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世川:讓海報唱歌2

《刺客聶隱娘》商業考量 藝術折腰

藝術電影的海報理應凸顯作品意境,卻經常在商業行銷的考量下,被迫採保守策略,強調大大的明星臉,原本的藝術魅力卻就此打了折扣。

一位設計者,能有多少原創性?陳世川的回答很坦白:「很少,設計這件事情更偏向服務,因為海報要溝通的觀眾很廣,不能太極端,風格相對單一。遇上合約規範時,再大牌的設計師也只能收起鋒芒。」

侯孝賢執導的《刺客聶隱娘》,在國際行銷時,曾請林小乙設計出一款水墨意象的前導海報,舒淇背對鏡頭往黝黑森林走去,意境非凡,但是台灣發行商認為這款海報太過前衛,擔心沒有明星無法吸引觀眾上門,於是另找陳世川改款,並且要求海報必須同時出現舒淇與張震。

「其實,林小乙的版本最能傳達《刺》的意境,發行商的改款要求,讓我很困惑,會來看侯孝賢作品的觀眾,原本就不是為了追星而來。」發行商如此堅持,陳世川也只能硬將張震「塞」進海報裡,「我只能說,他們想像中的觀眾有時是5年或10年前的觀眾,而不是『未來』的觀眾。」

《破風》肌肉書法 氣魄逼人

要設計師選出最愛,就像要問媽媽究竟最愛哪個孩子,然而,陳世川念念難忘的卻是《破風》的前導海報。

為什麼?「因為那張海報沒有彭于晏的臉,只看見他的腿。但是肌肉線條和片名書法全都充滿了勁力。」

通常,在電影尚未上映前,會先有一版概念型的「前導海報」,專攻影展或國際賣埠,上映前,則會因應行銷策略推出各種設計,如去年張艾嘉的電影《相愛相親》便有春夏秋冬四款不同海報,「我曾為香港導演林超賢的《破風》海報打造出10幾款不同的設計,都要強調明星的帥氣帥臉。」陳世川說:「這張前導海報裡只看到彭于晏的半邊背影,矯健的身姿說出車隊裡擔任破風者無懼的氣魄,對於設計者來說,前導、影展、國際版海報能夠放進更多創意,正式版海報操作則相對保守,畢竟業主會希望能夠『複製』過去的成功前例。」

《行者》寂靜空靈 減法魅力

有的海報崇拜加法,塞滿了各種符號,有的海報則採用減法,簡單一個人一顆石頭,就讓人流連忘返。

陳世川指出,商業片的海報要求一眼就能傳達出完整的訊息,「複製前人的成功手法,最保險。」但是重複別人早就做過的設計,很難引發討論與關切,「《行者》海報要凸顯無垢舞蹈劇場總監林麗珍的舞藝人生,看完電影後就決定用『空』為設計概念。」陳世川說,當初《行者》拍下了很多舞者在舞台或在森林裡練舞的舞姿,背景不是黑暗深邃,就是婆娑綠意,但他看到的卻是林麗珍舞蹈帶來的寂靜空靈,「我希望透過『空』視覺概念的傳遞,讓人們細細品味視覺背後的哲思。」

《行者》的白,深淺有別,臉上的白粉,身上的白光和背景的白幕,在黑髮、黑裙和那顆小黑石的搭配下,散發出以小搏大,以簡馭繁的火候。

陳世川:讓海報會唱歌

一張好的海報,得讓人初看驚豔,再看回味,當然,最重要的還是得勾起觀者的好奇心,一探這張海報究竟在葫蘆裡賣了什麼藥!

近年來賣座,或者帶動話題的國片《看見台灣》、《我的少女時代》、《角頭二》和《刺客聶隱娘》的海報,都出自陳世川之手,然而,促成這次採訪的卻是今年華文朗讀節的視覺意象,10月4日才要開幕的活動,已經因為這張洋溢著風動與心動力量的海報,燃起了熊熊烈火。

自稱「平面設計師」的陳世川,堅持「海報設計應該就讓海報自己說話,設計師不應多講話」,但是每張海報都有創作傳奇,我們好奇,於是我們追問著這些海報的背後故事。

今年華文朗讀節的主題是「書業革命」,「總策畫張鐵志和企畫統籌蔡瑞珊找上我時,」陳世川透露︰「除了希望我能延續《騷人》的設計風格,並且要從1968年,法國學生帶頭抗爭革命的5月風暴延伸,50年前,抗爭者拿石頭上街,朗讀節的海報中,我改成青年帶著書本上街。」

有了革命意象,陳世川找了一群素人朋友在台北巷弄裡奔跑,再由攝影師陳又維拍下人物影像,經過後製,這群為理想與信仰而跑的青年男女,臉上和心上都有風,氣韻動人,把法國的5月風暴橫移到了台北街頭。

「法國太遙遠!太陽花又太熟悉。」真正撼動陳世川的創意來自原住民歌手巴奈在總統府凱道前的抗爭,凸顯當代青年追求理想的革命熱血,「創作要有動力,動力來自熱情,接下來的則是追求價值。」魯凱族的陳世川說每當凝視這張海報時,「我就想到巴奈,以及原住民不管時代如何變化,依舊為了尊嚴而抗爭的初心。」

我的海報設計真正被人看見,甚至能在業界取得一席之地,主要來自2012年為陳映蓉執導的《騷人》海報。」陳世川說。

「傳統上,電影海報的片名字級一定最大,要讓大家一眼就看見,然而《騷人》顛覆了這個定型思考。」陳世川將「能搞革命,我很快樂」8個大字,抹上豔紅,然後拉大壓在黑白色的劇照上,「《騷人》裡有句對白:『既走不進時代,又退不出江湖。』散發濃濃的厭世風格,我便把這個理念投射在海報設計裡。」

陳世川最感謝導演陳映蓉的大方,甚至鼓勵他放大膽多嘗試,「我才能打破過去的電影海報規則。你沒有辦法想像《騷人》海報引起了多少共鳴,這張海報大約是我得到最多反饋的作品,甚至到現在很多人來找我接案,也是因為它。」

《一席之地》初試啼聲 一鳴驚人

雖然是美術科班出身,陳世川寄情最深的卻是音樂,曾和阿美族歌手舒米恩合組樂團「艾可菊斯」二人組,因此在陳懷恩執導的《練習曲》驚鴻一瞥亮過相,卻開啟了設計緣。

「雖然只在《練習曲》出現了短短幾秒,但在看到《練習曲》的電影海報後,我手癢了。」陳世川說:「這樣的海報,我也可以做!」於是他開始將樂團的照片設計成恐怖片海報,陪著歌手胡德夫演出時,也會將胡德夫的演出照片,去背、合成變成海報,愈弄愈過癮之後,乾脆弄了部落格上傳自己作品。

2009年夏天,《一席之地》導演樓一安逛到陳世川的部落格,立即邀他來為描述搖滾樂手的電影《一席之地》設計海報,「那時,我還是門外漢,看見蔡明亮的《天邊一朵雲》海報用了桃紅色調,就跟著用了,嵌上電影裡不時出現的廟宇法事及紙紮藝品,再搭上高捷和莫子儀的肖像。」

「那時還沒經驗,不懂得做『槍稿(意指襯托主要設計的備用稿件)』,就只做了這麼一張,沒想到一提案就通過。」

桑布伊:黑白雙面 大膽搶眼

沒有人確知唱片的封面設計與唱片銷路關係多密切,一旦走過唱片行,能被海報吸引,進而想聽歌,設計就成功了。然而,金曲歌手桑布伊的黑白兩款設計,卻不是一般人敢玩的手法。

替桑布伊設計第一張專輯《dalan》時,「因為桑布伊是卑南族,卑南族獵人打獵時都必須『偽裝』,和環境融為一體,所以專輯封面不只桑布伊整張臉塗黑,專輯也是以黑色為主。」陳世川強調:「但是掛在他的頸部,以及手上的卑南族飾品卻格外清楚亮麗,因為如此一來才更能凸顯桑布伊的卑南族身分。」

第一張專輯的色調是黑,第二張《Yaangad》卻用上了白色,封面吸睛,唱片則贏得去年金曲獎最佳年度專輯獎。

「認識創作者,你就會有源源不絕的靈感。」在陳世川的認知中,「桑布伊其實像個老人,他嫻熟母語,看事情的角度,關心的議題,都像極了部落的耆老,但是歌聲又是那麼雄渾開闊。桑布伊很愛拍樹木的照片,但他取景的視角非常另類,一般人拍樹,會想把整棵樹都拍進去,他卻愛站在樹的正下方往上拍,就像他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做人得像泥土一樣』,於是我從這句話找到了再創作的靈光。」

