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雅全:范保德大迴旋

最特別的是,他每部電影說故事的方式都與其他台灣電影不一樣,有他存在,台灣電影就多了一點異類色彩。

答:哇,聽到你這麼說,我如釋重負,因為從試片以及台北電影節的這段時間,常常有觀眾帶著疑惑來問我,顯然他們的「閱讀」過程,遇到不少迷霧,但我還是非常樂觀認為觀眾應該是看得懂,如果要用一個詞彙來解釋為什麼選擇這樣的說故事方式,那就是「審美」,創作劇本與拍攝時,我就會思考這樣做究竟是美或醜等,「審美的直覺」就決定了全片風格。


我認為「故事」與「說故事」是截然不同的兩件事,電影光有好的故事是不夠的,更大的挑戰在於如何說好這則故事。例如格林童話裡的經典故事「小紅帽」,我小孩就常嫌我說的「小紅帽」跟媽媽版本的「小紅帽」截然不同,雖然是同一個故事,但說的方法不同,帶來的感受自然就不一樣;另外「說故事」對聆聽者而言也同樣是個考驗:故事再精采,一旦說的方法或技巧不對,聽眾就不會有興趣繼續聽。

我一開始創作時不太會想觀眾,我唯一在意的是:劇本這麼寫會不會更好?這麼安排會不會不恰當?直到中後段,會慢慢想到觀眾的反應,但這時候遇到的問題就是要選擇跟觀眾「和解」抑或是「決裂」?這件事在我內心裡不斷拔河,但我關心的是該如何持續創作,要維持能量就必須產銷平衡,於是內容往中間走,就算故事多繞了幾個彎,但都有機關連結,相信最後會有一種恍然大悟的感受。

答:一開始的兩部電影是在講一條街上兩代人的故事,一部電影主角是設定六十歲,另一部則是三十歲,兩個故事的人物略有重疊,彼此也互為配角,讓觀眾從年輕人的愛情故事裡去回填六十歲那輩沒有說出來的愛情故事,他們的愛情過程可能相同,但遇到岔路時做了不同的抉擇,所以走出不同的路,我想透過這兩部故事來講述生命裡的諸多重複,以及該如何來面對重複。

無限符號∞的結構剖析是你的影評觀點,我寫劇本時並沒有浮現這個意念,但是看完你的文章,無限符號∞的論述就說中了電影的核心:生命的重複與變化,所以發行公司就在宣材上加了這個∞符號。

為什麼重複這麼重要呢?這和我創作時的感受有關,有時以為是自己原創的想法,但可能會聽到長輩說,他年輕時也曾有同樣的想法,也曾想過該如何去實踐,最讓人惱怒的就是後來我的努力也不能脫離長輩的框架,千百年來,人生的愛恨糾結總是不斷重複,重複的生命細節讓人們學會傳承與互相理解,但這樣的重複則又讓人沮喪,創作者最大的挑戰就在於到底要怎麼突破,又能創造新的事物呢?

我的結論是九成的生命就是這樣只能無能為力的重複,但還有一成則是可以創造改變的關鍵,有了這百分之十,生命就會不同,即使只是些微不同。

答:《范保德》的電影名字原本叫《范大克》,愛畫畫的人都知道「范大克」是一種褐色顏料 ,是荷蘭畫家Anthony van Dyck.自行研發出來的顏料,也是我很喜愛的顏色。劇本中的范大克是男主角范保德香港兒子的名字,范保德跟另一位兒子范大齊透露說,媽媽曾經去算命說兒子取名第一個要有齊,另一個要有克,但如此一來,就透露了太多血緣秘密,同時也太宿命,所以後來沒有採用,因為我更想談的是百分之十改變的可能。

第二個想用的片名叫做《在一個死亡之後》,你只要看過電影就會明白其中的含意,但是發行公司建議片名盡量不要有死亡,後來就以主角范保德的名字做片名,這最中性,能夠承載的也最多。

答:《范保德》是男人的故事,也是父親的故事,甚至可以說是缺席父親的故事。台灣的經濟奇蹟是很多男人提著一口箱子走遍天涯的行銷奇蹟,這些男子在世界打拚的時候,就無法兼顧家庭。電影中的范保德或者他的父親都有一口箱子,都要在夜半時分離家遠行,訴說的都是世世代代的父親形象。范保德的父親來不及對兒子多交代心事,必須讓范保德遠赴日本去完成謎團拼圖;同樣地,范保德也有很多秘密來不及告訴兒子,但是兒子卻自有管道,摸透父親的底牌,兩代父子的重複與變化,就是當代父子關係的一種素描。

