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下冰山:悲情城市33

早在侯孝賢說這句話的十五年前,他就已經是冰山理論的實踐者,作品膠捲就像神龍,龍身若隱若現,有時探頭,不時探爪,不忘擺尾,直到最後銀幕全黑,觀眾吸口氣,若有所悟,酣暢走出影廳。

多年來都是侯孝賢信靠夥伴的朱天文,在《悲情城市》的劇本書中曾經簡要替劇本與電影的互動關係點了題,《悲情城市》她負責「分場」,吳念真則執寫「劇本」,彼此的貢獻是:「分場」保存了導演的構思過程來龍去脈,「劇本」展現吳念真對白的魅力,「電影」則是把以上二者都扔到一邊直接面對拍攝。

傳世的《悲情城市》朱氏分場共有88,吳氏劇本則多了三場,共91場。然而影視聽中心典藏的合作社時期拍攝劇本則達102場,這些版本卻都與終極電影有出入,侯孝賢如何從文字取材,在拍片現場做了那些增刪調動?其實是一門有趣的電影比較學,文字註記著發想初心,影像與剪接則是電影得著血肉靈氣的必要串接,你除了看見冰山頭,對水下冰群相信同樣感興趣。本文試就六段劇本消失或者異動的物件或場景,引領大家重新觀看《悲情城市》。

  1. 卿雲難再

朱氏分場第4場先透過阿雪書信,搭配O. S.帶出:「學校老師教大家唱國歌呢,叫卿雲歌,歌詞是『卿雲爛兮,糾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

歷來中華民國國歌有過五版本,汪榮寶選詞的「卿雲歌」曾經兩度入選,分別是民國2年(1913年)與民國10年(1921年)的北洋政府主政時期,兩版作曲家並不同,由於電影最後沒用「卿雲歌」,無法確知會用的是Joan Hautstone或蕭友梅的版本,然而國民政府早在民國26年(1937年)選定脫胎自黃埔軍校校歌的「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作為中華民國國歌。寧選「卿雲爛兮」,不選「三民主義」,是否就註記著當時台灣覺青對於「祖國」執政黨「黨國不分」的不齒?反威權性格已然悄悄埋下伏筆?意在言外的枝節,耐人細品。

朱氏分場第7場繼續寫著金瓜石國民小學的課堂上,吳寬榮老師教學生們練習國歌,卿雲歌的歌詞寫在黑板上,用平假名在旁注音。可以看得見窗外學校的圍牆上工人正在漆寫大標語、「擁護領袖,建設三民主義模範省」。     

這段文字埋著兩處矛盾 : 首先,平假名注音,顯是日治餘緒,政權易主的文化扞格,就在平假名上約略得以窺見 ; 其次,牆上標語口號是威權造神的政治洗腦,斗大字眼對信仰左翼思潮的前衛覺青又是何等刺目挑釁?

來到吳氏劇本,「卿雲歌」更加有聲有色,能唱能唸還有註解,劇本第10場的場景設在金瓜石國小內 : 

△山間簡樸的小學,上課時間,淡淡地聽得見風琴和小孩歌唱聲,以及台語唸「卿雲爛兮,糾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的聲音。     

△吳寬榮老師的教室裡,黑板上寫的是「中國國歌,卿雪爛兮……」字旁有平假名的注音,他用教鞭指著,一字一字教學生唸。     

寬榮:(唸完之後,走到講台,非常莊嚴的)這是咱中國的國歌,無論怎樣,大家一定要記得,以後,不但大家要會唱,我們的子子孫孫也都唱會到,知否。

這些描述清楚呈現吳寬榮不附和當道,完全不合時宜的理想性格,日後命喪鹿窟,早在角色初現身時即已埋下日後悲情際遇的伏筆。

偏偏,不管劇本如何三番兩回著墨,「卿雲歌」硬是從侯孝賢的電影中徹底消失,是他根本沒拍?還是他不愛這麼直白,讓人一眼就看透吳寬榮反威權性格的白話文,最後一刀剪除?