最初,唱片公司只想到要在內頁附上桑布伊的油畫創作,有了泥土意象後,陳世川先讓桑布伊露出大家未曾看過的素淨白臉,再讓他的身體髮膚化身泥土,有莖幹纏繞其身,有枝枒蓬勃其上,專輯內頁則將桑布伊尚未完成的樹木油畫去掉大黃背景,改為黑白線稿,讓專輯的調性更統一。

盧廣仲:破蛋冰山 很無厘頭

確知目標觀眾是誰?海報設計相對就容易得多,創造共鳴,投觀眾所好,也是創意。

「海報要能畫龍點睛,關鍵在於你是否捉準了神髓。」陳世川將設計比喻成說故事,故事是否說得好,全看你的觀察有多深入。

他為盧廣仲首次登上台北小巨蛋演唱會所設計的海報,五色繽紛,充斥各種符號,「我的出發點很簡單,盧廣仲的特質有點是天馬行空的無厘頭,喜愛他的歌迷,特質也跟歌手差不多,人既然無厘頭,海報為什麼不能無厘頭?」

陳世川補充:「盧是創作歌手,一路從女巫店等的Live House唱到小巨蛋,我當初設計隱喻盧廣仲的創作人生就像是一座冰山,他已經完成的精采事件只是冰山浮出水面的那一小部分,未來還有更多可能。」

奇蹟的女兒:綠葉搶鏡 尬贏紅花

業者往往會在合約上註明海報要看見主角,要看見片名。業主願意讓配角取代主角,關鍵就在意境與魅力。

改編自楊青矗作品的電視劇《奇蹟的女兒》,描寫台灣經濟起飛初期的女工遭遇,「一開始,我遵照傳統,以女主角溫貞菱畫出多款主視覺的設計。」陳世川手上另外有一款飾演領班的女配角連俞涵在縫紉機前工作的劇照,焦點在針頭,連俞涵的臉甚至有點失焦,「這張其實只是我做為『槍稿』的作品,只是想要拿來襯托紅花的綠葉而已,隨手就拿現成的劇照套用設計,沒想到竟中選。」

關鍵在於導演鄭文堂,他一看到這款連俞涵海報就有來電的感覺,小說與戲劇的意境都點到了,主視覺是不是主角就不那麼重要了。

「槍稿最後竟然能成為先發,我只能用驚喜來形容。」無心插柳卻成蔭,對任何一位設計師而言,都有一種找不出形容詞的感嘆。

簡士耕:用恐怖破詛咒

採訪◎記者藍祖蔚 整理◎記者楊媛婷 攝影◎記者黃耀徵

答:去年接到邀約時,我正在忙著創作《紅衣小女孩3》及《返校》的劇本,但一看到「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書名,我知道典故來自紀伯倫的《先知》一書中有關「兒童」的章節,心中有根弦被撥動了,於是告訴自己,再忙也要來寫《貓的孩子》。

吳曉樂的原著偏向報導文學,講述一個男學生,爸爸不但對媽媽施暴,甚至將教育小孩的事全部都丟給媽媽,從小只要成績不好就會被媽媽嚴厲體罰,有天媽媽撿到一窩貓,疼愛有加,男孩看到媽媽愛護這窩仔貓,卻用棍棒逼他念書,原著故事只兩相對照到這裡,我改編的做法是延伸原著沒有提到的部份:小孩不是只看著貓發呆,而是用殺貓來找出口。

《貓的孩子》的重點在台灣教育體制讓家長都失去了人性,我決定用恐怖片的架構來說出台灣教育體制裡的詛咒,概念近似以黑馬姿態入圍奧斯卡獎的《逃出絕命鎮》,導演用恐怖片類型帶出隱藏在社會底層的黑白種族問題,膚色對於黑人而言,可能就是一種詛咒,台灣人面對升學競爭,家族成員不斷地相互比較,毋寧也像是一種對孩子的「詛咒」,我相信很多台灣人想起升學往事都有類似經驗。改編《貓的孩子》時,我就放大這種概念,在這個弱肉強食的現實環境裡,無法宣洩壓力的孩子,只能把悶氣發洩在更無力抵抗的貓身上,用最暴力血腥的方式來詮釋教育體制下的壓迫與輪迴效應。

答:我得強調,我不敢對現實人生中那些殺貓者是否家庭有出了問題來下斷論,對我來說,「貓」有著神性與靈性,但卻又是軟弱的,如同村上春樹小說《海邊的卡夫卡》裡對貓咪的象徵隱喻一樣。在《貓的孩子》裡,我將貓當成神的象徵,貓被人殺了,是一種犧牲,卻也完成了救贖,就如同耶穌基督為人類而死。_LMT9721.jpg

不過,新聞確實會提供我靈感,之前看到高材生殺貓的新聞報導時,第一個感想就是不管動機為何,凶手肯定會遭到各界譴責,甚至霸凌,一則爭議新聞通常蘊含社會的壓力與焦慮,甚至引發大眾的窺視欲念,我會把觸動我的新聞報導先收著,放在心裡,等到真的要用時,這些資訊便很自然浮現。

另外,恐怖未必是壞事。恐怖也很能發揮警世效應,就像在廟宇常看到的地獄圖,所有的酷刑都是極端暴力,宗教家透過這麼恐怖的方式,講述作惡人間會嘗到的後果,就能達到教化人心的目的。

答:《貓的孩子》中,孩子怎麼表白,怎麼溝通,大人都聽不進去,只能選擇毀滅自己,然而除了毀滅以外,人生應該還有其他選項,所以最後避開了用最簡單的自殺方式來控訴家庭或者升學體制。

我的戲不管過程有多驚悚,一向喜歡結局能帶著希望,《紅衣小女孩》和《貓的孩子》都是如此。我比較不愛不做清楚交代的開放式結局,編劇有必要告訴觀眾故事究竟怎麼回事,未來會什麼走向。

答:除了新聞事件外,得空時我也會大量閱讀,不過最為重要的還是觀察身邊的人。剛入行時,我努力去觀察別人,例如《初戀風暴》中要揣摩歐巴桑的心態,於是就在咖啡廳「偷聽」歐巴桑聊天,後來也會跟蹤她,看到她結帳後先走到賣場買一打常溫的啤酒回家,一轉身卻到便利店買一罐冰涼的啤酒當場飲下,這樣的行為還真有趣,我還真是無法憑空想像描繪出來的。

不過,最後我發現要了解歐巴桑,其實只要問我媽就好,與其觀察路人,不如觀察及梳理自己最親近的人的習性。多觀察其他人,屬於一種橫向的擴散,但從自己熟悉的社交網絡往下挖,就會挖出更深也更真實的情貌了,所以我的作品裡都會有親友的身影存在。

這麼做的好處就在於挖出了一種私密性,發生在我身邊的故事,我最有資格來詮釋,而且能處理得更有同理心,同時我換用妻子、朋友、兄弟的視角來解讀後,就更能理解為什麼人會做出彼此傷害的行為。寫作因此可以帶來療癒感,創作就會更有熱忱,作品才會更有感染力。

答:三角合作很不錯。從《紅衣小女孩》的第一集開始,就是我跟導演程偉豪、監製曾瀚賢三方合作,《紅衣2》則是我跟程偉豪以及另一個編劇楊宛儒。三人合作的優點是三人的聚焦點各不相同,編劇、導演、監製各自有不同的考慮面向,編劇求故事完整周延,導演要考慮執行可能,監製則多了觀眾(看不看得懂)的思考,大家站在不同的角度來思考,就是一種腦力激盪,對於角色發展的合理性,以及到底安排的段落是否吸引人,都有更客觀的討論對話,這樣的合作模式關鍵在於彼此默契要好,創作卡關時也會坦誠告白,彼此才好提供意見。

目前三角合作已經變成產業的常規通例,遵循這樣的合作模式就容易做出好看的電影,但也因為是合作,難免就也缺少了個人的私密感與手痕印記。《貓的孩子》就完全是我自己摸出來的,就很能反映我的構想。

答:我認為如果在地元素不夠濃烈的話,劇本就不會成功,因為劇作家踏在這塊土地書寫故事時,一定會和土地與人們的焦慮及不安有著共鳴,我的創作都是奠基在這樣的共鳴之上,例如我最初創作《愛的麵包魂》劇本時,透過台灣男孩「糕餅」遇上西洋帥哥布萊德(Bread的英文諧音),不但要來一場土洋麵包大戰,還要比誰有本事能夠追到同一位女孩,劇中穿插出現的三太子和村長廣播等在地元素,就讓很多人很有共鳴。

