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史密斯:作家談電影

只要她簽了版權合約,小說就成了導演的孩子,「愛怎麼改就怎麼改!」

乍聽之下,好像她很愛錢,收到版權費就好,其實她還是在乎的。

法國導演René Clément找來大帥哥Alain Delon在《陽光普照(Plein Soleil)》詮釋她一手打造的Ripley,她就讚不絕口,但是電影結尾,Ripley被警方逮捕,她就會忍不住說:「那不是我的版本。」

她欣賞德國導演文.溫德斯(Wim Wnders)的才氣,對《美國朋友(The American Friend)》唯一的抱怨是溫德斯只買了一本小說「Ripley’s Game」的版權,卻偷偷溶入了另一本小說的內容。老太太對自家智慧財產權極為珍惜。

雖然Patricia Highsmith宣稱自己很少看電影,卻擔任過1978年第28屆柏林影展的評審團主席,帶領大導演塞吉奧李昂尼(Sergio Leone)和安哲羅普洛斯(Theodoros Angelopoulos)等國際知名影人,一口氣頒出三只金熊獎給三部西部牙電影,品味與決斷果然與眾不同。那年的開幕片是John Cassavetes執導的《開幕夜(Opening Night),導演愛妻兼女主角珍娜.羅蘭(Gena Rowlands)當選影后,閉幕片則是史匹柏的《第三類接觸(Close Encounters of the Third Kind. )》

那一年的柏林影展首度從六月移往二月,成為每年率先登場的A級影展,Patricia Highsmith坦承自己不適合當評審團主席,既無法揮鞭決斷,更無法忍受評審團裡的政治角力,因為有一位來自第三世界的評審,一直替某部共產國家的電影護航要獎,「那部電影根本是垃圾!」Patricia Highsmith沒點名,究竟垃圾電影最後有沒有得獎,我無法瞎猜。那一年只有來自保加利亞的導演Georgi Djulgerov 因為《Advantage》拿下最佳導演獎。

Patricia Highsmith很會寫小說,也試過編劇,然而隔行如隔山,試過幾次都失敗後,就不再嘗試了。她寧願高價賣出小說版權,絕不試著自己改寫劇本。她對電影的態度就是各走各的獨木橋,她不想認識電影導演,「我不過問你們的作品,你們也別來干預我的作品。」

有人問Patricia Highsmith最喜歡哪一部電影?她的答案很有趣,不是大國民(Citizen Kane)》,也不是《北非諜影(Casablanca)》,真要選,她會選《亂世佳人( Gone with the Wind)》。因為電影不錯,小說也不錯。

是吧,Patricia Highsmith就是Patricia Highsmith,獨一無二的Patricia Highsmith。

日舞:從勞勃瑞福說起

「我喜歡滑雪,我喜歡電影,如果能兼顧這兩者,那是多美好的事?」美國影星勞勃.瑞福(Robert Redford)回憶自己創辦日舞影展(Sundance Film Festival)的初心時, 曾經如此祈願。45年後,他的美好心願不但成真,日舞影展更已成為獨立電影工作者的聖堂。

故事要從1950年代末期講起,才剛在紐約百老匯劇場初試啼聲的勞勃.瑞福第一次來到猶它州旅遊,穿過普洛佛峽谷(Provo Canyon)時立刻就被純淨扶疏林木與山河倒影給吸引,「哇!」是他當下對自然之美的驚歎與禮讚,如今他持續努力讓每位初訪日舞聚落的朋友們也都能感受到「哇!」的驚豔!

1961年,正在進軍電視的勞勃.瑞福有了點積蓄,先以500美元買了兩畝地,給家人安置一個小窩,讓大家都可以徜徉在大自然之間,閒暇時可以一起去鑽探自然之美,「我想的是保護它,而非開發它。」熱愛滑雪的他每年都不忘帶著家人去峽谷上的Timp Haven Ski Resort滑雪。

1969年他已經與珍.芳達(Jane Fonda)合演《裸足佳偶(Barefoot in the Park (1967))》成為票房紅星,又與保羅紐曼(Paul Newman)合作《虎豹小霸王(Butch Cassidy and the Sundance Kid (1969))》躍升天王巨星,更讓電影中這位「Sundance Kid(日舞小子)」與他連上等號。有名有錢但不忘初衷,這回斥資買下四千acre畝地,其中也包括了他喜愛的「Timp Haven滑雪勝地」改名成為「Sundance Resort」。

僅管他力求保持當地原貌,讓他和家人都可以徜徉山林之中,但要維持基本營運還是得大費周章,要「活化」又不要過度開發「Sundance Resort」,於是「我喜歡滑雪,我喜歡電影,如果能兼顧這兩者,那是多美好的事?」的念頭再次閃過心頭,想出舉辦日舞影展的點子。

1979年11月,勞勃.瑞福剛執導完自己的第一部導演作品《凡夫俗子(Ordinary People)》,完全不知道日後會贏得奧斯卡最佳影片大獎,但對電影創作已經自有想法的他,邀集了一群電影界夥伴,來到Sundance Resort參加為期三天的電影工作會議,事先言明不穿禮服,沒有香檳紅酒,沒有影展的各種繁文褥節,他堅持自己不是「主辦」,只是拋磚引玉想聆聽大家對好萊塢現狀的意見。但是會議中大家都聽見了他對美國電影現況的把脈診斷:他看到很多有才氣的年輕人被大製片廠擋棄羞辱,女性和非白人工作者也很難有出頭天,他希望能夠幫助這些人的夢想能夠實踐,以「獨立」精神突破困境,讓不見容於主流產業的想法與方法都能在有心人的協力下完成,讓世界看見他們。他願意提供Sundance Resort部份場地協助年輕人,「希望這個場地能夠創造出一些新的可能性。」