《悲情城市》最後選擇的政治批判,明顯拒絕了政治符號的糾纏論辯,直接訴諸民怨,一句米價狂漲五十二倍的碎念,痛批陳儀主政下的台灣,已非為民服務的「政府」,而是與民爭利的「公司」。這款冰山頭,少了迂迴曲筆,更得戲劇張力。 

二.鳴咽火車

《悲情城市》最浪漫也最經典的一幕當屬吳寬美坐上挑竿,在林文清陪同下,一搖一晃地走上金瓜石小徑,沿路白芒搖曳,文清轉身走向草叢,伸手摘下獻給寬美。你無從理解他們其實素昧平生,才剛相遇相識,但從兩人臉上笑意,已然情意款款。

但是從分場到劇本,這趟山路之前是有蒸氣火車頭,還有煤煙

台金礦場濱海的小火車站,一列火車剛到,蒸氣煤煙裡吳寬美下了火車…… 文清急急趕到,接過行李,遞去一張紙條上寫日文,「兄有事,託我來接,我叫林文清」。寬美表示知道他,聽哥哥談過他。     

分場比較簡略,寫成劇本,吳念真就多添加了些骨肉

    △一列蒸氣火車正進站,緩緩停下。     

    △她在月台上看了一下,火車緩緩出站。     

    △文清遠遠跑過來,慌慌地掏筆,把套子含在嘴裡,又掏紙寫了紙條遞給寬美。不停地喘著。     

    △…..紙條上寫的是「兄有事,託我來接,我叫林文清」。……. 

    △寬美在紙上寫著「兄多次提過您,有勞之處,非常不安,感激」(日文)。  

火車不但進站還要出站,找到蒸氣煤煙火車頭進進出出是多大工程?換白芒取代白煙是否更富詩意?侯孝賢全都略去,改成山坡小路緩步慢行,搭配主題樂音,今生今世的相伴相隨已見初蹤。侯孝賢有務實考量,最後寫就的詩意,恰成最難忘的山路章節。卅三年來,多少人追隨文清與寬美腳步,走上金瓜石,應當都會哼起這首小曲吧。

至於初次相遇,難免生份客套,想要說的,讓不能說話的人改用筆來說吧,文清寫漢文,寬美寫日文,那個年代的文藝青年就有這等學養,原本亦是吳念真思慮周到的細節鋪排,然而,日後多的是機會,侯孝賢不急著在初見面時就直白書寫,就讓山路詩情獨佔晝面。簡約含蓄,其餘需要膽識與勇氣。

三,褪色灣生

日本敗戰投降,滯台日本人從主人變受氣包,原本亦是《悲情城市》觸及的時光細節,中村晉代飾演的女教師小川靜子與吳寬榮似有情終無緣的情愫約略可見,長谷川太郎飾演的小川校長幾乎人間蒸發。

朱氏分場中,對在小學任教的小川靜子的身份註記是「出生於台灣的『二世日本人』」,說她「日本色彩較淡,反而跟台灣籍的老師們來往得多」,卅年前朱天文筆下的二世日本人,對多數人而言都是陌生名詞,如今則因史料陸續曝光,「灣生」一詞取而代之,「灣生」日人不被正宗日人接納,又被台灣政府驅離故鄉,確為進退失據的時代孤兒。

吳氏劇本沒了二世日本人一詞,卻多了一場日人求售家當的戲 :

△…….小街道上出坑的礦工零落走過,看著路旁一些日本人擺出來販賣的家當,整理得非常有秩序的衣物、碗盤、傢俱、老鐘、收音機等。那些日本人或坐或跪都顯得沉默和恭敬,他們對來看的,或看完離開的人都給予同樣的鞠躬……   

△靜子也跪在一邊,她的面前只有一台縫紉機。

歷史悄悄翻頁後,誰為魚肉?誰為芻狗?一路牽扯下去可能沒完沒了,如何斷如何捨又怎麼離?應該是侯孝賢在拍片現場及剪接檯前不斷煎熬的焦慮了。

另外。阿雪寫給文清四叔的信中也提到 : 爸爸最近……和一些朋友都參加了「省修會」,替代日本警察維持秩序,日本警察也可憐的,好多人會去包圍他們的宿舍,連山本先生都挨打了。爸爸去救他們時,他的妻子兒女都跪在玄關,向那些人說:「對不起,請原諒……」昨夜,山本先生來了,一杯接一杯的喝酒,聽說,要把房子讓給爸爸,一直說:「帶不回去的,帶不回去的……」此外,靜子也會悄聲說著:「……前幾天,收音機說日僑即將分批遣返,多桑說雖然是愛著這裡的,但畢竟是敗戰的異國之人,總要回去吧。我記得,我曾說,這裡是我的出生地,媽也葬在這裡,哥哥也都不在了。遙遠的青森對我來說,才是陌生的異國吧……這裡,我曾經渡過美好的時光,不會忘記的啊……        