至於《紅衣小女孩》系列中的嬰靈,來自於當初製片鎖定以高中生為目標的族群,因此針對他們做民調,想要了解他們最怕的鬼怪究竟是什麼?結果,最怕的鬼怪竟然就是嬰靈,高中男女對嬰靈的恐懼,竟然超過所有鬼怪的總合,便決定從嬰靈著手,並融合在地盛傳的紅衣小女孩等靈異元素,再帶進年輕人對買不起房子、結不了婚的集體恐懼,果然一擊就中。

至於《返校》處理的則是更嚴肅的問題:轉型正義。這是台灣非常需要好好去處理的議題,你越是迴避它,不敢去碰觸它,反而會變成詛咒,這也是《返校》透過白色恐怖事件想要表達的核心意念,也因此我期待《返校》上映後,觀眾看完後是能帶著獲得救贖的感覺走出戲院。

答:編劇的角色就是規畫出設計的藍圖,導演則是讓藍圖變成實體建築。我是無法接受劇本最後只變成導演創作時的參考,而非是藍圖。當然,劇本交出去後都是可以再修改的,這些就看彼此的溝通與共識,還有合約是否註明了修改權,更重要的是,編劇是否想再為這個作品繼續貢獻心力,繼續堅持創作時的初心。

我寫過的劇本與最後成品最大不同的是《大尾鱸鰻》,原本這部戲是依照典型落魄黑道老大遭人追殺的三幕劇而寫,也參考了《影武者》、《特工聯盟》的橋段,但因為豬哥亮的氣場幾乎蓋過了整片,尤其豬大哥對電影的想法、想要安排的戲劇橋段等都很堅持,意志堅定到連擔任監製的朱延平導演都得順從,所以劇本是拿到現場,依照豬大哥的意見修改,全片比較像是豬大哥的魅力秀,即使我私心希望可以將豬大哥塞進我的劇本之中,但最後豬大哥僅僅就只「穿了襪子」而已。

答:我原本不是很喜歡做研究,後來看到好萊塢編劇艾倫.索金的作品風格多元,從電視劇《新聞急先鋒》、《白宮風雲》到電影《軍官與魔鬼》、《社群網戰》、《魔球》、《決勝女王》,每個題材都有非常扎實的專業術語與趣味,我就好奇他怎麼有這麼大本事,後來看到艾倫索金的訪談,提到他先是對某個議題感了興趣,才開始不斷去凝視和閱讀,也才展開調查研究。

以台灣現況來說,我們不應期待編劇因為看到現在缺少法律劇,就急著去鑽研法律題材,那是本末倒置的做法,應該是由法律人在經歷了或者看到一則精采的司法故事後,用編劇手法向大家說好這個故事。

劉振祥:留住青春絕美

攝影師劉振祥有兩隻敏感的手,一隻手在新聞火線上,用快門記錄了台灣解嚴前後的社會動盪與歷史傷痛,另外一隻手則捕捉了台灣舞蹈及電影精英的絕美意象。卅年來,他的照片一直是各媒體在回顧歷史時最能畫龍點睛的視覺符號。

答:我在一九八九年曾辦過「工作、創作」攝影展,我從工作中創作,對於眼前不管是表演藝術、新聞或報導攝影,進行影作創作;在拍攝表演藝術時,舞台有燈光、服裝、布景、造型,在每一次的展演中,我必須去發現尋找各種可能的平面視覺語言。

廣告商品會很明確知道想要訴說的理念,藝術表演的理念有時候很難用三言兩語說清楚,很多時候是旁觀的我,透過自己的觀看,找出他們的靈魂,表演時候的流動往往一個剎那就過去了,但照片定格的捕捉,反而可以找到他們沒有注意到或者未曾發現的重點,化成作品的精神,也變成我影像的風格。

答:這樣的例子滿多的,舞蹈作品要變成平面照片,必須調整來符合平面美學的形式, 例如雲門的《關於島嶼》中,有一幕是一大群舞者在地板翻滾,那一幕是混亂的、錯落的,所有人的腳都舉在上面,我將這幕的照片倒過來用,變成所有人都像懸空飄著,腳都在底下,成為這齣舞作的主視覺;這幕在舞作中存在過,但為了拍攝,我更動舞蹈的節奏,讓所有人一起滾動、將腳舉在上面。

曼菲的代表照片應屬《輓歌》那張,《輓歌》是為了紀念六四民運,以柴玲為主角而做的舞,林懷民老師專程從國外趕回台灣,找了曼菲做這個舞作,我被找去他的公寓,拉了黑幕拍下這些照片,當時六四事件還在延燒,服裝已經做好,但舞作還沒完成,我的拍照與取景過程,讓林老師有了更多想法,有些畫面、節奏就反饋到舞作上,讓一些動作找到了位置。

答:能夠這樣還算是滿良性的互動,因為攝影工作激盪出不同的想法,也是因為雲門舞者太棒了,他們每天在訓練,我的要求都可以馬上回饋,達到你要的要求,幾乎沒有什麼做不到的。《輓歌》算是比較早期跟曼菲合作的作品,那時她剛從美國回來辦了一個舞展,找我幫她拍海報,好多人看了都著迷,後來報社中的藝文記者桌上都壓著那張DM,讓我感受到對舞蹈的美是可以被人記憶、喜歡,自己也挺高興的,所以後來就專心從事拍攝表演藝術。

答:曼菲那支舞作是台上擺放著很多人體的模特兒,她的考量會是整個舞台,我的考量則是單一的畫面,因此在拍攝過程中會做一些調整,讓比例和結構會比較好看,在舞台上呈現就不是這樣。

舞台表演因為觀眾的觀賞距離較遠,沒有辦法近距離看到細節,攝影幫觀眾做了延伸,在舞台上久了,知道舞者的呼吸、有很多預備動作是將要發生什麼,通常我定格的不是鏡頭看到的,必須預設,前一秒就啟動快門,眼睛看到再按快門,那已是下一秒的事了。

答:在拍攝的當下,往往沒有這麼深刻的體驗,拍照的時候可以感受到美、呼吸,有很多外在環境必須克服,我必須自己打光、準確地對焦在舞者臉上,有時候快門會按到忘我,譬如說拍曼菲時用底片相機,對焦我必須預測,動作跳到哪裡時她會跳進我的焦距,拍攝時沒辦法想將來會變成怎樣,或拍下什麼東西,只是盡可能地讓在我眼前發生的事情,可以比較精準地形塑出來。

回顧起來滿慶幸我技術還不錯,才能留下那些照片,用現在的自動相機應該是不難,不必考慮太多技術,專注在動作上,就可以拍下那樣的瞬間,現在數位相機記憶卡夠大,可以拍到手指抽筋。以前底片很貴,所以會很珍惜、很精準地去記錄,以前小底片三十六張就要換,大底片十二張一卷,拍完就要重新再來、再跳,或許那時有這個過程可以喘息,再一次面對你、跳了十二次再來,而產生不同節奏。

數位跟底片的差異,其實是心態上的問題,用數位拍能更精準更集中,用底片拍則另外多了換底片過程中的互動,兩者其實沒什麼好壞;如果曼菲還在,這些照片可以重拍,可能又是完全不同的狀態,時空背景不一樣,結果就不同了。

答:我工作室有一張照片,是雲門表演《夢土》的後台,一九九五年拍的,那時候已經拍雲門很長一段時間,《夢土》時造型很多種,有傳統京劇、像木乃伊的、現代舞,台上還有孔雀,我那時候在化妝室跟舞台中間的通道拉了白布,打了兩盞燈,舞者上台前、下台後各拍一張,這並不是表演,而是真實生活的寫照,他們每場演出都是經歷這樣的準備、上台、展現舞作、回到後台、卸妝、回到自己,我很好奇他們的心情變化。

我拍下的這張可以感受到她將要上台的心情,對於表演是很有自信的,會把她美麗的身影在舞台上綻放出來,回來後又是另一個狀況,滿身大汗、站不穩的那時候也拍,我有拍了一個系列,這個就是特權,沒人敢跟林懷民老師提,他可能也不會答應,我也忘了我有沒有跟他講,哈!

