個的孔痕……

過去的戰爭電影歌頌英雄,標榜戰功,要你看見的總是主角正面,或衝鋒、或陷陣,一張張沾滿污泥、迷彩或者汗濕的臉龐,閃耀著求勝的銳利眼神;《敦克爾克大行動(Dunkirk)》的背影起手式,正是導演克里斯多夫.諾蘭(Christopher Nolan)的美學選擇,明白指出這是一部描寫敗戰,急著撤離,渴望回家的戰爭片,與其說「大行動」,毋寧說是「大撤退」(或者如國民黨愛用的「大轉進」)。

這位叫不出名字的倖存戰士,有幸踏上海灘,觸目盡是列隊等著上船的人龍(同樣也是背影),然後,有敵機空襲,天降落彈,還有機槍掃射,倒地的軍士,炸飛的軍士,行路難,回家難……背影,依舊是視覺主體,由一人變成了萬人;滴答聲,換成了低鳴的警報聲,逐步蔓延暈染,不安等級何止倍增?滿到溢堤的配樂聲響,把戰士的焦慮拱上了最高點。

敵機飛離,人龍再度成列,要回家,就得排隊。家就在海的對岸,觸目,卻不可及。木板浮橋上擠滿了候船登船的軍士,船卻不知何時才到,更不知擠不擠得上,聰明的軍士扛起擔架,運送著受傷的夥伴,順利穿越人龍上了船,卻又被長官攆了下船。誰不想回家?但不能投機。

軍士終究要謝謝長官,因為上了船不代表就能回家。敵機又回頭了,落彈如雨,船翻覆了,不跳船,小命就難保,落海後,有人遭艦體擠壓,有人拚死遊回岸邊…..幸運泅上運兵船的人,好不容易喝到熱湯,吃到果醬吐司,敵機卻又臨空,船又中彈傾覆,軍士只能繼續跳海,繼續逃生……

逃生的背影,確為諾蘭的主要敘事線。但是,歷史註記著曾有八百多艘的大小船隻參與了這場大撤退,百船齊發,要穿越英吉利海峽帶自家孩子回家。這種正面/正向的線條,恰好與背影美學形成強烈對比,黯淡與希望,救人與被救,《敦克爾克大行動》寫下的相對動線,就讓這場敗戰,得著了「留得青山在」的勝戰種子。

畫面確實動人,然而,諾蘭最大的挑戰與挫敗則在於他刻意標榜的三層敘事時間軸:「撤離一週,海上一天,空中一小時。」

大撤退歷時九天,海岸線長達五十公里,卅四萬人的撤離故事確實只能擇其精華論述,一小時太緊湊,一天太漫長,更別說一週了。諾蘭要在一百分鐘內說好這個故事,就算他標示出三層折疊時空,要以非線性的敘事自由來去,許可他在日光或夜景時空中任意跳接,然而,觀眾終究還是只能在線性時空中看完這則故事,非線性資訊遇上線性接收器,終究只能訴諸線性理解,其實是無可奈何的框架。

換言之,時空再怎麼標示分明,故事終究還是得順著時間軸線排列,劇情越是不規則跳動,越容易亂成一團,空戰變得漫長,海撤則讓人喘不過氣來。敘事革命顯然並不成功。

《敦克爾克大行動》的飛官一直掛念著油箱油料,眼看兵敗如山倒,眼見同胞盡是血,毅然決定不再返航,要肅清空域,戰至油料殆盡,靠著最後一口氣,滑過歡呼軍士的頭頂,落入敵軍沙灘,再縱火焚機,不留丁點資材以資敵,飛官的身影,毋寧是全片最有英雄氣質的戰鬥場景了。

然而,敗軍之將,豈可言勇?英國首相邱吉爾在大撤退之後曾經慷慨陳詞,《敦克爾克大行動》卻不讓他亮相,只透過歸鄉男兒讀報,念出他那番「永不投降,戰到最後」的宣言,不讓邱吉爾露臉,收割戰功,只讓他窩在報紙上的一個角落裡,這諾蘭不想煽情,卻也不讓歷史等閒過的寫史策略了。