說到做到的勞勃.瑞福第二年就成立了「日舞學社(The Sundance Institute)」,接著在1981的六月舉辦了日舞電影工作坊,而且把滑雪勝地的部份房舍整理改成可以開會、剪接和拍片的空間先是徵選了七個年輕創作者的劇本企畫案,透過自己的人脈他廣邀業界大老來到猶它就個案進行審視,為了說服這些朋友出席,他講出了一句最動人的台詞:「給我一點時間,給他們一點時間,讓他們做到沒想到能做成的事。」這些前輩只要聆聽,再從寫作、剪輯、編導和募資等各項實務操作提供專業建議,最後「創造一個可以讓年輕人發表自己作品的平台,讓他們的作品更成熟,技術更精進。

日舞電影工作坊第一年只有四百人參加,打著勞勃.瑞福旗號,前輩專家給足面子慎重其事,年輕小夥子也能帶著腳本或毛片秀給大家看,接受批評與建議,你可以想見年輕人當年能與超級巨星如保羅.紐曼或華特.馬修(Walter Mathew)等巨星或者大導演薛尼.波拉克(Sydney Pollack)近距離喝著啤酒聊電影,聽他們從電影製作理念與實務指點迷津,甚至指導一二絕活時,現場會是多歡樂的爸氣氛。

勞勃.瑞福不是第一個關心獨立製片的電影人,早在1971年特立獨行的名導演Robert Altman與Alan Pakula等人也曾聲援剛創立的「美國影展(United States Film Festival)」希望能為非主流的獨立影人和製片略盡心力,可惜影展欠缺有力主導,策略方向又一變再變,深陷財務危機,「日舞學社」於是接下棒子。找專業人士規畫經營,更因多位年輕導演陸續從日舞影展打響名號,不但在坎城或奧斯卡獎大賽中拿下首獎,更在發行市場上大有斬獲,使得日舞影展規模從初期的六人小組一路發展到224位專職人員的大型影展,參展人數也從最初的400人增加到13萬8千人(另外還有28萬5人次的網路瀏覽),無數星探和發行商每年來此尋訪新秀,找尋可以一鳴驚人創下票房奇蹟的新電影,這些現象都使得日舞更已擠下柏林,成為排名僅次於坎城與威尼斯影展的第三大影展。

先有日舞小子的傳奇,才有了勞勃.瑞福。但也是因為勞勃.瑞福對日舞小子的詮釋深得人心,這個外號才一直跟隨著他,讓他功成名就,可以放手去追逐自己的夢想。飲水思源,他把日舞名號發揚光大,從滑雪勝地變成影展,變成年輕電影人的夢想搖籃。他知道自己的明星光環很耀眼,他更清楚日舞影展如影隨形,一輩子切割不了。

雖然一開始他就強調自己不是主辦人,也從不居功,而是充份授權專業菁英秉持獨立製片的精神,一路開發各項電影主題企畫,擴大影展分母,吸引百花齊放,甚至放眼亞洲。他更善用明星光環,樂於扮演日舞大使,拍攝各式宣導片,接受各個媒體訪問,細說他對猶它州的山水之愛,分享他醉心的電影夢想,他的側面迂迴策略以及無人能比的熱情,讓最初要打造一個「新」且「可能」的平台給年輕人的祈願,踏踏實實落腳在這塊人間淨土上。

「我來自一個說故事的家庭,我的工作和事業都和說故事相關,希望大家都能來日舞說出自己的故事。」勞勃.瑞福身體力行,花了四十五年時間在他的日舞家鄉拍出了一部「日舞傳奇」電影,那是平地起高樓的獨立製片故事,那也是他自己做了一個大夢,也如願圓夢的傳奇,他把掌聲與歡呼聲全部回向給那些透過日舞影展成名的創作者,「原初只是想創造一個我嚮往的願景,後來發現很多人也有相似願景,於是個人的vision轉成眾人的vision!」勞勃.瑞福謙虛說:「看見有人成功就是最好的回報了!

日落大道:名人來加持

這種殘忍如果是必要的,那又是多偉大的一筆?

這位巨星就是在《日落大道(Sunset Boulevard)》中驚鴻一瞥的Buster keaton/巴斯特.基頓。我心中唯一可以和Chaplin並駕齊驅,甚至在肉身神話和天馬行空想像力都更超越Chaplin的巨星。

基頓是1920年代美國影壇的超級搖錢樹,默片時期票房火紅,可以呼風喚雨,1926年從United Artists轉進到M.G.M.時,片酬是週薪3000美金,外加影片分紅。

多年後他才明白,倘若真的是搖錢樹,老東家怎會捨得割愛?嗅覺靈敏的片商早就聞到風雲即將變色徵兆,早早脫手這顆燙手山芋。

基頓的沒落就是默片海嘯的具體象徵。

十年後的基頓,週薪只剩100美元,有一搭沒一搭地擔任喜劇顧問,沒人顧也沒人問,因為以前他的電影不需要台詞,只要以一個動作接一個動作逗觀眾開心就好,來到有聲片時期,公司拚命想辦法加進對白,基頓再也無法維持他的特色與創意,變成四不像,有基頓沒基頓,根本沒差,既然如此,就不必再勞煩基頓了。