答:我當初跟侯孝賢或楊德昌合作時,並沒有意識到有一天他們會變成大人物。我跟陳懷恩是攝影上互相切磋的好兄弟,那時候懷恩想要去學電影攝影,去當《戀戀風塵》攝影師李屏賓的攝影助理,就介紹我去拍劇照,那時候我也只是滿腔熱血想拍照,也不知道拍劇照是怎麼回事,就跟他們上山下海去勘景。

我還兼駕駛,那個年代劇照師最閒、可有可無,愛拍就拍、不拍就幫忙,由於之前有很多報導攝影的經驗,就用旁觀者的角度看,剛好劇情的年代跟八○年代並沒有太大的落差,九份也還保持吳念真導演小時候的原貌,把當下時空背景跟居民一起入鏡,也不會有太大衝突。

去拍之前,無法想像我要呈現什麼樣的風格,《戀戀風塵》中王晶文、辛樹芬走鐵軌那張海報的角度是我自己找到的,當時攝影機體積很大,又有慣用視角,是一個眼平觀景的狀態,手拿小相機的我反而就多了不同的觀看角度,吳念真後來告訴我,我的劇照幫他們開創了新的視覺,沒想到這些劇照三十年來還不斷被引用。

答:一張張切割是楊德昌的意思,執行的時候就跟他討論,最大張的相紙也沒辦法達到他要的尺寸,就決定用單張來拼,風吹還會飄起來。

當時用了八十張八乘十吋的照片,拼成一張大的相紙,要洗之前每張先編號,排列在地上、再用放大機投影,成了王安回頭那張照片。電影中牆上那些照片也都是我拍的,因為角色是攝影師,我就當他的槍手。

那時候在民生東路拍王安跳窗逃亡那幕,找來幾個刑警,楊導現場指揮調度,現場也沒有照相機,他們演戲我就拍,做為日後電影中那位攝影師的作品,我的角度不是介入者,都是長鏡頭遠遠的調,楊導也是等照片洗出來才知道效果是什麼,那時候我不知道我還兼任了美術的工作呢,哈。

答:鍾導年輕時曾有來報社應徵攝影,我那時候沒想用外人,沒有理他,後來他有天在拍廣告片,那個案子剛好要我拍劇照,許舜英在片場介紹我們認識,鍾導就說:「他我認識,他拍劇照可以,別人拍不行!」而我根本還不認識他是誰!

後來在廣告上我們多次合作,他喜歡我的鏡位,或是一張靜照,用攝影手法去做剪輯。還有一次借了三台攝影機,一台就給我在片場裡面拍,他那時候已經是很有名的廣告片導演,拍什麼都OK,有辦法說服客戶,現場就各種拍法,很好玩。

答:跟鍾孟宏的電影沒什麼東西是包袱,他的幾部戲我都用不同拍攝手法來呈現,他在現場有時候也會說,你能不能借我看你拍什麼,拍完我也不急著交照片,他也不急著看,就來自於一個信任,他知道我會交出一套我對於整部戲的看法。

鍾導最意外的一張劇照是我拍和尚的背面,他看到時嚇一跳,說我在現場拍一整天,為什麼只有你拍到這張照片?在掌鏡時他也不斷在找尋畫面,攝影機在他自己手裡時是非常靈活的,那時候他千想萬想,就是沒有抓到這個畫面,有點懊惱。

拍電影非常磨人,打燈的過程、演員情緒醞釀的過程,都得不斷等待,但這個等待卻是我拍照最好的時候,可以觀察更細微,提出一套與電影完全不一樣的論述。

有趣的是最近兩年台北電影節的節目單,分別選了我拍的《大佛普拉斯》和《小美》劇照來做視覺,我不曉得為什麼他們剛好選了這張燈光師在工作的照片,可能台北電影節想向工作人員致敬,自己現場記錄的作品能以不同方式再生,怎麼想都開心。

劉振祥:快門下的風雷

答:對,一點沒錯,確實就是這種感覺。攝影最迷人的就是除了當下的環境或人物,若干年後回望時,很多記憶與聯想就會回來,影像是一個溝通的橋樑,我長期在替表演藝術與電影拍攝演出與劇照時就有這種感受,因為一張劇照就是一部電影裡的連結,能讓你想起某一段情節或者對白與事件,新聞照片也是如此,近幾年一些團體籌辦解嚴卅週年,或者二二八七十週年等活動時,照片就最能讓人勾起當時情懷,或者是讓對那個年代沒什麼印象的人,透過照片補回歷史記憶。

那樣的相遇,就是久別重逢,曾經經歷過的人,他整個的心思與想法,就會在腦海裡再跑過一遍。因為很多人都相信「眼見為憑」,照片至少有一個影像清楚在那兒,容易讓人覺得那一切都是真的。

答:那張照片透露著在九○年初台灣的時空情貌,那時,解除戒嚴已經四、五年了,民眾對改革遲緩有些不滿與渴望,加上獨台會案爆發,引爆民眾上街抗爭,台北火車站前的忠孝東路被佔領大約一星期,很多人來聲援,警方也不敢大動作驅散,才會有那個小男孩出現在忠孝東路的大馬路上,他的穿著與裝扮就很包含了很多訊息,頭上綁的布條是「總統直選」,手上拿的則是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小旗,那張清純臉蛋上的笑容,確實很吸睛,只是抗爭現場來來回回的人太多了,忙著按快門的我,來不及去了解被攝者的個資,二十多年過去了,除非小男孩或他爸看見再來找我,否則遊行過後,我們就斷線了。

答:在解除戒嚴之前、一九八六年和侯孝賢導演合作《戀戀風塵》,殺青酒都沒喝,就進入時報新聞周刊工作,一上線就全台到處跑,那時候沒有所謂的民進黨,可是感受到社會有一股蓄勢待發的力量,到處都有充滿不同聲音的活動,就被派到各個不同地方去拍,不只是旁觀,而是面對面站在第一線,被群眾、盾牌擠著到處衝撞。

很慶幸在那個年代從事新聞工作,原來我是學畫的,因為遇見謝春德老師帶我跟他一起工作,才會用照相機來描繪時事;如果我去做了別的工作,無法到場目擊,這些影像就不會被留下來,沒有辦法用自己的視角看到事件發展。

答:因為無知反而大膽,覺得這是對的事情,當時對於體制的衝撞是看到有些成績,才會前仆後繼的去衝,不然像北京六四事件那樣鎮壓,馬上就被切斷,國民黨當時沒有執行這麼大的動作,不敢明目張膽,要嫁禍又容易被捉包,漸漸地越來越開放,因此並沒有那麼懼怕。

當然很多舊勢力還在公部門裡頭,我所屬的媒體也有很多他們安插的人,也會來訊息說要收斂、要節制,但我們根本不理,因為知道時代已經不一樣,要走向民主道路,威權的年代就要讓它走入歷史。

答:鄭南榕事件時我是新聞記者,每天也只能在外圍守著,不知道警方什麼時候要攻堅,每天排班去守,後來我暫離媒體圈,卻發生了他自焚殉道事件,於是我自動參與了告別送行的行列,雖然不是記者了,相機還是帶在身邊,結果就看到了詹益樺自焚。

拒馬後面第一排就是鎮暴水箱車,群眾大喊「趕快噴水,有人自焚」,但他們一開始還不敢噴,因為長官沒有批准,大家情緒上就很激動,就覺得怎麼會有人這麼勇敢,為了理念,寧願自焚來表達訴求,那幕讓我心情久久難以平復。

答:那時候我拍得並不好,沒有任何構圖,沒有辦法很冷眼地去看事件發生,就是無意識地按快門,按到相機不能按為止,那時候因為噴水導致相機壞掉,所以拍到的也不多。

因為當時不是線上記者了,照片拍了我也沒有沖洗出來,就讓它一直留在底片裡頭,直到前幾年鄭南榕基金會要我們整理一下,才第一次看到照片,回憶起那時徒步走到總統府,自焚時的火、那種溫度,現場的感覺還是歷歷在目。


社會運動的照片很多人都拍過,我發現自己的照片就是有一種劇場感,我從一九八七年跟雲門合作開始,也跟劇場界合作,很多劇場人也常聲援各種社會運動,尤其五二○農民運動時;社會運動除了衝撞體制之外,目的是讓一般民眾也都知道,並展現出理性,所以他們用各種手法讓媒體聚焦、報導。

答:在鄭南榕基金會開辦「查某人ê二二八」攝影展,主軸就是想透過二二八遺族的女性群像,站在女人的立場,訴說那段心酸的悲苦故事,雖然事件已經過了七十一年,但是很多真相還是混沌一片。以前開畫展或攝影展最怕反光,但是這次我刻意用反光的手法,以鋼質裱框,結合透光薄片,讓觀賞者可以從不同角度、光影,看到女性在那個幽暗年代中的哀愁,透過反光,觀眾也可以看見自己的臉,一方面體會當年女性的受難情懷,另一方面也看到了如果在那個年代,自己的際遇又會與當事人有多大落差。