我自己也是父親,像我面對小孩時,一方面希望他們能夠出外冒險闖蕩,但另一方面又想把他們統統留在身邊仔細呵護,父親的矛盾我想是亙古不變也不分中西,當小孩的也是會有這樣的矛盾,他眷戀父親,但也想擺脫父親,這樣的拔河在當代人生中是時常出現的。

答:《命帶追逐》受限預算,所以一開始就設定只有當鋪和捷運車廂兩個場景,因為景愈少、愈便宜,甚至一度我想挑戰只用一個景兩個演員就說完這個故事,後來還是得有兩個景、用了三位演員。這一切都得感謝侯孝賢導演,當初寫劇本時,他就建議我將人跟景減少,這會有助於減少預算,也幫助我思考既然人和景都這麼少,又怎麼能繼續推重故事情節?甚至因為空間就這麼點大,所有能想到的角度都用上了,這是一種訓練,亦是一種磨練,這樣的思考也幫助我後來創造《第36個故事》。

但到《范保德》時,我不想重複之前的省錢做法,《范》的場景空間使用相對精緻,因為我認為空間可以代表其中人物的心情以及人與人的關係,舉例來說,同樣的一段談話,如果發生在客廳或房間裡,感受就會相差十萬八千里,觀眾一定會認為在房間的對話真心度比較高,空間就有這個能耐,能帶出親密與信任的程度。

答:一個人物要夠力,就是得要給他最對的舞台,其實人物出現的場景可以有上萬種,在不同場景裡出現,人物就會有不同的線條。

當初寫到范保德的父親時,我心中的原型就是一位懂得把握機會的「機伶」台灣人,我讓他出場的空間就是一間餐廳,他就是每天周旋在客人裡的跑堂,聽見客人的話題就忘情插了嘴,因為范保德父親那個年代的台灣人們,要面對的就是如何在國際強權夾殺下,衝出一條血路,你非得機伶,才有空間,這是特殊歷史時空下磨出來的人性。

其次,則是父子擦背的溫泉戲,這是刻意安排的空間異置,父子倆可以在不同的時間來到同一座溫泉裡,空間相同,就可以比對出兩代父子的不同親情,這個溫泉場景對我來說也是很典型的空間意涵。

至於天井的那場戲,則是來自我的人生經驗,我的北投住家也有個類似的天井,某個夏天午後我在家打掃,那時濕度高,天氣熱,牆壁開始吸水,天井居然發出水滴蒸發的共鳴聲,而且越來越大聲,說來很魔幻,卻讓我專注聆聽,屋外的狗叫聲、機車聲都消音了,我一方面享受著這神秘又美好的過程,另一方面又覺得哀傷,因為我用盡所有的詞彙想描述給親友聽,就是無法讓他人理解,那時真是感到孤獨啊。沒想到兩年後,同樣的夏日午後,我跟女兒一起做木工時,父女倆都聽見了同樣的聲音,這時女兒跟我說:「牆壁活起來了!」那時我覺得孤獨感完全被消滅,只有溫暖與感動,於是我就想把這個曾經感受到的孤獨感帶到電影裡。當然,這個天井聲音在電影中也成了尋找父子血緣的解謎線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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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不是重男輕女,而是《范保德》就是一部講男人的電影,拍片現場時,我就不時向女演員致歉,強調戲會集中在男人身上,她們也都理解,不過,范保德愛戀的郭毓琴,不管是中年的王秀峰或者青春的溫貞菱,也有著驚鴻一瞥的獨特魅力,差別在於她們戲少,男人戲多。

答:我很早就當了美術逃兵,畫畫對我來說現在是生活的調劑。我繪畫技巧的最高峰應該是就讀復興高中時期,復興是一般高中,但是參加美術社的同學都有報考美術系的興趣,甚至以想在美術競技場合打敗另一個復興(即著名的美術專校復興商工)為目標,但後來真的進了大學念美術後,我不斷被老師逼問:「畫得很好,所以呢?然後呢?」「你跟他人有什麼不同」、「跟世界的關係是什麼」,這樣不斷的追問是很大的啟蒙,讓我了解創作的世界不是只有手的事情,還包括了腦的世界,要解決的是腦跟手合一的問題。

被這樣一路逼問下來,我用了很激烈、很不健康的方式回應,我刻意拒絕用我熟悉的工具跟手法創作,甚至也捨棄了擅長用的顏料,因此,我的作品變得既稚拙又荒誕,好像完全不會畫了。我大二時剛巧是解嚴那年(一九八七年),台灣整個環境大幅開放,言論世界百花齊放,這對一個受典型黨國教育長大的學生來說,真是巨大的衝撞,也恰逢那時家用攝影機降價,我認為影像相對繪畫的緩慢與委婉其實是更直接又有力量,那時都有民眾衝撞總統府了,我們這一群美術系的學生還在畫室裡畫裸女,覺得跟現實很脫節,便這麼一頭栽進影像的世界裡。