時代無情,比利.懷德的《日落大道 》更無情。電影既然描寫默片時代過氣浪花,召喚昔日精靈,其實是最有力的時代見證。

他在電影中安排一場橋牌聚會,賓客都是女主角Norma默片舊識,基頓只要亮個相,時代感就已經確立。

那場戲拍到面無表情的基頓(那是他的註冊商標:喜劇電影的最高準則就是自己不笑,要讓觀眾笑),看看牌,說了一個字:「pass.」

那是一語多關的pass.既是橋牌遊戲的過手,也是時不我與的告白,更是他和女主角Norma集體傷逝的告別。

一個人等同一個時代;一個字勝過千言萬語。比利.懷德的輕重拿捏非常精準,一個人、一場戲、一個字就比千軍萬馬更有力,《日落大道》得能成為經典,就在這款拿捏。

電影中另外還有製片大亨Cecil B. DeMille飾演他自己,大導演Erich von Stroheim飾演的前夫兼司機,所有的尷尬、曖昧與委屈,透過這些響噹噹的大人物來跨刀,時代風流具現眼前。

不懂的人,光看他們的造型,就已經感受到舊日滄桑;懂得的人,看見這些經典人物現身,就明白選角得當,所烘托出的時代氛圍多麼強而有力了。

鄭佩佩:燕子單飛上天

鄭佩佩(1946-2024)辭世,今天寫一段很多人遺忘的,她在台灣的拍片往事。

年輕人或許記得「碧眼狐狸」,中年人應該記得「金燕子」,老年人應該不會忘記鄭佩佩曾經是把1960年代台灣美麗風景帶給亞洲影迷的關鍵女星。

潘壘導演回憶錄《不枉此生》中記載著他和鄭佩佩合作的淵源。

鄭佩佩在1964年與1965年之間先後在台灣拍攝了《情人石》和《蘭嶼之歌》兩部電影。另外還曾經在大雪山拍攝的《山賊》電影中擔任過場記。在台灣度過一段學劍磨劍時光。

《情人石》的故事源自潘壘導演寫的一部小說「安平港」,是以台南安平漁港做背景的故事,但他在協助拍攝《金門灣風雲》時,為勘查搶灘的外景地,一路沿著基隆海岸邊找到萬里鄉野柳村,在完全看不到岸的太平洋邊,發現女王頭石。那附近景色宜人,杳無人煙,那個怪石造型奇特,令人遐思。潘壘想起在香港港靠近中國邊界的海邊,有個很有名的「望夫石」,於是突發奇想:「何不將野柳女王頭代換成情人石呢?」他把故事稍作改動,成為一部浪漫愛情電影,直接取名《情人石》。

潘壘與鄭佩佩合作源自一段搭車因緣。當時,邵氏南國演員訓練班有一批學生剛畢業,都是青春派新鮮人剛開始接觸演戲,潘壘對其中一位身材高䠷、長髮披肩的女孩鄭佩佩較有印象。

有一回在公司門口搭乘小巴到市區,鄭和潘同車,既是同事,潘就順便代付車錢,鄭微笑客氣地說聲謝謝,靜坐到後車位上,顯然還不認識潘壘。潘覺得鄭自然不做作,富有清新氣息,適合劇中人物角色,就選她飾演女主角秋子。

《情人石》這部戲還促成了男主角黃宗迅和焦姣的姻緣。焦姣當時是中影演員,《情人石》準備從台北南下拍外景,黃焦兩人形影不離,難捨難分。潘壘建議不如先辦結婚,於是他們閃電辦了婚禮,《情人石》另一外男主角喬莊和鄭佩佩被臨時捉去擔任伴娘伴郎,也是一段影史趣聞。

鄭佩佩在《情人石》中飾演漁村首富千金,和暗戀她的漁夫黃宗迅與異鄉人喬莊有一段不等邊的三角戀情,最後兩個男生都出海一去不返,只留下傷心人鄭佩佩,朝朝暮暮含淚守候,等情郎歸來。《望夫石》= 《情人石》。潘壘自豪說:野柳這個地點從此大紅。

《情人石》曾到台灣安平漁港及野柳一帶出外景,潘壘的作品一向寫景優美,劇情不落俗套,鄭佩佩表現出色,因而獲得了國際獨立製片人協會的金武士獎。

潘壘後來在台灣拍攝的第二部電影《蘭嶼之歌》靈感來自於他的藝專學生洪鈞雄,他是礦工畫家洪瑞麟的兒子。

他在洪家看到洪瑞麟在蘭嶼拍的照片,聽他談起蘭嶼種種,動了心,就先去蘭嶼旅遊,用8毫米攝影機拍攝下部分場景,再次說服邵老闆投資,也選用前一部戲和他合作默契良好的鄭佩佩為女主角。

潘壘形容:鄭佩佩的外型適合劇中活潑率真原住民少女。

學者蔡國榮則在「夢遠星稀」一書中寫著:鄭佩佩在《蘭嶼之歌》中飾演原住民少女,和飾演醫生的張沖發生一段愛情故事,她晃動著那頭及腰的長髮,和島民一同表演黑髮舞,也散發出別具韻味的風情。

潘壘回憶說當時整個蘭嶼島還沒有電力設備,夜間要用油燈取光,要在蘭嶼拍電影,很多人無法置信。潘壘運了六千瓦的發電機到島上使用。發電機很沉重,還請當時受管訓的犯人協助抬到拍攝地點。