答:化石的概念也是解讀攝影藝術的重要譬喻。過去,我們在回顧歷史的時候,多數只有文字敘述,唯獨少了影像佐證。二戰後不管美國、日本、德國等,都留下很多影像,勝利者可以驕傲詮釋歷史,敗的人就算沒轍,也能從影像中去找尋蛛絲馬跡,照片中包含的場景或服裝都可以呈現那個年代的訊息,從圖片裡可去解讀;有些名人我們已習慣他有白髮的樣子,回頭來看才發現年輕時竟然是不同的感覺。

羅曼菲老師的舞作有一半以上我都曾幫她做過拍攝紀錄,紀錄片《曼菲》導演陳懷恩就嫌當時留下的錄像作品質地太粗,也沒有辦法修復或強化,於是找到我,再從菲林資料庫中找出很多當時沒有用過的,且不同階段的美麗身影,陳懷恩對我說:「還好,你的這些影像真的可以證明她很會跳舞。」他就採用靜照的方式呈現羅曼菲的舞姿。

答:我過去三十幾年來最常做的,就是記錄表演藝術,我對平面攝影很感興趣,因為可以把庶民生活轉化成比較戲劇感的情緒。早年,我曾和藝術學院合作,要替校方請來的知名現代舞的編舞家拍照,宣傳他們的舞作。當時的我完全不知從何下手,腦中完全沒有畫面,那些老師就建議先跳十分鐘給我看,我再決定哪一段要重來進行拍攝,十分鐘內,我必須觀察很細微的肢體動作,找出作品的特色。判斷出屬於照片的、定格美學的圖案,才能把流動的過程定格出能變成照片的畫面。這段訓練讓我見證了美麗,也學會留住美麗。

蕭雅全:范保德大迴旋

最特別的是,他每部電影說故事的方式都與其他台灣電影不一樣,有他存在,台灣電影就多了一點異類色彩。

答:哇,聽到你這麼說,我如釋重負,因為從試片以及台北電影節的這段時間,常常有觀眾帶著疑惑來問我,顯然他們的「閱讀」過程,遇到不少迷霧,但我還是非常樂觀認為觀眾應該是看得懂,如果要用一個詞彙來解釋為什麼選擇這樣的說故事方式,那就是「審美」,創作劇本與拍攝時,我就會思考這樣做究竟是美或醜等,「審美的直覺」就決定了全片風格。


我認為「故事」與「說故事」是截然不同的兩件事,電影光有好的故事是不夠的,更大的挑戰在於如何說好這則故事。例如格林童話裡的經典故事「小紅帽」,我小孩就常嫌我說的「小紅帽」跟媽媽版本的「小紅帽」截然不同,雖然是同一個故事,但說的方法不同,帶來的感受自然就不一樣;另外「說故事」對聆聽者而言也同樣是個考驗:故事再精采,一旦說的方法或技巧不對,聽眾就不會有興趣繼續聽。

我一開始創作時不太會想觀眾,我唯一在意的是:劇本這麼寫會不會更好?這麼安排會不會不恰當?直到中後段,會慢慢想到觀眾的反應,但這時候遇到的問題就是要選擇跟觀眾「和解」抑或是「決裂」?這件事在我內心裡不斷拔河,但我關心的是該如何持續創作,要維持能量就必須產銷平衡,於是內容往中間走,就算故事多繞了幾個彎,但都有機關連結,相信最後會有一種恍然大悟的感受。

答:一開始的兩部電影是在講一條街上兩代人的故事,一部電影主角是設定六十歲,另一部則是三十歲,兩個故事的人物略有重疊,彼此也互為配角,讓觀眾從年輕人的愛情故事裡去回填六十歲那輩沒有說出來的愛情故事,他們的愛情過程可能相同,但遇到岔路時做了不同的抉擇,所以走出不同的路,我想透過這兩部故事來講述生命裡的諸多重複,以及該如何來面對重複。

無限符號∞的結構剖析是你的影評觀點,我寫劇本時並沒有浮現這個意念,但是看完你的文章,無限符號∞的論述就說中了電影的核心:生命的重複與變化,所以發行公司就在宣材上加了這個∞符號。

為什麼重複這麼重要呢?這和我創作時的感受有關,有時以為是自己原創的想法,但可能會聽到長輩說,他年輕時也曾有同樣的想法,也曾想過該如何去實踐,最讓人惱怒的就是後來我的努力也不能脫離長輩的框架,千百年來,人生的愛恨糾結總是不斷重複,重複的生命細節讓人們學會傳承與互相理解,但這樣的重複則又讓人沮喪,創作者最大的挑戰就在於到底要怎麼突破,又能創造新的事物呢?

我的結論是九成的生命就是這樣只能無能為力的重複,但還有一成則是可以創造改變的關鍵,有了這百分之十,生命就會不同,即使只是些微不同。

答:《范保德》的電影名字原本叫《范大克》,愛畫畫的人都知道「范大克」是一種褐色顏料 ,是荷蘭畫家Anthony van Dyck.自行研發出來的顏料,也是我很喜愛的顏色。劇本中的范大克是男主角范保德香港兒子的名字,范保德跟另一位兒子范大齊透露說,媽媽曾經去算命說兒子取名第一個要有齊,另一個要有克,但如此一來,就透露了太多血緣秘密,同時也太宿命,所以後來沒有採用,因為我更想談的是百分之十改變的可能。

第二個想用的片名叫做《在一個死亡之後》,你只要看過電影就會明白其中的含意,但是發行公司建議片名盡量不要有死亡,後來就以主角范保德的名字做片名,這最中性,能夠承載的也最多。

答:《范保德》是男人的故事,也是父親的故事,甚至可以說是缺席父親的故事。台灣的經濟奇蹟是很多男人提著一口箱子走遍天涯的行銷奇蹟,這些男子在世界打拚的時候,就無法兼顧家庭。電影中的范保德或者他的父親都有一口箱子,都要在夜半時分離家遠行,訴說的都是世世代代的父親形象。范保德的父親來不及對兒子多交代心事,必須讓范保德遠赴日本去完成謎團拼圖;同樣地,范保德也有很多秘密來不及告訴兒子,但是兒子卻自有管道,摸透父親的底牌,兩代父子的重複與變化,就是當代父子關係的一種素描。

我自己也是父親,像我面對小孩時,一方面希望他們能夠出外冒險闖蕩,但另一方面又想把他們統統留在身邊仔細呵護,父親的矛盾我想是亙古不變也不分中西,當小孩的也是會有這樣的矛盾,他眷戀父親,但也想擺脫父親,這樣的拔河在當代人生中是時常出現的。

答:《命帶追逐》受限預算,所以一開始就設定只有當鋪和捷運車廂兩個場景,因為景愈少、愈便宜,甚至一度我想挑戰只用一個景兩個演員就說完這個故事,後來還是得有兩個景、用了三位演員。這一切都得感謝侯孝賢導演,當初寫劇本時,他就建議我將人跟景減少,這會有助於減少預算,也幫助我思考既然人和景都這麼少,又怎麼能繼續推重故事情節?甚至因為空間就這麼點大,所有能想到的角度都用上了,這是一種訓練,亦是一種磨練,這樣的思考也幫助我後來創造《第36個故事》。

但到《范保德》時,我不想重複之前的省錢做法,《范》的場景空間使用相對精緻,因為我認為空間可以代表其中人物的心情以及人與人的關係,舉例來說,同樣的一段談話,如果發生在客廳或房間裡,感受就會相差十萬八千里,觀眾一定會認為在房間的對話真心度比較高,空間就有這個能耐,能帶出親密與信任的程度。

答:一個人物要夠力,就是得要給他最對的舞台,其實人物出現的場景可以有上萬種,在不同場景裡出現,人物就會有不同的線條。

當初寫到范保德的父親時,我心中的原型就是一位懂得把握機會的「機伶」台灣人,我讓他出場的空間就是一間餐廳,他就是每天周旋在客人裡的跑堂,聽見客人的話題就忘情插了嘴,因為范保德父親那個年代的台灣人們,要面對的就是如何在國際強權夾殺下,衝出一條血路,你非得機伶,才有空間,這是特殊歷史時空下磨出來的人性。

其次,則是父子擦背的溫泉戲,這是刻意安排的空間異置,父子倆可以在不同的時間來到同一座溫泉裡,空間相同,就可以比對出兩代父子的不同親情,這個溫泉場景對我來說也是很典型的空間意涵。