    △含著淚水的寬美看著靜子和哥哥,期待著哥哥能說些什麼,但寬榮卻一直沉默著。

這款暗示其實已經夠清楚明白了,然而侯孝賢全不要這些贅詞,也刪掉了寬美在日記中旁觀對這段台日戀情的歎息 : 「絕情的哥哥啊,我知道你也愛著靜子姊的,為何不勇敢的表示呢?難道,只因為我們曾是交戰的民族嗎?還是……侯孝賢只留下劇本中的靜子贈劍給寬榮,和服給寬美的告別場景,但也剔除了當事人的言語註記,透過台日男女的默然相對,再次凝視曾經繁花開遍的日本文明。

冰山導演讓你看見的就是千錘百鍊的濃縮再濃縮。

四,朦朧三哥    

在李天祿飾演的林阿祿眼裡,高捷飾演的林家老三文良是只會若事,百無一用的廢材,「生雞蛋的沒,全在放雞屎給別人拖……」,眼看禍事一椿接一椿,只能氣急敗壞叨叨唸著:「你若擱這樣舞落去,咱歸家伙子人都要跟你去死!」其實怎麼罵也沒用,老三的性格就像劇本中的老媽託夢給老大文雄的台詞一般「文良,我最驚,人ㄔㄨㄥ ㄅㄨㄥ(莽撞)擱歹性ㄉㄝˇ(壞脾氣),做代誌無頭無尾符,伊只驚你一個人,你愛把伊拉ㄏㄡˇ  ㄉㄧㄠˇ(拉緊他),知否……」

電影中的文良有點尷尬,剛出場就已瘋顛異常,緣由不詳,也不知曉他從何處歸來?劇本其實提供有解謎線索,透過思緒回溯方式交代他的部份往事與人格拼圖,例如病榻上他會想起火車時光,像噩夢一樣追著他,整個人會忽然冒出像狗一樣的哀鳴          

    △火車內,文良死命地在乘客中擠竄著,後面有人大叫「抓漢奸!抓漢奸!」乘客堵住,後面背槍的兵士已擠過來了,文良無助地大叫「我是台灣人!我是台灣人!」擠過來的兵用槍托朝他面門猛撞過來,火車汽笛聲尖銳響起,進山洞,畫面全黑。 

其實,文良還另外有一場夢,典藏版劇本中還有他身陷戰俘營裡,飽受驚嚇的往事

文良和幾個人的臉,正驚悸地聚集在一起,他們被綁在一起,躺在地上,不作聲地看著對面牢房內,一堆操上海口音的人正在刑求一個犯人,那犯人早已不成人形,那些人說:「你會帶日本人殺中國人…..今天就讓你不得好死!有人按著他的雙腳,有人拿來大木槌,有人拉他的頭髮,要他自己看著,然後用槍托和木槌,一槌一槌打爛腳踝。犯人的慘叫聲。

文良等人不敢看,驚悸、恐慌無助的表情。

分場則針對文良有縫就鑽的生存特質,另外還有描寫

三哥被徵去上海當軍部通譯,徵時逃掉了,使得當時做保正的大哥與山本警佐關係很僵,後來三哥是在九份一家「貸坐敷」被捉到的……  

同時也清楚交代了他被人從醫院送回家的前因   

三哥從大陸被遣送回來,在高雄下船,因病重在醫院,信是託護士寫的。   

劇本也補充了林家人到高雄找到文雄的過程

△牆角獨立的一個床上,綁著一個一臉亂鬚的人,既黃又瘦,睡得沉,臉上冒著豆大的汗珠。   

三 嫂:(哽咽激動地)你們怎麼這樣對人待伊,狗啦不應該這樣綁……     

費這麼大功夫細細比對各個版本的差異,只是想強調編導對每個角色的鋪排都有其依循脈絡,也都逐一加工打造。不是沒有,而是不要,侯孝賢寧可讓多數情節沉入水下,或許是細節已經偏遠了主軸,或許是他已經了然於胸,知道低限呈現依舊勁味十足。只是如此剪裁難免苦了不知情的觀眾,例如電影中避開了他沉迷芙蓉癖的細節,劇本要他抽著鴉片,輕聲讚著:「這才是好藥,吸兩嘴仔,地獄隨時嘛會變天堂。」也帶出妻子硬著頭皮向四弟借錢解癮的尷尬,甚至他也是在鴉片舖裡結識後來撞出大禍,丟了小命的紅猴。