《蘭嶼之歌》還遇上海底攝影的挑戰,攝影師洪慶雲是台灣電影史上著名的土法煉鋼大王,他是最早研發出用一個金屬罩子將攝影機包住,然後帶下水拍攝水底影像的發明家,1958年的發明(見圖)讓《蘭嶼之歌》有了水中影像。

潘壘2017年過世,黃宗迅1976年過世,喬莊2008年過世,張沖 2010年過世,鄭佩佩2024年過世,當年風流人物,俱往矣!如今見證過這段台灣電影歷史的只剩高齡96歲的攝影師洪慶雲,以及野柳的女王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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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納.蘇德蘭:變色龍

所有追悼文章中,他的兒子Kiefer Sutherland寫得最好最傳神。他在訃告中這樣寫著 Never daunted by a role, good, bad or ugly. He loved what he did and did what he loved, and one can never ask for more than that. A life well lived.什麼角色他都演,無論好、壞或醜陋。愛他所做,做他所愛……無負此生。(下圖就是他們父子合影)

有的演員只會一招半式,早早就被定了型,一輩子都在重複自己;有的演員,崑亂不擋樣樣精通,很難歸類,姑且以變色龍名之。唐納·蘇德蘭就是其中一條龍。

據說他小時候問過媽媽:「我帥不帥?」媽媽的回答很妙:「你不帥,但是你的臉很有個性。」確實,他從來不是帥哥,也沒太多機會演出正義凜然的角色,遇上邪魔或怪咖角色,保證一眼難忘,因為他的眼神總會閃爍出怪異光芒,讓人忐忑。坦白說,這就是本事。

我愛他的反戰電影《外科醫生(MAS*H )》,看著他的嬉笑怒罵,你似乎明白了美軍怎麼打輸了越戰。


我愛他的戰爭喜劇《戰略大作戰(Kelly’s Heroes)》,看著他瘋瘋癲癲搞得納粹德軍雞飛狗跳。

我愛他的恐怖電影《變形邪魔(Invasion of the Body Snatchers)》,最後一個鏡頭的猙獰尖叫,永生難忘的天外魔花啊!


我愛他的親情電影《凡夫俗子(Ordinary People)》,看著一位碎心傷情的父親/丈夫勉力縫合家庭創傷,你的同情全給了他。


我愛他的愛情電影《傲慢與偏見(Pride & Prejudice)》,聽著女兒Keira Knightley告白的那一幕,你看見也聽見他的祝福眼淚。


我愛他的史詩電影《1900(1900)》,看著敗德惡行的地主被憤怒農民用石塊和農具攻擊時,你知道那就叫做大快人心。


我愛他的反烏托邦電影《飢餓遊戲(The Hunger Games)》系列,用權術玩弄人民的史諾總統,只有在眨眼時才能你窺見他貪戀權力的私心。

我愛他的騙術電影《寂寞拍賣師(The Best Offer)》,騙子不能單打獨鬥,永遠要有幫兇,他就是搖旗吶喊的最佳幫兇。

演過兩百多部影視作品,能夠列舉的當然不只這些,至少這八部電影的戲路截然不同,主角也好,配角也行,他那獨特的嗓音搭配那張有個性的臉,寫下難忘的影史章節。

大師告別:卡茲馬瑞克

近年來飽受「Multiple system atrophy(多系统萎缩/MSA)」折磨的波蘭作曲家Jan.A.P Kaczmarek,2024年521日辭世,享年71歲,MSA是一種罕見的退行性神經系统疾病,患者往往會出現肌肉僵硬、四肢難以彎曲還不時會抖顫,行動緩慢,2023年他的女兒向各界報告他罹患絕症,讓樂迷不勝唏噓。

我是在2005年時才開始注意Jan.A.P Kaczmarek,因為他以《尋找新樂園》拿下奧斯卡最佳電影音樂獎,他在典禮上的謝詞頗具深意。

卡茲馬瑞克這樣說的:「Musicians usually forgotten. But extraordinary people who made music alive. And without them, the best music just doesn’t exist.」我試翻譯如下:「音樂家經常被人遺忘,但是特別的人就能讓音樂鮮活起來,沒有他們,最好的音樂就不能存在。」乍聽之下,這幾句話有點老生長 談,可是只要你是研究電影音樂的人,你一定會明白,他說的其實是多數電影音樂工作者的心聲。 他也不忘感謝太太Elżbieta的音樂品味,讓他寫出那麼多動人音符,但是2014年還是仳離,兩年後另娶了Aleksandra。

卡茲馬瑞克1953年出生,與《藍色情挑》享譽全球的波蘭作曲家普瑞斯納(Zbigniew Preisner)算是同輩作曲家(普瑞斯納1955年生),只因普瑞斯納一直替歐洲電影配樂,卡茲馬瑞克則是在1989年轉進了好萊塢,知名度因而比普瑞斯納更為影迷熟悉。

卡茲馬瑞克受的是律師教育,青年時期的人生美夢就是將來做個周遊國際的外交官,有一次他意外地參加了前衛劇場導演Jerzy Grotowski 舉辦的劇場工作坊,實地接觸了音樂和劇場的互動結合後,深深被劇場音樂可以無拘無束、自由發揮的創作空間給吸引了,立刻放棄了外交官的人生願景,投奔藝術 繆思的殿堂。他先在創作主題都帶有強烈政治色彩的地下劇場Osmego Dnia Theatre擔任配樂工程,同時還自己組織了一個「第八天」的樂團(The Orchestra of the Eighth Day),這段時期的經歷讓他悟出了自己的生命精義:「演奏和作曲對我而言就像是宗教,最後則成了專業。」