至於天井的那場戲,則是來自我的人生經驗,我的北投住家也有個類似的天井,某個夏天午後我在家打掃,那時濕度高,天氣熱,牆壁開始吸水,天井居然發出水滴蒸發的共鳴聲,而且越來越大聲,說來很魔幻,卻讓我專注聆聽,屋外的狗叫聲、機車聲都消音了,我一方面享受著這神秘又美好的過程,另一方面又覺得哀傷,因為我用盡所有的詞彙想描述給親友聽,就是無法讓他人理解,那時真是感到孤獨啊。沒想到兩年後,同樣的夏日午後,我跟女兒一起做木工時,父女倆都聽見了同樣的聲音,這時女兒跟我說:「牆壁活起來了!」那時我覺得孤獨感完全被消滅,只有溫暖與感動,於是我就想把這個曾經感受到的孤獨感帶到電影裡。當然,這個天井聲音在電影中也成了尋找父子血緣的解謎線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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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不是重男輕女,而是《范保德》就是一部講男人的電影,拍片現場時,我就不時向女演員致歉,強調戲會集中在男人身上,她們也都理解,不過,范保德愛戀的郭毓琴,不管是中年的王秀峰或者青春的溫貞菱,也有著驚鴻一瞥的獨特魅力,差別在於她們戲少,男人戲多。

答:我很早就當了美術逃兵,畫畫對我來說現在是生活的調劑。我繪畫技巧的最高峰應該是就讀復興高中時期,復興是一般高中,但是參加美術社的同學都有報考美術系的興趣,甚至以想在美術競技場合打敗另一個復興(即著名的美術專校復興商工)為目標,但後來真的進了大學念美術後,我不斷被老師逼問:「畫得很好,所以呢?然後呢?」「你跟他人有什麼不同」、「跟世界的關係是什麼」,這樣不斷的追問是很大的啟蒙,讓我了解創作的世界不是只有手的事情,還包括了腦的世界,要解決的是腦跟手合一的問題。

被這樣一路逼問下來,我用了很激烈、很不健康的方式回應,我刻意拒絕用我熟悉的工具跟手法創作,甚至也捨棄了擅長用的顏料,因此,我的作品變得既稚拙又荒誕,好像完全不會畫了。我大二時剛巧是解嚴那年(一九八七年),台灣整個環境大幅開放,言論世界百花齊放,這對一個受典型黨國教育長大的學生來說,真是巨大的衝撞,也恰逢那時家用攝影機降價,我認為影像相對繪畫的緩慢與委婉其實是更直接又有力量,那時都有民眾衝撞總統府了,我們這一群美術系的學生還在畫室裡畫裸女,覺得跟現實很脫節,便這麼一頭栽進影像的世界裡。

訪黃文英:從舊時切入

黑衣刺客內心糾結如網 只有窗簾布最貼切

答:《聶隱娘》的劇本對聶隱娘的衣著只有一句話,就是她穿著一身黑,對我的考驗就在於黑要怎麼表現?要怎麼透過布料來呈現聶隱娘的個性呢?其實,黑色有很多層次,而且有的布料會有不同的肌理和線條,我就想到如果在黑色布料上加上網狀的圖案,就可以凸顯她綿密的心思。

為了找到合適聶隱娘的布,我曾走訪日本、印度、烏茲別克,都不滿意,後來卻無意在IKEA找到一塊適合的窗簾布,於是用了這塊帶有網狀紋路的布料壓在日本織錦上,並在滾邊時滾上細微的紅色,像是血性,也是血光,製成了聶隱娘披上的長坎肩,這些服裝的細節,得要很近的特寫鏡頭才看得出來,但是這種錙銖必較的細節講究,就是一位美術設計最基本的要求。我認為美術設計的關鍵就在於細節,所有的細節都照顧到了,角色可以「跳」了出來,甚至可以說是失之毫釐,就會差之千里。

另外,我也認為做電影美術,大量閱讀是非常需要的,侯導籌備《刺客聶隱娘》長達十多年,我大概也做了十多年的功課,不停找書看書,甚至連唐朝的家具史研究都不放過。其實,不管是哪部片,就該是盡全力找到相關資料,能找到的都不應該放過,這些資料都會內化成屆時設計場景的知識,這些資料也會擴大設計時的想像空間,讓幻中有實,實中有幻。

答:我想我最大的貢獻就是找到了對的場景,也找到了對的執行團隊,王誌成是侯孝賢的老班底了,他很願意提攜新人,這次美術團隊成員有一些是建築科系畢業,我們一路從《沉默》做到《范保德》,有現場實做的機會遠勝讀一肚子理論教材,在他們的協力下,我熟悉也擅長的舊台灣風情才都能夠投射在銀幕上。

一開始我讀到的劇本,不管是醫院、五金行及旅館等,全都設定在彰化田尾的一條街上,因為導演蕭雅全出生於彰化,就憑著記憶中的印象寫劇本,到了實際勘景時,才發現無法在同一條街上找到劇本設定的場景,與腦海中想像的舊日情貌不同,鄰近的雲林也變化巨大,但是劇本帶給我的畫面,卻像極了我從小長大的嘉義街景,因為我祖父又開了嘉義的第一間旅館,童年時就跟著爺爺在這些場域上進進出出,我便建議導演把拍攝地移到嘉義。因為我有把握找到劇本中的場景,重現他要的時代氛圍,不管是前後兩進的長形老建築,前半營業用,後半自己度日,中間還有個天井隔開的那種老屋,至於電影中的五金行或洗衣店裡,美術團隊有的時候臨時找不到生活用的道具,也會從我老家旅館地下室的倉庫去尋寶,光看到那些物件就有了舊時代的滄桑質感。

回到嘉義故鄉拍戲,不但容易找到資源,而且還有人和之便,原本老媽只是我的私人諮詢顧問,純粹就是很喜歡製作團隊,尤其喜歡蕭雅全的親切,所以也乾脆撩落去,協調了很多拍攝的場景,一度有店家抗議,也都是我媽賣老面子出面解決,所以,導演才會在片尾特別感謝我母親。

空間對氣氛就對 范保德活化80年代

答:簡單來說,范保德就是位「大隱隱於市」的人,這種人你經常可以在大稻埕、迪化街看到,人看起來閒閒廢廢,手卻極巧,還有點特殊品味,例如會告訴你羅大佑的那首「未來的主人翁」中究竟唱了多少回「就這樣飄來飄去」。我最大的挑戰就是一方面要懷舊,但是不能一路老到底,而是要一種不落俗套的舊,既要有點台,又要有點洋,要調和Local和Global兩種特質。

《范保德》的企圖心很大,原本想拍成兩部看似互不相關,但是劇中主角配角又可以交替出現的時代大戲,時間跨幅大約是從一九八五至二○一五年,後來濃縮成一部,但是細節堅持就更明顯,我的原則就是五金行和旅館的空間感覺對了,戲就對了。

很多人都喜歡年輕范保德(莊凱勛飾演)站在旅館樓梯上與旅館老闆温貞菱調情的戲,我們先找出了舊旅社上世紀八○年代的氛圍,但是莊凱勛與温貞菱的調情戲,就像極了西部電影中帥氣牛仔的浪漫青春(水電工的工作腰帶在電影中像極了牛仔槍帶),這就是Local和Global的複合體。至於莊凱勛喜獲麟兒,觀眾看到他抱著兒子從樓下走到樓上,一路碎碎叨叨的得意模樣,美術組就透過這場戲讓大家看見了八○年代很多水泥樓板的舊式建築模樣,看見了,你就相信了,這是美術能夠替電影加分的所在了。

答:一九九四年初,我還在美國工作,寫了一封信給侯導希望能在他旗下工作,自我介紹說我看過侯導所有的電影,甚至他擔任編劇的《桃花女鬥周公》也看過,還清楚記得當時他也客串一角,頭上還梳著雙髻。當初只是姑且一試,沒想到就收到侯導回信,那年七月返台見到侯導,就先邀我看《戲夢人生》的試片,看完之後,侯導問我感想,我這個人實在太誠實,就直接說我看到睡著,但我即時又加了一句,我認為最好的戲,就是能讓人半夢半醒,醒了後還能接上劇情,如同日本的能劇。

侯導又問我最愛的導演與最喜歡的片子是什麼,我說是德國導演荷索的《陸上行舟》,侯導也覺得這部片不錯,沒想到就這樣面試過關。

侯導對美術的真實很講究,記得拍《海上花》時,為了要重現清朝末年上海十里洋場中的妓院生活,就需要很多舊時骨董,也還要混搭一些西洋玩意,為了重建時代氛圍,還真的是花了好大力氣到中國各地找來的,要求所有的細節都要細緻講究,片中長三書寓裡的幾百片雕花木櫺也是一片片仔細雕刻出的。