蔡明亮:家住蘭若寺

2017年七月,台北高溫37.2度,走在大香山的山路上,暑熱逼人,我想起了自己1984年開始採訪新聞的人生往事。

那一年,高溫類似,我坐上飛機飛往澎湖馬公,再轉船到望安,要去採訪曾壯祥導演執導的《殺夫》,身上的T恤很快就汗溼了,褲管緊纏著大腿,極黏極不自在。看著白鷹和夏文汐在磚瓦農舍中拍戲,大家似乎全身都在淌汗。

《殺夫》的副導演焦雄屏就斜倚在門板前,和我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電影細節,反而是曾壯祥一直很沉默。

33年過去了,因為工作調整,我負責主編文化週報,要求自己若有相關採訪,盡量都能去一下現場,希望有現場觀察,能讓這個週報能夠更符合我要的那個味道。

於是,我走回了33年前走過的那條採訪路。

但是,我走得更有信心,腳步亦更堅定了。

做了一輩子文人,能再執筆寫作,天底下最幸福的事了。

那一天,動念要採訪蔡明亮。

1985年的初秋,接到阿亮的電話,開始了我們的互動情誼;2017年的夏天,換成我打電話給阿亮:「聊聊你的蘭若寺吧!」阿亮立刻就說好。

於是,頂著驕陽,來到大香山,帶去的冰鎮氣泡水,幾乎都被我給喝光了。汗的感覺再度湧現心頭,依舊黏,也依舊膩,但我得能寫下了以下的採訪前言:

蔡明亮導演日前完成了首部VR電影《家在蘭若寺》,片名很唬人,鬼氣林森,然而,《家在蘭若寺》不只是片名,更是現在進行式。導航機依蔡明亮的地址帶我們來到他家門口時,入目的卻是一排雜草比人高,破門破窗,水泥都已剝落的廢墟,「我就住樓上。」蔡明亮出來迎接我們,輕描淡寫說:「這裡就是蘭若寺。」

蘭若寺裡住的不是甯采臣和聶小倩,而是蔡明亮和李康生。成排廢墟中,只有他的住家特別整理翻修過,水泥地,木板桌椅和木床,只有電影片盒和幾尊佛像靠在牆邊,一派極簡風,搭配大片落地長窗,新店大香山的山色盡入眼簾,難怪蔡明亮說入住前,人很虛,覺得自己都快死了,入住後,卻一切就有了生氣。

二樓臥室中,有蔡明亮正在創作中的畫櫃:一個長型木櫃中收藏他的電影作品,外觀則是他親筆畫就的《臉》的電影劇照油畫,「都被人家訂走了。」如今他不只是電影導演,更是畫家了。

蘭若寺其實在隔壁。因為沒人住,任他擺設,成了他的片廠,「有時突然牆角就會開出一束草,一朵花,開拍前,我們不時就要澆水,壁面或紙面就會出現不同的花紋,每天都有變化,美極了。」若非家住蘭若寺,或許還真拍不出《家在蘭若寺》。

蘭若寺裡住的不是甯采臣和聶小倩,而是蔡明亮和李康生。成排廢墟中,只有他的住家特別整理翻修過。水泥地、木板桌椅和木床,只有電影片盒和幾尊佛像靠在牆邊,一派極簡風,搭配大片落地長窗,新店大香山的山色盡入眼簾,難怪蔡明亮說入住前,人很虛,覺得自己都快死了,入住後,一切就有了生氣。

二樓臥室中,有蔡明亮正在創作中的畫盒:一個長型木盒中收藏他的電影作品,外觀則是他親筆畫就的《臉》的電影劇照油畫,「都被人家訂走了。」如今他不只是電影導演,更是畫家了。

蘭若寺其實在隔壁。因為沒人住,任他擺設,成了他的片廠,「有時突然牆角就會開出一束草,一朵花,開拍前,我們不時就要澆水,壁面或紙面就會出現不同的花紋,每天都有變化,美極了。」若非家在蘭若寺,或許還真拍不出《家在蘭若寺》。