波蘭藝術家的際遇深受政治影響,普瑞斯納和奇士勞斯基都是在波蘭共黨體制下找到人性的共同基礎,溫暖了所有孤寂的心靈;卡茲馬瑞克則是在1982年率領 「第八天樂團」到美國巡迴演出時,遇上波蘭政府頒布戒嚴令,嚴峻的政治現實讓他就留在美國灌錄了第一張唱片《結束之音(Music For The End)》,結交了不少美國音樂界的好友。波蘭的政治風潮帶給很多人苦難折磨,但在七年後一切煙消雲散,回到故鄉後的卡茲馬瑞克從1989年開始替電影配樂,也替好萊塢電影創造了許多動聽的電影音樂,代表作品包括《全蝕狂愛(Total Eclipse”)》、《愛欲癡狂(Bliss)》、《神蹟奇緣(The Third Miracle)》、《驅魔人(Lost Souls)》、《暴君焚城錄(Quo Vadis)》及《出軌(Unfaithful)》。

台灣觀眾最熟悉的應當就是《出軌》開頭急風亂吹的那場關鍵戲,強風狂吹,通常是音效設計師最好發揮的場合,作曲家要和風聲抗衡,還要表現電影的主題氣氛, 卡茲馬瑞克成功示範了一次走鋼索的音樂表現,你很難忘懷女主角黛恩.蓮恩在狂風中先是心慌意亂,後來又能摸索到自己肢體座標的那股音樂力量。2009年他再次為李察.基爾主演的《忠犬小八(Hachi: A Dog’s Tale)》配上的溫暖樂章,也讓人很多人聞樂落淚。

談到電影音樂創作,他強烈認為電影音樂都應該是針對電影需要而去新創的音樂,基於這個理念,音樂的擺放前提當然要比歌曲更先更重要,特別是好萊塢許多製片人的音樂考量都拚命加一些流行音樂,好增加電影原聲帶的銷售商機,卻忘了電影音樂可以把劇情做畫龍點睛地飛舞提昇了。

在這樣的心情上來做電影配樂,他其實很堅持自己的創意,他曾經比較好萊塢和歐洲電影的不同作業方式,他說歐洲導演都習慣給作曲家極大空間,但是好萊塢卻強調音樂一定要緊緊貼著電影,深怕觀眾聽不見,不時就違背了「五音令人耳聾」的基本美學。

在過去的合作經驗中,波蘭女導演安潔莉卡.賀蘭德( Agnieszka Holland)是他最佩服的導演,平常她充份授權,但是音樂出爐後,她也很有主見,只是她很少隨心所欲亂發議論,總是能針對音樂旋律和影片節奏常能提供有效意見,卡茲馬瑞克說:「彼此觀念不同,認真討論是必要的,最怕的是遇上了什麼都不懂的導演,那就沒有好下場了。」他期 待的是合作夥伴都能有開放的心靈,可以聽進不同的建議,當然,他最大的成就則在於不但堅持成功,最後又能証明自己的想法和堅持的是正確的。

《尋找新樂園》的音樂既輕快又華麗,註解彼得潘的童話對心靈受傷小朋友的鼓舞能量,很親切很幽細也有起飛風采,悅耳又動聽,但是製片一開始很有意見,他一再堅持,一再說服製片,同時也在導演的支持下才能如願發揮,難怪他上台時首先要感謝的人就是導演Marc Forster,他的語重心長,那種苦盡甘來的滋味,其實就是一堂很好的電影音樂課。

吉卜力:榮譽金棕櫚獎

第77屆坎城影展5月20日頒發特別金棕櫚獎(Honorary Palme d’or ) 給日本知名動畫公司吉卜力工作室(スタジオジブリ),感謝聯合創辦人宮崎駿、高畑勳、鈴木敏夫從1986年創立以來,開創動畫世界的諸多可能性,由宮崎駿的兒子宮崎吾朗代表受獎。

坎城影展總裁Iris Knobloch頒獎時特別感謝吉卜力工作室帶給電影世界的魔法。

宮崎駿則在預錄的影片中表示:「我不知道這是什麼,不過,還是謝謝你們。」果然很有「日本男兒不該喜形於色」的宮崎本色。

坎城影展以往頒發的特別金棕櫚獎都是針對個人,吉卜力是第一個因為工作室的集體成就獲獎(包括吉卜力公園和吉卜力博物館)。

一直扮演幕後協調監製角色的鈴木敏夫還親手繪製了一張海報送給坎城影展表達謝意,推手兼做畫師,也是有趣花絮。

坎城影展也放映了《小梅與小貓巴士(Mei to Koneko Basu)》、《尋找棲所(Yado-sagashi)》、《酵母與蛋姬(Pandane to Tamago-hime)》和《毛毛蟲波羅(Kemushi no Boro)》四部宮崎駿創作的短片,多數只有在三鷹之森吉卜力美術才看得到的作品,所以主辦單位還高興宣稱其中三部是歐洲首映。

此外,坎城也要特別放映最新紀錄片《宮崎駿與蒼鷺(Hayao Miyazaki and the Heron)》,這是宮崎駿特許的導演兼攝影師荒川格(Kaku Arakawa)一路貼身跟拍的作品,日本NHK上個月才播出《吉卜力與宫崎駿的2399天(ジブリと宮崎駿の2399日)》,讓影迷看見了繪製動畫時,大師也會搔頭、抖腳及猛抽菸的焦躁本色。