電影美術的關鍵在於只要空間對了,一切就對了,大半的工作也就都搞定了。

不過跟侯導拍片,永遠不知道他的鏡頭要擺在哪裡,所以很難只陳設一個角落,你必須先去推想好幾個演員可能進出的動線,也要盡量去揣摩侯導究竟會從哪個方位進來,盡量讓同一個空間可以有不同的層次與角度,不過侯導的調度還是都很即興,常常嫌說這樣不對,場景要更大,那就得更動整個工程。

即使如此,侯導待人接物的方式永遠會讓一起工作的人想跟隨他來追夢,他待人好的程度,會讓一起拍片的人都有一種幸福感。

專訪黃文英:從沉默切入

答:我很同意你的說法,侯孝賢導演曾說電影最重要的就是回歸人跟生活本身。我曾問過侯導,他覺得自己電影的特色是什麼?侯導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他沒有選一般人都以為的長鏡頭,反而強調他的特色就是完全寫實,即使是拍《刺客聶隱娘》也一樣,也許他會運用長鏡頭,就是因為可以捕捉到真實。

做美術這一行的人,需要蒐集各種資料做為參考,像是會看各種擺拍的照片,觀察時會發現如果擺弄得過於over,反而會失去真實感,但是如果缺少細節,又好像少了一些什麼,所以美術的分寸拿捏在於必須避免過於over,不然就會有點虛,好像都是為了陳設而陳設。

另外,傑出的美術設計師應該要弄清楚劇中角色的個性,而且挖得越深越好,當腳本裡面的角色個性愈清楚,相關的陳設場景,就有更多的線索可以發揮,不至於讓場景太過。當初設計舒淇的「聶隱娘」服裝時,坦白說,很多都是靠直覺決定,前提是我一定會熟讀劇本,讀通透了,就順著直覺走。 

最初讀劇本時,想到聶隱娘小時候就被帶走,她應該是很孤獨的,加上她接受暗殺的訓練,她習慣穿著的服裝不應該是飄逸的長袍,而是精練的短衣襟,有武術底子、寫過《一代宗師》劇本的導演徐皓峰就曾跟我說,武學中人只要看到對方穿著心裡就有了譜,看到來人穿的是短衣襟,就得特別小心,因為這麼穿就意味他擅長打鬥,至於穿上全副武裝的人,往往是虛張聲勢,中看不中用

答:黑澤明是大導演,他講的一定是真的。

我參與史柯西斯來台灣拍攝的《沉默》時,經常要試戲,那一天要拍男主角安德魯.加菲爾德穿過蘆葦小徑,他演的是耶穌會神父要肩負側背包,背包裡會裝著宣教使用的聖杯與聖經,手上則拿著十字架,因為鏡頭只取安德魯的背影,根本拍不到包包裡的東西,因為只是試拍,我們還來不及準備好劇本中提到的所有物品,沒想到安德魯很堅持,一再問包包裡面裝什麼?要求該有什麼就得有什麼,就是為了追求那份真實感,好不容易搞定了包包內容,安德魯又隨口問了句:「我手中拿的木製十字架是正式開拍的那一只嗎?」一聽說不是,他就拒絕試戲,非要換上真的才肯。

還記得那時是清晨四點,為了趕上第一道光線,也只能趕快打電話請道具師傅找到原件,再飛車從台北趕到金瓜石,連試拍都不肯將就,大家就這樣領教到好萊塢演員的專業堅持。

答:這一點我也是完全相信的,我們所有的細節不管一般人看不看得到,就是不想馬虎應付,看到我們的認真,也會影響演員的。

但要這麼堅持並不容易,前提是得遇到好導演與好製片,有他們的支持才做得到,很多電影往往受限於預算,往往在籌備後期才讓美術與服裝組人員進駐,一旦大牌演員的薪資吃掉了大筆電影預算,製片就會朝技術部門這邊砍價,其實,一部電影成功是集體製作的成績,不是光看演員的演技,顧此失彼就可惜了。

答:他們強調的精準,讓我印象深刻。

《沉默》團隊為了重現十七世紀日本長崎村,不惜花三千多萬台幣的預算,用實木搭建德川幕府時代的審問所,甚至覆蓋在屋頂的鬼瓦都是從日本訂製,片中出現的日式花園裡的松樹,每一株都是要價二十幾萬的造型松樹,片中的十幾艘漁船也是委託訂製,甚至場中的辦公大桌,因為台灣找不到合適的木桌,美術總監丹特.法拉提就從他的故鄉義大利運來,當然這需要另一筆預算,但丹特理直氣壯向製片爭取,也讓我知道原來美術可以是這麼強悍。

更犀利的是花費這麼多的場景與道具,他們堅持電影拍完就要全數拆掉或燒毀,還派有專人監督,一點不留,自己用完了,也就不再給別人用,為的就是追求作品的獨一無二。

此外,他們也很重視拍片安全。例如,《沉默》在台灣重現澳門大三巴牌坊,史柯西斯要求以一比一的比例重建大三巴,場景相當巨大,考量過台灣風雨的特殊情況,團隊就會另外調動許多石塊與鋼索固定牌坊,就是怕發生意外。

前面提到要在金瓜石捕捉第一道天光的夜戲場景,電工竟然沿路拉了電線裝上燈泡,就是要確保攝影組、收音組和演員在暗夜行進中不要出意外。

美方還有專職的技術勘景,台灣大多就是導演、美術、攝影負責複景,在正式拍攝前,技術勘景會協調各組人員,討論好機器究竟要如何擺,會架在哪裡,確保拍攝的動線,如果有不同意見,攝影師與美術監督都要現場提出,也就是在拍攝前一天所有情況都處理好了,一切井然有序。

另外有個細節則是台灣人容易疏忽的,正式團隊進駐前,前期製片就已經先把候選的台北旅館都住過一遍,會在考量預算與舒適度的前提下,滿足工作人員的住與吃,因為外景製片最常接到的抱怨不是住,就是吃,事先把這些都搞定了,抱怨就會少很多。至於拍片現場永遠都會有咖啡與點心可以享用,都反映了團隊尊重專業的態度,受到團隊這款禮遇,工作人員一定也會以專業表現來回報。

答:合作機緣都靠侯孝賢啦。當初馬丁團隊來看景的時候,一度鎖定北投的舊中製廠,但是周遭環境並不理想,後來到了中影文化城,看到我們搭的《聶隱娘》場景,讚不絕口,因為馬丁看過侯導所有的作品,加上中影文化城裡有些舊建築,稍加整理就接近電影時代的建築,於是就進一步談合作。

馬丁的美術要求很「立體」,他不要看平面設計圖,他要求每個場景都先做好模型,透過立體透視,就更能拿捏鏡位與動線。

此外,馬丁的作業習慣很少臨時起意,大致都會依照劇本拍攝,所以他要求拍攝前三天,場景一定就要先搭建好,他有個習慣,拍攝的前一天他會自己一個人進到場景裡靜靜地待著想著,就他一個人,而且馬丁工作時,不希望現場太多人,一定都會要求清場,甚至連開美術與服裝會議,也同樣要求清場,有點神龍見首不見尾的神秘。

馬丁對工作人員也和侯孝賢一樣是客氣又友善,但對前置作業要求很高。還記得我們拿到劇本後,馬丁給團隊整整十週的設計期,也很信任我們這個全部都是台灣人的美術團隊,但是他對美術的要求則沒有任何打折的空間,電影中所有場景設計必須符合歷史的真實,《沉默》就請了五個歷史顧問,美術上遇到什麼問題,隨時都能得到解答,設計完成後,我們還得把模型運到紐約請馬丁與歷史顧問過目,而且把所有人物造型、道具和美術設計製作成一本鉅細靡遺的「聖經」,隨時可以翻考比對。

問:依妳的近身觀察,這位大導特別講究什麼原則?