少了部份細節,角色依舊成立,關鍵還是在於僅存的骨肉夠堅實也夠強大,夠讓觀眾明白這位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林家老三,幾經酷刑後成了終日搖頭晃腦,貪吃祭品的廢人,也是林家悲情宿命的必然結果。

五,天馬茶房 

以二二八事件為背景,能不交代天馬茶房嗎?劇本有,電影沒有。

工作劇本和成書劇本分別在68場和66場交代事件,唯獨避提天馬茶房。內容大致如下 : 

△妾兄:……昨晚台北大稻埕抓煙的打死人,起花(開始亂),歸台北聽說ㄑㄧㄤˋㄑㄧㄤˋ滾,今天有人去找陳儀講道理,那棵土匪叫兵仔用機關槍掃,掃一下(得)歸台北看到阿山就打,現在咱這嘛開始了,警察局都佔起來了!阿山仔走若飛咧!幹!……

△街道有點亂,石塊、酒瓶扔了一地,遠遠有一輛車子被一群人翻過去,點火,轟的冒出濃煙。一名穿中山裝的人從巷中跑向鏡頭來,後面一堆人拿木棍、刀子之類東西追殺,嘩叫著:「擱走,好膽邁走!你爸要給你知影台灣人不是在好欺侮!」     

△中山裝的人跑到鏡頭前,槍聲密集響起,那群人轉頭潰散而逃。人去後,街面上多了一個不動的屍體,以及一個受傷猛咳嗽的人。

劇本有,代表編導初心是想重現導火線場景,後來沒拍或者沒用,應該有著務實或者美學考量,卻也難免讓追求歷史正義的人悵然若失。

《悲情城市》揭露的暴亂場面只有兩場,第一場在台金醫院大門口,帶頭人還是侯孝賢親自上陣,血氣賁張搭配手上棍棒和火把,氣勢逼人,相當貼近劇本要求的氛圍 :

△醫院門外,穿陰丹士林旗袍的女人和一中年男人正被一群人圍住,男人已受傷,群眾仍拉著他打,女人似乎驚恐過度,跪在一邊猛拉自己的頭髮乾嚎著。     

陳桑:(O. S.)好——啊!     

△我們看到一臉倦容的陳桑從玄關那兒快步穿入群眾中,白衣上血跡斑斑。     

陳桑:病院是在救人,不是在殺人的所在!給我這個醫生一個面子。

第二場則是在火車廂內外,這一段熱議最多最廣,留待下一節分析。

六.哇台灣人

這場戲有三個版本。首先是攝影師陳懷恩的私密版。梁朝偉在火車上面對質問

脫口說出:『哇台灣郎!』的這場戲確有所本,陳懷恩曾經遇見一位租賃車司機,分享了家族傳說的二二八故事。有位外省人在動亂期間遇上怒民盤問,嚇到臉色慘白,不知所措,身旁一位本省長輩用手指比在嘴前,輕噓一聲提醒他:「待會,你別開口。」等到盤問者逼近他們時,長輩就對怒民說:「他聽不見,不會講話,他是啞巴。」

陳懷恩把他聽來的故事說給侯孝賢聽,侯導就把故事寫進他的筆記裡,電影中的梁朝偉/文清最終以聽障之身亮相,遇上盤問,就將舞棍毒打之際,寬榮及時趕到攔 阻,一句:「伊臭耳聾啦,叫伊按怎聽有!」及時攔阻,應該就是侯孝賢從筆記本中把這則真實故事改頭換面,活用挪用的源水活頭。

不過,劇本的複雜度遠勝電影。劇本書68場中不只文清一人,還有一對母子。

△遠處有人跳車竄逃,有人追了過去,更遠處有上升的黑煙,焚燒車輛或輪胎的黑煙……  

△隔壁車廂傳來喧鬧聲,有人快步穿過這個車廂,煥清看到一個少婦懷抱嬰兒,牽著小女孩倉惶地走來,文清拉過她,她嚇了一跳。     

△文清指他隔壁的位子,叫她坐下,接過她的嬰兒,作了一個噤聲的手勢。     

△暴民手持鐮刀,鋤頭柄及武士刀過來,見人即用台語或日語問「你叨位的人?」     

△暴民走近文清這邊,才張口問那婦人時,文清忽然站起來,用很大的聲音,以及有音無意的「話」喊道:「我叫林文清,基隆人,伊是阮某子!」     

從文意上判斷,這對母女可能是外省人,文清的噤聲手勢,果然就極像陳懷恩版本的進化版,差別在於林文清出面相挺時,多講了幾句話,超越了他慣常的語言表述能力,電影版的台詞緊縮成只剩四個字:「哇,台灣人!」更寫實,更有力,「台灣人」在二二八事件中所承擔的歷史原罪,也就更勾人尋思。