答:我根深柢固覺得生命變化歷程是從生到死、由盛到衰,但人們經常無法接受後半段的過程,像是我最愛的爸爸媽媽過世,有莫名巨大失落感,但也由不得不接受,樓起樓塌是自然的歷程,就是得去面對。

廢墟像是人生的隱喻,當我進到一個廢墟時,常會想為什麼它會在這邊?它一定也曾經被熱烈的期待與需要、風光過,但最後被放棄,隱約呼應著人生的歷程。就像我的電影吧,還有人願意重看?還有多少年輕人在看?可以被看到多久?

答:因為,我覺得廢墟在等我,很多東西是看因緣的。一九九八年我在馬來西亞一間餐廳撰寫《黑眼圈》的劇本時,抬頭看到一棟已經停工,用警戒線封起來的大樓,像是一座水泥森林,也像是坍落的立體劇場,有感覺,卻不知道是什麼因緣。

二○○五年電影要開拍前,我終於走進去那棟停工十年的大樓中,發現大樓因漏水或積水成一潭黑水,剛好又有一個被丟棄的床墊飄過來,那潭水、那個水泥大樓內的都市湖泊似乎一直在那兒等著我,我懂了,於是我將這幅景象收納進《黑眼圈》中鏡頭裡,更沒料到一年後,這棟廢墟竟然風生水起,如今成了一座旅館。

另外,我要拍攝《郊遊》時,新北市政府提供原本要做為漫畫園區辦公室做場景,那是棟四層樓的建築,但官員卻不希望我們走上四樓,因為四樓被燒毀過,一聽之下,立刻拾階而上,那種不可思議的被火燒過的美,讓我呆若木雞,整個人完全無法移動,這空間就此成為片中李康生與陳湘琪的家。

廢墟像對你說話的老者,對你說著生命的看法

答:世界上每個繁華區域,面孔都非常類似,唯獨廢墟個個不同,帶給我強烈的震撼,每看到廢墟後,我就想保留它的樣子,現實中,廢墟只會愈來愈殘破,最後被推倒,老舊的房子或廢墟,就像對著你說很多話的老者,對你說著生命的看法,廢墟像是老天用時間所捏出的作品。

我認為「美」必須是經過手工觸碰、親手捏造的,我不斷在尋找時間感,一粒塵埃、一灘水漬、一縷鏽痕都訴說著時間感,我的《行者》就是要呈現時間流動的感覺,我將時間流動轉為感官故事,將剎那留在膠捲裡,我的電影就是在雕塑時間。

答:有時我會想,HTC為什麼找我拍VR電影?可能就是因為蔡明亮最不聽話,不聽話,讓人頭大,但是不聽話也可能玩出不一樣的東西。

過去VR影片很時興帶觀眾走進名畫,故宮的VR出版品《繪苑璚瑤—清明上河圖》就是,但為什麼我需要走進《清明上河圖》呢?走馬看花似的極目四望呢?一幅畫就應該是靜靜欣賞,VR技術或許新奇,但只會讓大家變得更膚淺跟浮躁,反而不能更尊重藝術創作。

人們看VR影片時,因為看到的是三百六十度場景,前後左右上下都被影像包圍,觀眾的心態是浮躁的、很難專注創作本身,戴上VR眼鏡更是一種觀賞障礙,同樣讓人很難專心。VR想要虛擬實境,引領觀眾走進一個以為是真的世界,但你反而感到整體特別假。

因此我決定從美學突破VR的「假」,也要讓觀眾從浮躁裡安定下來,當觀眾走進場景就像是走進一座很美的劇場,純粹是手工打造出來的世界。但進了劇場就是要看戲,我要用美學讓虛擬實境變成虛擬夢境,看完這齣戲,你就像是做了一場夢。