訪黃文英:從舊時切入

黑衣刺客內心糾結如網 只有窗簾布最貼切

答:《聶隱娘》的劇本對聶隱娘的衣著只有一句話,就是她穿著一身黑,對我的考驗就在於黑要怎麼表現?要怎麼透過布料來呈現聶隱娘的個性呢?其實,黑色有很多層次,而且有的布料會有不同的肌理和線條,我就想到如果在黑色布料上加上網狀的圖案,就可以凸顯她綿密的心思。

為了找到合適聶隱娘的布,我曾走訪日本、印度、烏茲別克,都不滿意,後來卻無意在IKEA找到一塊適合的窗簾布,於是用了這塊帶有網狀紋路的布料壓在日本織錦上,並在滾邊時滾上細微的紅色,像是血性,也是血光,製成了聶隱娘披上的長坎肩,這些服裝的細節,得要很近的特寫鏡頭才看得出來,但是這種錙銖必較的細節講究,就是一位美術設計最基本的要求。我認為美術設計的關鍵就在於細節,所有的細節都照顧到了,角色可以「跳」了出來,甚至可以說是失之毫釐,就會差之千里。

另外,我也認為做電影美術,大量閱讀是非常需要的,侯導籌備《刺客聶隱娘》長達十多年,我大概也做了十多年的功課,不停找書看書,甚至連唐朝的家具史研究都不放過。其實,不管是哪部片,就該是盡全力找到相關資料,能找到的都不應該放過,這些資料都會內化成屆時設計場景的知識,這些資料也會擴大設計時的想像空間,讓幻中有實,實中有幻。

答:我想我最大的貢獻就是找到了對的場景,也找到了對的執行團隊,王誌成是侯孝賢的老班底了,他很願意提攜新人,這次美術團隊成員有一些是建築科系畢業,我們一路從《沉默》做到《范保德》,有現場實做的機會遠勝讀一肚子理論教材,在他們的協力下,我熟悉也擅長的舊台灣風情才都能夠投射在銀幕上。

一開始我讀到的劇本,不管是醫院、五金行及旅館等,全都設定在彰化田尾的一條街上,因為導演蕭雅全出生於彰化,就憑著記憶中的印象寫劇本,到了實際勘景時,才發現無法在同一條街上找到劇本設定的場景,與腦海中想像的舊日情貌不同,鄰近的雲林也變化巨大,但是劇本帶給我的畫面,卻像極了我從小長大的嘉義街景,因為我祖父又開了嘉義的第一間旅館,童年時就跟著爺爺在這些場域上進進出出,我便建議導演把拍攝地移到嘉義。因為我有把握找到劇本中的場景,重現他要的時代氛圍,不管是前後兩進的長形老建築,前半營業用,後半自己度日,中間還有個天井隔開的那種老屋,至於電影中的五金行或洗衣店裡,美術團隊有的時候臨時找不到生活用的道具,也會從我老家旅館地下室的倉庫去尋寶,光看到那些物件就有了舊時代的滄桑質感。

回到嘉義故鄉拍戲,不但容易找到資源,而且還有人和之便,原本老媽只是我的私人諮詢顧問,純粹就是很喜歡製作團隊,尤其喜歡蕭雅全的親切,所以也乾脆撩落去,協調了很多拍攝的場景,一度有店家抗議,也都是我媽賣老面子出面解決,所以,導演才會在片尾特別感謝我母親。

空間對氣氛就對 范保德活化80年代

答:簡單來說,范保德就是位「大隱隱於市」的人,這種人你經常可以在大稻埕、迪化街看到,人看起來閒閒廢廢,手卻極巧,還有點特殊品味,例如會告訴你羅大佑的那首「未來的主人翁」中究竟唱了多少回「就這樣飄來飄去」。我最大的挑戰就是一方面要懷舊,但是不能一路老到底,而是要一種不落俗套的舊,既要有點台,又要有點洋,要調和Local和Global兩種特質。

《范保德》的企圖心很大,原本想拍成兩部看似互不相關,但是劇中主角配角又可以交替出現的時代大戲,時間跨幅大約是從一九八五至二○一五年,後來濃縮成一部,但是細節堅持就更明顯,我的原則就是五金行和旅館的空間感覺對了,戲就對了。

很多人都喜歡年輕范保德(莊凱勛飾演)站在旅館樓梯上與旅館老闆温貞菱調情的戲,我們先找出了舊旅社上世紀八○年代的氛圍,但是莊凱勛與温貞菱的調情戲,就像極了西部電影中帥氣牛仔的浪漫青春(水電工的工作腰帶在電影中像極了牛仔槍帶),這就是Local和Global的複合體。至於莊凱勛喜獲麟兒,觀眾看到他抱著兒子從樓下走到樓上,一路碎碎叨叨的得意模樣,美術組就透過這場戲讓大家看見了八○年代很多水泥樓板的舊式建築模樣,看見了,你就相信了,這是美術能夠替電影加分的所在了。