至於怒民繼續用日語追問文清,想套出眼前這位怪腔怪調男子的真實身份,也是相當高明的層層進逼。因為劇本中,怒民追問時用的是台語,改用日語,反應著日治年代的慣用語文,台人多數通懂日語,無法回應的必屬外人。一句日語暗藏這麼深厚的歷史恩仇,再次證明這位冰山導演的拿捏功力。

秋陽天意 : 

真要細比劇本與電影的落差,還真的可以寫出厚厚一本論文,我比較偏向作者論的期待,劇本還真是規畫藍圖,到了施工階段,必得機動調整,到了剪接檯上還得狠心割捨,成不成器,只能從最後成品檢視,我相信侯孝賢如果照著劇本拍,全片最後一顆鏡頭應該會是:

△……阿公歪睡在他專用的籐椅中,秋陽已斜,一頭亂髮剎那間被渲染出一輪金黃的光華來。淡出。

如此文字,如此情景,是不是很像《教父》終場?真要這樣拍了,肯定讓飽學之士搖頭三歎,侯孝賢也不是侯孝賢了。

《悲情城市》從孩子出生開場, 再以林家團圓飯做終,世道無常,天命難料,唯生惟大,日子繼續過,飯繼續吃,如此人生,人生如此,或許就近似侯孝賢希冀的天意了。

劉振祥:快門下的風雷

答:對,一點沒錯,確實就是這種感覺。攝影最迷人的就是除了當下的環境或人物,若干年後回望時,很多記憶與聯想就會回來,影像是一個溝通的橋樑,我長期在替表演藝術與電影拍攝演出與劇照時就有這種感受,因為一張劇照就是一部電影裡的連結,能讓你想起某一段情節或者對白與事件,新聞照片也是如此,近幾年一些團體籌辦解嚴卅週年,或者二二八七十週年等活動時,照片就最能讓人勾起當時情懷,或者是讓對那個年代沒什麼印象的人,透過照片補回歷史記憶。

那樣的相遇,就是久別重逢,曾經經歷過的人,他整個的心思與想法,就會在腦海裡再跑過一遍。因為很多人都相信「眼見為憑」,照片至少有一個影像清楚在那兒,容易讓人覺得那一切都是真的。

答:那張照片透露著在九○年初台灣的時空情貌,那時,解除戒嚴已經四、五年了,民眾對改革遲緩有些不滿與渴望,加上獨台會案爆發,引爆民眾上街抗爭,台北火車站前的忠孝東路被佔領大約一星期,很多人來聲援,警方也不敢大動作驅散,才會有那個小男孩出現在忠孝東路的大馬路上,他的穿著與裝扮就很包含了很多訊息,頭上綁的布條是「總統直選」,手上拿的則是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小旗,那張清純臉蛋上的笑容,確實很吸睛,只是抗爭現場來來回回的人太多了,忙著按快門的我,來不及去了解被攝者的個資,二十多年過去了,除非小男孩或他爸看見再來找我,否則遊行過後,我們就斷線了。

答:在解除戒嚴之前、一九八六年和侯孝賢導演合作《戀戀風塵》,殺青酒都沒喝,就進入時報新聞周刊工作,一上線就全台到處跑,那時候沒有所謂的民進黨,可是感受到社會有一股蓄勢待發的力量,到處都有充滿不同聲音的活動,就被派到各個不同地方去拍,不只是旁觀,而是面對面站在第一線,被群眾、盾牌擠著到處衝撞。

很慶幸在那個年代從事新聞工作,原來我是學畫的,因為遇見謝春德老師帶我跟他一起工作,才會用照相機來描繪時事;如果我去做了別的工作,無法到場目擊,這些影像就不會被留下來,沒有辦法用自己的視角看到事件發展。