答: 在VR影片裡,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要拍打架戲就得真打,想先套招,事後再靠剪輯來救,其實是完全做不來的,VR對美術的要求其實更細緻,偏偏沒有辦法有特寫。特寫鏡頭是電影元素中最不能或缺的一塊,就像《四百擊》中的經典特寫鏡頭般,VR影片即使人靠得鏡頭再近,因為欠缺構圖,就無法有特寫鏡頭,所以我用「距離」來創造「虛擬夢境」。

曾經合作過舞台劇《玄奘》的藝術家高俊宏,這次就充份利用廢墟中,既斑駁又滲著水漬的牆面繪製出一張台灣地圖,拍攝時我也請劇組噴水在牆面上,有了水漬暈染,牆面就會出現不可思議的美景。

在布景的材料中,我偏好紙,因為可塑性強,所以高俊宏也用層層疊疊白紙將廢墟牆面包住,有如場景也有了「敷臉」效果,整整一個月的時間,經歷大雨、用火灼炙,用時間以及天氣變化讓場景自然轉變,不怕布景不連戲,是因為其中有時間流動。

《家在蘭若寺》不靠劇情主導,整體畫面像是一幅畫,觀眾會看到什麼、感覺到什麼,其實因人而異,因此我才說自己拍的是「造型電影」。用「手工」打造出來的電影,遠比特效來得迷人有趣。

答:蘭若寺是陰陽兩界的交會點,英文片名叫《The Desolated》,就是呈現荒蕪、邊界的概念。一旦生命走到邊界時,我們可以在邊界逗留多久?電影談的是生命的流變,這個世界可能不只是我們看到的世界,也有看不見但得去面對的部分。

例如,片中會看到小康在按摩椅上接受電療,飾演亡故媽媽的陸弈靜站在夜晚的廚房,依舊忙著在做菜,桌上擺著大同電鍋以及一道道的菜餚,兩人用眼神交流。記憶與真實在對話,是實境還是夢境?

我長期以來備受質疑,但質疑的人都是不及格的

答:希望用自由的方式來解讀。我是一個長期受質疑的導演,甚至過去有媒體用漫畫的方式諷刺我的作品是給鬼看的,我不排斥反對或批評的聲音,但對我來說,這些質疑的人都是不及格的。

創作者必須讓芸芸眾生的水平愈來愈好,要將「曲高和寡」轉為「曲高和眾」,尤其目前處於影像爆炸的年代,大家快速在消費影像,卻沒有人教你如何理解影像,學校沒教,或者不會教,過去,台灣民眾是透過好萊塢商業片去認識影像,後來被電視洗腦,現在則是鋪天蓋地的網路與手機,台灣缺少的是從美術館出發,教育大家如何欣賞藝術,這也是我後來積極朝美術館發展的原因之一。

《不散》是我走進美術館的重要分水嶺,《不散》的主題是戲院即將歇業,放映的又是很久沒人看的《龍門客棧》,僅有的觀眾卻是主演過該片的石雋和苗天,從空間到時間,都有多重指涉,開始吸引藝術界注意,開始有人找我來做視覺藝術的策展人。

答:他們發現看我的電影就像是在觀看一場視覺藝術的展覽。

《不散》有一幕是戲院清潔工陳湘琪打掃完後,人就走了,戲院已空無一人,但是攝影機的齒輪持續轉著拍著,一直到十分鐘的底片用光了,才不得不結束,當時攝影師和音效師都反對我用這麼長的片段表現這個意境,但我很堅持,結果電影去威尼斯參賽時,看到這一幕,現場先是一片緘默,隨後有人開始不耐,等到最後字幕出現時,觀眾開始鼓掌,有人帶著嘲諷的惡意,但亦有人真心感動。

映後記者會上,有位資深的法國電影記者要跟我討論「什麼叫做電影」,他說法國人以會看電影自豪,但是過去十幾年的經驗中,看盡各國名片總有種不舒服的感覺,如果把電影比喻成書,多數的當代電影就好像有隻看不見的手,在幫讀者翻著書頁,電影或書或許都有讓人感動的元素,但那隻隱形的手卻讓人不舒服,他唯有在看我的電影時,才發現這隻手消失了,也就是我給了他更寬闊,也更自由的思考時間。