荒川格以前還拍過《宮崎駿的十年瞬間》,紀錄下整個吉卜力工作室製作《崖上的波妞》、《來自紅花坂》到《風起》三部動畫長片的點點滴滴,當時《蒼鷺與少年》的點子可能還靜靜躺在宮崎駿的腦海中,既然不退不休的宮崎駿又完成了新片,曾經以「不了之人(終わらない人)」形容過宮崎駿的荒川格,責無旁貸要再把自己追隨左右,看著宮崎駿完成《蒼鷺與少年》的始末再整理出來,相信更完整的《宮崎駿與蒼鷺》又會是另一個備受注目的焦點了。

感想之一:紀錄大師要早早行動。
感想之二:NHK有眼光,手筆大。

宮崎吾朗領獎後的反應很有趣,他最開心的是金棕櫚獎有盒子裝,不必煩惱打包問題。上回到洛杉磯領取最佳外語片奧斯卡獎時,找不到包裝盒,只能拿飯店浴巾包好獎座帶回日本。

瓊拜雅:歌者情人母親

歌選對了,電影就活了,音樂會同樣也活了。

1969年8月14日,Joan Baez搭乘直昇機抵達Woodstock (胡士托)音樂節現場,8月15日凌晨一點左右上台演唱。

那時,她已經懷胎六個月,大腹便便。那年3月26日,他剛和反戰和平前鋒David Harris結婚,那年七月,David 就因拒接兵單,拒絕入伍報到被捕,入獄服刑20個月。

Joan Baez 原本就關心社會議題,1967年十月,反對越戰的她,她因為阻擋年輕人入伍報到被捕,在獄中認識志同道合的David Harris,很快就成為主張素食的反戰俠侶,熱戀三個多月就結婚了。

丈夫被捕了,肚中有孩子,Joan Baez孤單但不脆弱,她知道自己動見觀瞻,選曲都有深情,不論是「I Shall Be Released」或者是「Swing Low Sweet Chariot」,台下觀眾都明白「coming for to carry me home」的深情期許,壓軸的最後一首歌,更要求觀眾一起和她合唱「We Shall Overcome」,這是他獻給獄中夫婿 Harris的歌,歌詞中不只強調「…….
We shall overcome, someday
Oh, deep in my heart
I know that I do believe
We shall overcome, someday」,另外還有
We shall be alright」
「We shall live in peace」
「We are not afraid (oh Lord
)」三段副歌,都在高聲宣示:「We shall overcome, someday!」

那天凌晨,她是勇敢妻子,偉大母親,更是傳奇歌者。

紀錄片《瓊拜雅:三重人格》沒想像我這樣細說重頭,只讓大家看見也聽見挺著肚子的Joan Baez唱著「We Shall Overcome 」,光是此景此曲,就讓我熱淚盈眶。

她唱給愛人同志,唱給自己,唱給孩子,唱給相信她的歌迷。無需做功課惡補那段歷史,她的眼神、姿態和歌聲,說完了所有該說與想說的話。

然而,相愛容易相處難。革命感情值得終身想念,卻不代表一定天長地久。1973年她們和平分手,沒有惡言,沒有八卦。在交會時互放過光亮,這一生已經足夠。

那位在1969年在媽咪肚子裡,陪著母親站上胡士托音樂節的孩子Gabriel,2019年也陪著母親來到告別巡迴演唱會的終點站:馬德里,親自見證母親整整半世紀(對他是50年,其實超過60年)的歌唱風華。幸福啊!

紀錄片《瓊拜雅:三重人格》省略很多細節,在片段縫隙中藏有很多生命密碼,值得喜愛Joan Baez的歌迷細細探尋。

2003年Joan Baez在專輯「Dark Chords On A Big Guitar」中演唱了「In My Time Of Need」這首歌,Ryan Adams 填的歌詞描述挫敗人生大旱盼雲霓的向主祈禱文,有怨卻無悔,還有信念,還有祈願,有如她的一生奮鬥,歌詞如下:Will you comfort me in my time of need?在我需要的時候,你會安慰我嗎?
Can you take away the pain of a hurtful deed?
你能帶走傷心事造成的痛苦嗎?
‘Cause when we need it most, there’s no rain at all
因為我們最需要的時候
總是得不到一絲雨滴
And dust just settles right there on the feed.
總是大旱又蒙沙塵
Will you say to me a little rain’s gonna come?
When the sky can’t offer none to me.
當天空一片乾旱時,
你會應許我些許及時雨嗎?
I will come for you when my days are through
And I’ll let your smile just off and carry me.
當我的歲月將盡時,我會走向你
讓你的微笑帶領我。

Joan Baez的人生起起伏伏,跌跌撞撞,一生勇敢逐夢,卻也不時心碎,但是她的歌聲一如她的正能量,永遠能帶給聽眾溫暖支持,讓她的微笑帶領前行。這部紀錄片《瓊拜雅:三重人格》,讓我思前想後,從她的歌聲中看見,也聽見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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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思張照堂:快門時光