答:讓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史柯西斯待人處事的細心與周到。《沉默》改編自遠藤周作的小說,但遠藤周作已在一九九六年過世,無緣看到馬丁的改編,等到影片要正式在台灣拍攝時,馬丁先行搭著私人飛機飛到東京,拿著我們的那本「美術聖經」,拜訪遠藤周作的家屬,讓他們看見他想要還原小說背景時代的努力,這種慎重其事的做法,今天已相當罕見了。

文夏:歌王比總統大尾

2018年四月在台北市中山堂採訪文夏,留下了這篇訪問。

下個月就九十歲了,但是耳聰目明,口齒伶俐,嗓音依舊洪亮,甚至捏著自己的臉皮說:「我沒有拉皮,鼻子是真的。」這時,他還調皮地扯著自己濃密的頭髮說:「你看,頭髮也是真的!」

採訪前,攝影記者請歌王擺pose、喬角度,當過電影導演的文夏二話不說,早就站好了姿勢,「你毋免講,啥米角度與光線我攏知啦!」

年輕時,談過幾次戀愛,最後各有婚配,「她們有緣認識我,卻無份嫁給我。」直到四十二歲那年才娶了小他二十五歲的學生文香,文夏到底有多愛文香?從他的簽名就可窺見,他總是在簽完文夏之後,又在最後一捺上再勾出文香之名,然後還不忘對你眨眨眼,夫唱婦隨就在他的簽名式中完成了。

歌王的字典裡沒有禁忌兩個字,別的歌手要護嗓總是戒辣忌酒,宣稱要活到百廿歲的文夏,卻是每天梅酒、大吟釀、威士忌怡情小酌,甚至大啖麻辣鍋後金嗓依然嘹亮,「每日禁忌這、禁忌那的人,(唱歌)都沒真正出師啦!」


答:我出生在台南的麻豆,那時住家附近就有傳統的宮廟,三、四歲細漢時就常聽廟口的走唱藝人拿著月琴念歌詩,那時念的歌詩大多是怨嘆人世間不公的哭調仔,這些哀傷的旋律讓我留下深刻印象。

另外,因為家族信奉基督教,童年時便加入教會的唱詩班,很會唱也很愛唱,有一次阿叔自日本返台,發現我有歌唱的天分,又喜歡彈奏樂器,便提議送我到日本讀書學音樂,我從小學畢業後便獨自赴日本讀中學,並拜在上野音樂學校任教的宮下常雄為師,他採用「一對一」的指導方式,讓我在鋼琴、吉他彈奏和聲樂發聲方法上進步神速。

中學畢業返台後,我在家裡每天至少都唱八小時,上午三小時、下午三小時,晚上則和台南高商的同學們在台南運河上一起划著小船再唱兩小時,也因為早期學習聲樂以及每天練唱的基礎,讓我往後一天連唱十八場也沒有問題。


記得以前當兵時,母親常常叮嚀我:「要回來,不能死在那裡。」相對之下,日本人就是比較傻、比較蠢,很多人願意為了國家當兵赴死。後來,國民政府也對很多台灣人說要「反攻大陸」,要為國犧牲,但這是很荒謬的,我們故鄉就在這裡(台灣),到底是要反攻到哪裡去呢?

還好我有活到九十歲,糟蹋我的人都死了,我還好好活到現在,才可以親眼看到現時的囝仔攏會唱台灣歌,五月天、陳昇、董事長樂團不都是唱了台語歌才紅的嗎?我一直認為那個年代流行的國語歌曲比起日本歌謠、歐美歌謠等,可以說是世界最「低路」的,很多國語歌曲根本就是「偷」台語歌曲的旋律,例如《梅花》的旋律根本就是來自台語歌謠〈秋怨〉,還厚著臉皮說是原創,其實騙不了行家的。

別看我現在是笑笑地講這些往事,其實心內實在很不甘願,想起來就痛。

我的歌,每一首我都很喜歡,最愛的則是《悲戀》與《男性的命運》,因為旋律好聽極了,我也喜歡《大台灣進行曲》和《台灣魂》,因為這兩首歌傳達了:「打不死的台灣人,啥物攏毋驚,打不死的台灣人,勇敢活下去,為故鄉、為台灣大家來打拚,為父母、為朋友,死也是甘願。」

追思巴卡洛夫:伯樂情

知名電影音樂作曲家路易斯.巴卡洛夫(Luis Bacalov)就曾遇上兩位伯樂,一位叫尼諾.羅塔(Nino Rota),一位叫安尼歐.莫利柯奈(Ennio Morricone),在他們的賞識與推荐下,才華洋溢的他才有了後來的成就。

巴卡洛夫和莫利柯奈雖然有些瑜亮情節,但是彼此的交情還不差,不過,他最感念的前輩是尼諾.羅塔(Nino Rota)。在不得志的壯年歲月中,有一度,他和尼諾.羅塔共同在一家錄音室裡工作,羅塔那時候正在替費里尼製作《卡薩諾瓦(Il Casanov)》的音樂,在喝咖啡的休息時間中看到他從窗前走過,就招呼他進來認識費里尼,並且直接告訴費里尼:「這傢伙是好手!」

1979年,費里尼的《女人城(La citta’ delle donne)》才剛殺青,他最信賴的長期音樂夥伴尼諾.羅塔過世了,費里尼的製片助理打了一通長途電話給正在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開音樂會的巴卡洛夫,告訴他費里尼想和他談談,請他接替尼諾遺作,完成《女人城》還沒有峻工的音樂工程,巴卡洛夫原本就承諾要替尼諾的《女人城》音樂負責彈奏鋼琴,一聽說尼諾過世後,就取消音樂會,六天後就兼程趕回到了義大利,費里尼才告訴他,當年那段喝咖啡的一面之緣讓他印像深刻:「因為尼諾.羅塔說過的每一句話,我都相信!」

在《女人城》中,巴卡洛夫並沒有做太前衛的嘗試,他一方面承繼尼諾.羅塔的風格,讓人一聽到音樂就有義大利風情的影像浮現,另一方面則是針對電影的超現實風格,將男人的幻想與狂想情懷用音樂來表現,表現得相當稱職。只不過,在電影原聲帶上他還是堅持要掛上尼洛.羅塔作曲字樣,自己只是一位鋼琴演奏家,以示他對知音伯樂的崇敬。

1999年,巴卡洛夫替香港導演陳可辛進軍好萊塢的作品《情有千千結(The Love Letter)》擔任配樂。巴卡洛夫特地用「幸福」來形容他和陳可辛的合作關係,他非常推崇陳可辛的音樂感性,認為陳可辛幫助他了解了電影音樂的「色彩」功能;也佩服陳可辛詮釋愛情故事的深厚功力(陳可辛的《甜蜜蜜》曾獲金馬獎最佳影片獎),當然最重要的是陳可辛選用了他最擅長的「探戈」旋律做為電影的主奏音樂。

《情有千千結》的劇情發生在美國大西洋旁的新英格蘭小鎮,如果依照傳統的好萊塢音樂信念,並不適合用「南美」特色鮮明的探戈音樂來表現「北美」精神,但是陳可辛卻堅持愛情說來就來,說走就走,本來就沒有道理,無法用理性思惟來解釋前因後果的,就像投資片商敢請一位香港導演來拍美國人的愛情故事一樣,墜入情網的刻骨銘心感覺中外皆然,就看藝術家是不是能用纖細的心靈與手法來詮釋。

巴卡洛夫一方面以柔情的鋼琴鍵觸來表達愛神敲門的心靈悸動與迴想,另一方面則又雜揉了曼陀林和手風琴的迷幻音效,就在觀眾好像再度聽見了《郵差》的音樂魅力時,他卻又一扭腰,轉進讓人暈頭轉向又熱血激昂的探戈旋律,讓觀眾無法自主地陷進他希望傳達的幸福意境之中,無怪乎陳可辛要以「大師」來稱呼巴卡洛夫。

很多樂評人都認為《情有千千結》的配樂手法,強調軟性抒情,音樂上的煽情意圖與陳可辛的前一部作品《甜蜜蜜》有些近似,電影中洋溢的探戈則好像讓人再度聽見《郵差》的主題,但是巴卡洛夫務求清淡恬靜,側重男女情愛的糾纏拔河,卻少了探戈音樂特具的感傷與激情,打造出獨特的音樂情境,相當動聽。

1995年《郵差》獲得奧斯卡五項提名,最後只有巴卡洛夫在音樂獎項抱得小金人,他回到羅馬之後立刻就被媒體包圍,大多數人的感想都是《郵差》成就不凡,應該得到更多的獎項,面對媒體狂熱,巴卡洛夫卻出人意料地說:「這世界如果真的有上帝,他一定不是義大利人,我也不是義大利人!」讓記者和趁勢要做行銷宣傳的電影公司都錯愕在現場。

其實,他拿的是義大利護照,他的這番發言純粹是有感於世人對電影音樂毫不重視,要不是他拿了奧斯卡獎,根本不會有人關心他的電影音樂創作,在美國,一旦獲得奧斯卡提名就會有源源不絕的工作邀約,更別說得獎的人了,最後他更語重心長地說:「我並不覺得《郵差》是什麼了不得的電影,就算我替許多名不見經傳的電影創作過更多好聽的音樂,我也不一定會得到奧斯卡獎,奧斯卡還是針對義大利電影給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