創作有如一條長河,每個彎轉都有一個風景

答:我覺得是延續,創作有如一條長河,每個彎轉都有一個風景。

我從一九九一年開始拍小康,就這樣拍了廿六年,如果可以的話,我還想繼續拍下去。小康帶給我極多的啟發,我的時間、差別性概念都從他而來,我喜歡拍小康原本的樣子,他就是一個美的媒介。

我第一次看到小康,他就坐在西門町一家電玩店外的摩托車上抽著菸,有一種很難說清楚神秘感,也覺得他好像我老爸,後來我拍《是夢》,小康就穿著我老爸的衣服、鞋子,打著菸的姿勢和我爸完全一樣,我想那是一種生命中很難說清楚的情感遷移。

廢墟:蔡明亮的蘭若寺

那一天,台北高溫37.2度,走在大香山的山路上,暑熱逼人,我想起了自己1984年開始採訪新聞的人生往事。

那一年,高溫類似,我坐上飛機飛往澎湖馬公,再轉船到望安,要去採訪曾壯祥導演執導的《殺夫》,身上的T恤很快就汗溼了,褲管緊纏著大腿,極黏極不自在。看著白鷹和夏文汐在磚瓦農舍中拍戲,大家似乎全身都在淌汗。 

《殺夫》的副導演焦雄屏就斜倚在門板前,和我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電影細節,反而是曾壯祥一直很沉默。

33年過去了,因為工作調整,我負責主編文化週報,要求自己若有相關採訪,盡量都能去一下現場,希望有現場觀察,能讓這個週報能夠更符合我要的那個味道。 

於是,我走回了33年前走過的那條採訪路。

但是,我走得更有信心,腳步亦更堅定了。 

做了一輩子文人,能再執筆寫作,天底下最幸福的事了。

那一天,動念要採訪蔡明亮。

1985年的初秋,接到阿亮的電話,開始了我們的互動情誼;2017年的夏天,換成我打電話給阿亮:「聊聊你的蘭若寺吧!」阿亮立刻就說好。 

於是,頂著驕陽,來到大香山,帶去的冰鎮氣泡水,幾乎都被我給喝光了。汗的感覺再度湧現心頭,依舊黏,也依舊膩,但我得能寫下了以下的採訪前言:

蔡明亮導演日前完成了首部VR電影《家在蘭若寺》,片名很唬人,鬼氣林森,然而,《家在蘭若寺》不只是片名,更是現在進行式。導航機依蔡明亮的地址帶我們來到他家門口時,入目的卻是一排雜草比人高,破門破窗,水泥都已剝落的廢墟,「我就住樓上。」蔡明亮出來迎接我們,輕描淡寫說:「這裡就是蘭若寺。」

蘭若寺裡住的不是甯采臣和聶小倩,而是蔡明亮和李康生。成排廢墟中,只有他的住家特別整理翻修過,水泥地,木板桌椅和木床,只有電影片盒和幾尊佛像靠在牆邊,一派極簡風,搭配大片落地長窗,新店大香山的山色盡入眼簾,難怪蔡明亮說入住前,人很虛,覺得自己都快死了,入住後,卻一切就有了生氣。 

二樓臥室中,有蔡明亮正在創作中的畫櫃:一個長型木櫃中收藏他的電影作品,外觀則是他親筆畫就的《臉》的電影劇照油畫,「都被人家訂走了。」如今他不只是電影導演,更是畫家了。 

蘭若寺其實在隔壁。因為沒人住,任他擺設,成了他的片廠,「有時突然牆角就會開出一束草,一朵花,開拍前,我們不時就要澆水,壁面或紙面就會出現不同的花紋,每天都有變化,美極了。」若非家住蘭若寺,或許還真拍不出《家在蘭若寺》。