文章標題是:人物專訪》快門下的濃濃鄉愁——張照堂、沈昭良回望青嫩台灣

文章破題是: 攝影家也會有職業傷害嗎?號稱台灣現代攝影之父的攝影家張照堂,從中學時就開始接觸相機,迄今已然一甲子,4年前為了在北美館舉辦的《歲月/照堂》展覽,每天埋頭修照6、7小時,一抬頭,左眼就此失了焦距,就如右眼失明的日本攝影家荒木經惟調侃自己如今成了真正「單眼」。

張照堂雖然加入「類單眼」行列,但對攝影的熱愛絲毫未減,他和另一位攝影家沈昭良聯合策劃的「回望―臺灣攝影家的島嶼凝視:1970s―1990s」,2018年在台中國立美術館展出,民眾可以「回望」這些攝影家當初按下快門的心情,重新找回觀看的樂趣。

張:傳統相機的年代裡,因為膠捲有價,費用又不便宜,拍照是一件很慎重的事。如今數位科技這麼便利,人們很難再以慎重的心情按下快門。以前是慢慢觀察後,才慢慢按下快門;數位時代改變了拍照速度,記憶卡這麼便利,機器這麼容易操作,坦白說,人們很難不浪費。再加上可以隨拍隨看,拍完後急著馬上檢查照片,人們很難再安靜下來觀察現場的情境變化;例如,過去拍人物照時,很難看到相中人物雙目緊閉,但這種畫面在數位相片中比比皆是。數位相機這種「浪費」的便利性,會導致攝影美學的退化,過去每一次按下快門,都是極其慎重的創作,要靜,才能有所得;數位時代的快門按鍵,似乎只剩記錄功能,之後得花比拍照多十倍的時間整理圖檔,太可怕的災難。

問:你們策劃的《回望》展,海報選用謝三泰所拍攝的〈風櫃〉做為展覽的主視覺,這張照片裡既有歷史縱深,更有地域文化特色,我們從一場婚禮看到家族成員穿上最好的衣服,在他們最好的時光裡歡慶喜宴,也讓人們重見那個年代最美好的台灣,成功傳達「回望」的本質,當初怎麼選中這張?

張:這張是我挑的,做為一個關於台灣的攝影展主視覺,就應兼顧地域性及人的特徵,最好也能帶點喜事氛圍。照片中是風櫃村民,光從穿著,就可看出他們並非都市人,而是為了婚禮慎重其事的鄉下人;他們笑容滿面,還有一個人歪頭出來偷看,不像一般傳統死板的站立照,甚至新娘禮服被風吹動了起來,讓畫面更加立體;最重要的是,他們都站在海岸邊,傳達出島嶼的凝視。照片中的人和觀者互相凝視,當主視覺選擇直瞪觀者的照片時,那吸引力是十分強烈的,因為照片正對著你,也探問著你的回應。

我認為一張好的照片不是只有當下的紀實,而是留下空間,牽動觀眾的想像,這也是紀實照片之所以動人的原因。這次展覽,也是期望大家可以回望當初這些攝影家的心情,能夠緩慢與安靜下來,甚至改變按下快門的速度與心情,因為只有仔細觀察人與周圍的景物,最後才能創造出動人的影像。

沈:我認為時間是最好的催化劑,經過多年的時間後,可以感覺到照片也在凝視著我們,所以展覽名稱定為「回望」,希望透過十一位攝影家們在那個年代以不同族群、區塊、角落的觀察,反過來凝視現在;希望藉由前輩的作品,做為未來有志於攝影者往前邁進的基礎。

沈:七○到九○年代是台灣社會變動比較激的世代,像是一九七一年退出聯合國、七九年中美斷交,加上解嚴前後的社會運動等,但我們選擇的照片除了一部分是社會運動現場,較多的還是鄉土與生活環境。

問:強調紀實攝影是因為它更能清楚看見時代印痕?
張:「紀實」是攝影最重要的元素,因為紀實攝影反映人的生活及人性,甚至也擴及時代變遷。紀實攝影可說是人的見證,強調攝影家的風格,也就是強調從攝影者的眼睛看到的事物樣態,和現在流行的作者概念不同;更進一步來說,紀實攝影會與觀者產生對話,這次的回望主題,就希望傳達這個年代中觀看與被觀看間的關係及心情。

我這次展出的照片定名為「歲月之旅」,呈現我在七○到九○年代所看到的人文風景,還有時代氛圍,我在這段歲月裡所觀察到的情態,當然也包含這些被我拍進照片裡的人物在其中流動的歲月以及鄉愁。

我向來對鄉愁很有感覺,鄉愁是回望好一段時間的過去才會產生的情感,像是人們並不會對去年的事物產生鄉愁之感,甚至鄉愁是比懷舊更加親密的情感。尤其你在一個小鎮村莊待久了,你跟人會有親密的連結,這是在都市感受不到的,當拍完照片過了十年、二十年的時間回過頭看,這種鄉愁會特別濃厚,因為你是回望到過去家鄉的人事物。

我私心認為,會讓人印象深刻的影像,通常都是靜態的,因為靜態的攝影是凝聚最精粹的剎那,也留住瞬間的光影與情感,這個「剎那」是連續影像或是肉眼不一定能感應或抓到的,靜態照片卻抓得住。多數攝影師都有共同經驗,那一剎那到來時,你根本沒辦法多看細看,只能趕快拍,等到沖洗後才發現這真是一張好照片,這種意外與無法預期的特性,讓靜態影像更珍貴了。