答:一九九四年初,我還在美國工作,寫了一封信給侯導希望能在他旗下工作,自我介紹說我看過侯導所有的電影,甚至他擔任編劇的《桃花女鬥周公》也看過,還清楚記得當時他也客串一角,頭上還梳著雙髻。當初只是姑且一試,沒想到就收到侯導回信,那年七月返台見到侯導,就先邀我看《戲夢人生》的試片,看完之後,侯導問我感想,我這個人實在太誠實,就直接說我看到睡著,但我即時又加了一句,我認為最好的戲,就是能讓人半夢半醒,醒了後還能接上劇情,如同日本的能劇。

侯導又問我最愛的導演與最喜歡的片子是什麼,我說是德國導演荷索的《陸上行舟》,侯導也覺得這部片不錯,沒想到就這樣面試過關。

侯導對美術的真實很講究,記得拍《海上花》時,為了要重現清朝末年上海十里洋場中的妓院生活,就需要很多舊時骨董,也還要混搭一些西洋玩意,為了重建時代氛圍,還真的是花了好大力氣到中國各地找來的,要求所有的細節都要細緻講究,片中長三書寓裡的幾百片雕花木櫺也是一片片仔細雕刻出的。

電影美術的關鍵在於只要空間對了,一切就對了,大半的工作也就都搞定了。

不過跟侯導拍片,永遠不知道他的鏡頭要擺在哪裡,所以很難只陳設一個角落,你必須先去推想好幾個演員可能進出的動線,也要盡量去揣摩侯導究竟會從哪個方位進來,盡量讓同一個空間可以有不同的層次與角度,不過侯導的調度還是都很即興,常常嫌說這樣不對,場景要更大,那就得更動整個工程。

即使如此,侯導待人接物的方式永遠會讓一起工作的人想跟隨他來追夢,他待人好的程度,會讓一起拍片的人都有一種幸福感。

奇蹟的女兒:昨日夢遠

戲劇故事的第一場戲,震懾不住或吸引不了觀眾,後續就後吃力了。

鄭文堂導演新作《奇蹟的女兒》的第一場戲就是加工出口區的眾頭攢動場景,舊式單車和公車交錯進出,綠皮膠皮椅背上的女工們隨身都帶有一個硬殼皮箱,舊日風景就躍然銀幕,接下來,女主角連俞涵正用公共電話打長途電話回家,投幣聲、讀秒聲,那些已然消失的昨日聲音再次醒轉了過來,至於她頭上的工作頭巾,上下鋪的女工宿舍……同樣在呼喚著台灣的昨日記憶。

《奇蹟的女兒》取材自楊青矗的「工廠女兒圈」,楊青矗是台灣在戒嚴時期,最早挑戰工農兵文學禁忌,書寫一九六0年代台灣基層工人困苦心聲的作家,也因為他的文字,台灣從農業社會邁進工業時代的轉變,才留下了鮮活的歷史紀錄。

俗話說「工字不出頭」,意指做工的人,一輩子出不了頭。因為,出了

頭,只不過一個土字,向下延展,就成了干字,都是勞碌命,但是台灣經濟的起飛,卻和這一群要上白天班,也會輪到夜班,領著低薪卻不怕苦的女工息息相關。鄭文堂在片中透過陳芬蘭的「孤女的願望」歌聲,點出「自細漢就來離開,父母的身邊…阮想欲來去都市,做著女工渡日子,也通來安慰自己,心內的稀微」或者「假使少錢也著忍耐,三冬五冬,為將來為著幸福,甘願受苦來活動,有一日總會得到,心情的輕鬆」的女工情懷,你就赫然發覺台語流行歌是這麼卑微地承載著書寫著昨日風景。

女工如此重要,相關影像故事卻極少,一九七九年秦祥林與陳秋霞的《一個女工的故事》屬於健康寫實風潮下,包著糖衣的浪漫故事,四十年之後的《奇蹟的女兒》同樣訴諸青春偶像的魅力(溫貞菱、連俞涵、林哲熹),卻更想挖出工廠幹部利用權勢剝削、戲弄女工的職場生態(不管是以升遷交換肉體,或者抽機車鑰匙出遊的肉體呼喚),那種寫實力度更接近二00九年紀錄片《她們的故事》挖掘出來的女工船難事,你赫然發覺楊青矗四十年前描述的工廠實況,如今依舊在不同職場重演著。影音創作很難改變時代風潮,透過回顧與重建,就是最溫柔的提醒力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