大佛普拉斯:台灣氣旋

2017年四月,《通靈少女》平地一聲雷,喚醒了大家對台劇的關切;五月登場,六月開花的《花甲男孩轉大人》則帶動了全民追劇的節氣;三天前揭開台北電影節序幕的《大佛普拉斯》,更以瀟灑飄撇之姿,預告著正風起雲湧的台灣影視風潮。

《通靈少女》有些取巧,宮廟文化只是噱頭,骨子裡賣的還是校園青春夢,儘管有著不盡純粹的語言本色及那頂假髮,靠著郭書瑤與蔡凡熙的陰陽戀曲,依舊穩健踏上收視高峰。

瞿友寧執導的《花甲男孩轉大人》,同樣有宮廟,但是企圖、視野到格局明顯都更上層樓。從鄭家老奶奶瀕死彌留最後一口氣,孝子賢孫(其實是不成材的遜子逆孫)被迫齊聚一堂,鄭家三代的眾生相,從外勞最懂阿嬤、鄉親急還債的人情世故、諸子爭產的醜態百出,順便帶出了大學讀了七年,都還國文不及格的魯蛇世代;為了同婚話題,從街頭吵到巷尾的父子拌嘴;靠著一張嘴要從村長選鄉長;乩童卻是娘娘附身的陰陽變,還會借勢亂舞,但求一爽的公報私仇……從鄉情到人情,活脫脫就是當代台灣社會縮影,那座帶有濃濃土味的三合院,就這樣上演著極其現代化,一點不「土」的時髦好戲。

《花甲》的焦點集中在盧廣仲、嚴正嵐與江宜蓉(還有屢敗屢戰的劉冠廷)的青春愛戀,「思無邪」的純情指數對照成人世界的混亂分合,具體實踐了「植劇場」不說教,只求戲好卻動人的能量,然而導演最大的成就則是讓蔡振南、龍劭華和王彩樺等演員充份發揮口才便給的魅力,戲是精,語言是魂,《花甲》就從泥土中挖出了甘味芋仔。

《通靈》和《花甲》確實完成了鬆土工程,土壤有了空隙,就更有活水空間,十月才要公映的《大佛普拉斯》,不但語言落得天花亂墜,妙趣橫生,影像之美,從容游移在黑白和彩色之間的詼諧功力,更是一絕。

《大佛》曾是得獎短片,就像iPhone可以推出Plus版本,《大佛》為什麼不能推出Plus版的《大佛普拉斯》?體積更大,功能更新,這種理直氣壯,又兼口才便給的態勢,不就是橫衝直撞的台客精神?

《大佛普拉斯》的主角一位是撿破爛的「肚財」,一位是送葬樂師兼工廠警衛的「菜脯」,極其平凡又卑微的小人物,唯一的生活樂趣就是偷窺老闆賓士車上的行車記錄器,看著他們一方面享受「窺視」之娛,一方面消遣電視新聞都來自行車記錄器(看到老闆的彩色畫面,才知我的人生是黑白),那種嘻笑怒罵、百無禁忌的強大能量(同樣不可缺少的宮廟,竟然是蔣公廟),更引爆了爆笑狂潮。

《花甲》改編自小說家楊富閔的小說,演員口白揮灑,已是一絕,《大佛》的對話更是犀利。導演黃信堯用流利台語串場,再加上冷面笑匠的註解,功力直追古早說書人,至於劇中人物的言詞過招,更是靈光四動。

例如一句:「人家說出來社會走跳,是三分靠作『弊』,七分靠後『壁』。」台語韻腳,有音有義,何等生猛。例如,「阿彌陀佛」本是祈福語詞,卻成了政客與信徒用來過招的言語交鋒,你合十,我抱拳,從手勢比畫到聽語言魔音,高來高去,暗潮洶湧,《大佛普拉斯》就這樣乒乒乓乓完成了台灣電影罕見的黑色喜劇。

戲好,就有人氣,尤其是來自語言與土地的氣息,道地又傲人,既有台灣草根味,又有銳利好戲,一個台灣氣旋已然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