更進一步來說,靜態的攝影往往單兵作戰就能辦到,動態的影片往往得要一組人來製作,且動態影片的製作在大陣仗下,難免會驚動許多人,但拍照就是一個人可以安安靜靜地融入其中。當然,紀錄片也有迷人的地方,像是聲音及透過影片傳達的連續性情感,這些是靜態影像無法做到的。簡單說,靜態影像是冷靜與理性的創作,紀錄片則是傳達感性的感受過程。

張:我大學時就開始聽搖滾樂,古典樂與具實驗性的民族音樂都會聽,音樂給予我許多情感的呼應與安慰,尤其是當我在暗房裡沖洗照片時,我都是讓音樂充滿整個暗房;也因為音樂讓我在暗房裡不感到孤單,也舒緩與解放了我,聽著聽著,漸漸就把這些音樂記在腦海裡,甚至因工作出差到國外時,就是一直買各種唱碟,後來製作影片,就將這些音樂運用其中。對於動態影像來說,我認為音樂的重要性其實和影像一樣重要,沒有音樂,影像就會弱化,以前節目播出後,常常有觀眾打電話到電視台詢問音樂的資訊,充分說明了音樂的撼動力。

感謝楊媛婷協助整理文稿 沈昭良和羅沛德攝影

BIG:夢幻騎士魏德聖

倘若畏讒憂譏,唐吉軻德只會宅男一生;倘若人生無夢,唐吉軻德永遠無法仰望星辰。

從《海角7號》開始,我看到了魏德聖深耕台灣,從土地、歷史和人身上取材的寬闊視野,以及強大敘事能力,《賽德克·巴萊》如此,《KANO》亦然,就算我對《52hz I love you》的音樂不來電,但我也能體會及明白,他想超越好萊塢音樂劇的努力,做到媲美法式音樂電影《秋水伊人》的用心及努力。」

不盡完美,但是永遠往前衝。恭喜魏德聖獲頒今年楊士琪紀念獎。

去年觀看《B IG》時,心頭有根弦被觸動了,那是平安健康的生命祈願,平凡渺小卻真實,天下做父母的都明白,何況是做到爺奶的人。

《B IG》描述癌症病房的生命戰鬥,主題是癌症兒童,週遭是父母親友,宇宙不大,卻聲氣相通,電波互感,生命走進困局角落的人都能感受到魏德聖透過電影傳送的熱能。

半年過去,因為口耳相傳,《B IG》捲土重來,又是另一次的魏德聖奇蹟。他的電影不說大道理,卻能讓人有一種壓力釋放後的暢快嘶吼。我特別喜歡黃鐙輝、曾珮瑜這對夫婦和小童星謝以樂的心情轉折,人生來來去去,生命起起伏伏,很多事情明知無能為力,還是帶著微笑活在當下,而且曾是戰友,就一路結伴前行。他們開著遊覽車出現時,我就被魏德聖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給催淚了。

他的人如此,電影更是如此。

去年觀影後,我寫下以下文字:

最懂得跟觀眾對話的導演,我選魏德聖。
因為,敘事明白流暢,熱血總會澎湃,熱淚總會盈眶。最努力開創新類型的導演,我選魏德聖。因為從愛情、史詩、棒球到歌舞,他沒有重複故技,還努力開山闢路。
最新作品《BIG》中,他做到了三重黃金古典:

首先,童言童語童真最是難,癌症病房的生死拚鬥,期待你長大的祈願,不但天下父母看了揪心,有病沒病都會好好活著,更是古典電影的動人黃金律。

其次,真人演出的動態捕捉,讓手繪動畫更有立體質感。
魏德聖親自示範了他懂技術也懂藝術。
當年先拍了五分鐘短片,證明自己有能力,創造史詩《賽德克巴萊》。
未來的臺灣三部曲《首部曲:火焚之軀》、《二部曲:鯨骨之海》、《三部曲:應許之地》,改用動畫呈現,肯定另有新貌。古典技法創新猷,我引頸期待。

第三,《BIG》催淚動情固然得力於一群初生之犢的生猛無忌,就連爸爸媽媽的老戲骨們,也演活了一家人的嘰嘰喳喳,金馬獎應該認真考慮集體演出獎

但是你更應細看魏德聖的場面調度與剪輯細活,一氣呵成,渾然天成,古典電影的黃金剪接,再搭配特效合成的技法。好看,所以動人;流暢,所以動情。
這麼會說故事的導演,我們該用行動支持,讓他繼續拍下去,讓他一直拍下去,別讓他老困在財務漩渦中。給他BIG,他會給你BIGGEST。我享受今天眼眶濕潤的小確幸。

昨天接到魏導來電,告知《B IG》又要重演,我期待更多人能從816病房中接收強大能量,一如再大的挫折,他還是含笑追逐著the impossible dream。唱歌不難,行動才難。to try when your arms are too weary,to reach the unreachable star.他的追求我明白,我嚮往,我為他喝采。

以下是魏導來電的的部分摘要:

我自己認為,B I G也許不是我們最大的製作、也不是票房最好的電影…但是我想說這是我拍得最好的一部作品…

B I G要在4月4日熱血重映了,這是一個用童言童語來講述「生命」的精彩故事,裡面每一個演員,不管大人、小孩的表演都非常的到位,非常的精彩,而我們整個工作團隊的表現也很棒喔…

請不要擔心題材的問題,請不要擔心類型的問題,請不要相信那些完全無厘頭的惡意批評…請你們相信我,我絕對不會交出讓自己丟臉的作品…請相信我,我一直還是那一個很愛講故事,很會講故事的小魏… 4月4日再相信我一次,我不會讓你們失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