答:因為無知反而大膽,覺得這是對的事情,當時對於體制的衝撞是看到有些成績,才會前仆後繼的去衝,不然像北京六四事件那樣鎮壓,馬上就被切斷,國民黨當時沒有執行這麼大的動作,不敢明目張膽,要嫁禍又容易被捉包,漸漸地越來越開放,因此並沒有那麼懼怕。

當然很多舊勢力還在公部門裡頭,我所屬的媒體也有很多他們安插的人,也會來訊息說要收斂、要節制,但我們根本不理,因為知道時代已經不一樣,要走向民主道路,威權的年代就要讓它走入歷史。

答:鄭南榕事件時我是新聞記者,每天也只能在外圍守著,不知道警方什麼時候要攻堅,每天排班去守,後來我暫離媒體圈,卻發生了他自焚殉道事件,於是我自動參與了告別送行的行列,雖然不是記者了,相機還是帶在身邊,結果就看到了詹益樺自焚。

拒馬後面第一排就是鎮暴水箱車,群眾大喊「趕快噴水,有人自焚」,但他們一開始還不敢噴,因為長官沒有批准,大家情緒上就很激動,就覺得怎麼會有人這麼勇敢,為了理念,寧願自焚來表達訴求,那幕讓我心情久久難以平復。

答:那時候我拍得並不好,沒有任何構圖,沒有辦法很冷眼地去看事件發生,就是無意識地按快門,按到相機不能按為止,那時候因為噴水導致相機壞掉,所以拍到的也不多。

因為當時不是線上記者了,照片拍了我也沒有沖洗出來,就讓它一直留在底片裡頭,直到前幾年鄭南榕基金會要我們整理一下,才第一次看到照片,回憶起那時徒步走到總統府,自焚時的火、那種溫度,現場的感覺還是歷歷在目。


社會運動的照片很多人都拍過,我發現自己的照片就是有一種劇場感,我從一九八七年跟雲門合作開始,也跟劇場界合作,很多劇場人也常聲援各種社會運動,尤其五二○農民運動時;社會運動除了衝撞體制之外,目的是讓一般民眾也都知道,並展現出理性,所以他們用各種手法讓媒體聚焦、報導。

答:在鄭南榕基金會開辦「查某人ê二二八」攝影展,主軸就是想透過二二八遺族的女性群像,站在女人的立場,訴說那段心酸的悲苦故事,雖然事件已經過了七十一年,但是很多真相還是混沌一片。以前開畫展或攝影展最怕反光,但是這次我刻意用反光的手法,以鋼質裱框,結合透光薄片,讓觀賞者可以從不同角度、光影,看到女性在那個幽暗年代中的哀愁,透過反光,觀眾也可以看見自己的臉,一方面體會當年女性的受難情懷,另一方面也看到了如果在那個年代,自己的際遇又會與當事人有多大落差。

答:化石的概念也是解讀攝影藝術的重要譬喻。過去,我們在回顧歷史的時候,多數只有文字敘述,唯獨少了影像佐證。二戰後不管美國、日本、德國等,都留下很多影像,勝利者可以驕傲詮釋歷史,敗的人就算沒轍,也能從影像中去找尋蛛絲馬跡,照片中包含的場景或服裝都可以呈現那個年代的訊息,從圖片裡可去解讀;有些名人我們已習慣他有白髮的樣子,回頭來看才發現年輕時竟然是不同的感覺。

羅曼菲老師的舞作有一半以上我都曾幫她做過拍攝紀錄,紀錄片《曼菲》導演陳懷恩就嫌當時留下的錄像作品質地太粗,也沒有辦法修復或強化,於是找到我,再從菲林資料庫中找出很多當時沒有用過的,且不同階段的美麗身影,陳懷恩對我說:「還好,你的這些影像真的可以證明她很會跳舞。」他就採用靜照的方式呈現羅曼菲的舞姿。

答:我過去三十幾年來最常做的,就是記錄表演藝術,我對平面攝影很感興趣,因為可以把庶民生活轉化成比較戲劇感的情緒。早年,我曾和藝術學院合作,要替校方請來的知名現代舞的編舞家拍照,宣傳他們的舞作。當時的我完全不知從何下手,腦中完全沒有畫面,那些老師就建議先跳十分鐘給我看,我再決定哪一段要重來進行拍攝,十分鐘內,我必須觀察很細微的肢體動作,找出作品的特色。判斷出屬於照片的、定格美學的圖案,才能把流動的過程定格出能變成照片的畫面。這段訓練讓我見證了美麗,也學會留住美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