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蘭電影大師華依達（Andrzej Wajda）曾經這樣形容過波蘭音樂大師瓦謝奇．齊拉（Wojciech Kilar，1932-2013）：「我和許多作曲家合作過，但我最敬佩齊拉。因為他的音樂不但總是能吻合劇情，還能替電影增添迷人旋律。」
波蘭音樂大師瓦謝奇．齊拉（Wojciech Kilar）2013年12月29日因為癌症在家鄉 Katowice去世，享年81歲（他其實是在Lviv 出生，但二戰期間，Lviv 慘遭轟炸，家鄉父老又先後被德軍和俄軍屠殺，終其一生，他都不曾再回返讓他傷心透頂的Lviv ）。
是的，我足足晚了卅八天才知道大師辭世的消息，心頭滿是震驚，連夜寫成這篇文字追悼大師。
齊拉生前曾經替一百四十部左右的影視作品創作過配樂，歐洲人都尊稱他是波蘭當代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只是多數台灣影迷對波蘭電影很陌生，但只要曾看過柯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執導的《吸血鬼（Dracula）》、波蘭斯基（Roman Polanski）執導的《死亡處女（Death and the Maiden）》、《鬼上門（The Ninth Gate）》和《戰地琴人（The Pianist）》，以及紐西蘭女導演珍．康萍（Jane Campion）合作的《伴我一世情（The Portrait of a Lady）》，你一定會慶幸有他的音樂扶襯，這幾部名片因而得以更添了顏色。
齊拉曾經開玩笑說他從小就被迫去學音樂，因為父親是婦科醫生，母親是劇場演員，在那個環境下長大，不學音樂都很難。事實上他隨著母親遷居到了Katowice才開始迷戀鋼琴，原本是要做一位鋼琴家，波蘭音樂界第一次聽到他的名字就是因為他的鋼琴彈得很不錯，十二歲那年，齊拉參加波蘭的Rzeszów青年鋼琴大賽，而且是彈奏自己創作的「兩個袖珍小娃娃」獲得了第二名。
他的音樂人生一直就是沈浸在古典音樂的世界裡，先後在波蘭國立的Katowice高等音樂學院拜名師學琴，同時也兼學作曲，以第一級成績畢業，同時也以「小序曲（Small Overture）」獲得了華沙的青年交響樂競賽的第二名。
他在26歲那年就開始從事影視作品的配樂工作，波蘭著名導演奇士勞斯基（Krzysztof Kieślowski）、贊努西（Krzysztof Zanussi）和華依達（Andrzej Wajda.）等人都曾經和他合作過。奇士勞斯基曾經在他的訪談文稿中提到，他在拍攝《機遇之歌（Blind Chance）》之前，原本都是取用別人已經完成的現成音樂來配樂，用一些他聽過的音樂，曾經被別的音樂家或導演用過的音樂作品來重新詮釋他的電影，可是他一直夢想能夠找到一位作曲家，全新創作交響樂，然後指揮交響樂團來灌錄聲帶，可是當時他還不是很有名，製片經費有限，所以一直到拍攝《機遇之歌》時，才能開始嘗試交響樂的配樂形式，齊拉就是幫助他圓夢的作曲家。
不過，青壯時期的齊拉並不是全然死守在古典音樂的領域裡，他優遊在古典新詮和尋訪現代新聲的雙層舞台上，作品風格深受史特拉汶斯基和巴托克的影響，最擅長卻是用管絃樂的古典曲式，配合民謠曲風的吟唱風味和敘事形式，打造出風格綺麗，又充滿遐想的音樂空間。他熱愛東歐民謠，曾經走訪各地採集民謠，也嘗試過即興演出的爵士樂和強調節奏和新形式敲打音樂的表演，追尋音樂的活力，當然也因為深受東歐民族的深厚宗教觀念影響，很喜歡用教堂祈禱唱詩的人聲和弦樂傳統曲風，來表現宗教音樂的肅穆和神秘。
這些影響音樂家成長的人生歷程，後來都直接反應在他的電影配樂作品之中，例如他為柯波拉的《吸血鬼》配樂時，就巧妙地運用了東歐民謠風味和人聲吟唱的抒情結構來反應《吸血鬼》發源於東歐鄉野的神秘環境氣氛，特別是人聲吟唱部分，既像是無辜百姓哀告上蒼的祈禱文，也有悲憫蒼生的神秘宗教氣質，為很講究藝術造境的「吸血鬼」提供了豐富的感性空間。
最妙的是，齊拉當年是在半夜時分接到柯波拉的邀約電影，聽到柯波拉的名字，他立刻想到了《教父》，一旦「教父」開口了，誰敢拒絕呢？其次，柯波拉的影像風格也是深深景仰的，能與大師合作，他自然樂不可支。
《吸血鬼》的創作經驗到了1999年時又有了更上層樓的機會，齊拉第二度和波蘭斯基導演合作宗教懸疑電影《鬼上門（The Ninth Gate）》時，因為電影改編自西班牙作家裴瑞茲．賴維特（Arturo Pérez-Reverte）1997年的暢銷書「仲馬俱樂部（El Club Dumas）」，強尼．戴普（Johnny Depp）飾演一位骨董書的收藏專家，為了追尋兩本暗藏魔鬼天命的絕版禁書，結果捲進一場超靈異的世紀大陰謀之中。全片的基調旋律彷彿是無助世人面對蒼茫大地的告解和求助，神聖中還帶有一點悲涼，情不自禁就會追隨著男主角的步伐去追尋生命迷宮的真像。
《鬼上門》的古意題材與冒險風情，形成兩大特色，奇拉首先以單音鍵盤的敲擊，帶出思古幽情，再以空靈飄渺的女聲吟唱，引領觀眾遊移在古籍和現代的冥想時空中，一開場就強力震撼了觀眾的心靈和耳朵；在名為「Corso（即男主角之名）」主題旋律中，用銅管小號來詮釋男主角勇於冒險的浪漫性格，整部電影就在這兩個旋律基調的對話中，進入了一個神秘又驚悚的靈異世界中，不論是單獨聆賞或對照劇情來品味，都是非常精彩的音樂演出。
女導演珍．康萍要將文豪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81年的名著「仕女圖（The Portrait of a Lady）」改編成電影《伴我一世情》時，同樣也看中了齊拉兼具古典與現代的音樂抒情功力。
電影描寫十九世紀婦女不願接受命運擺布的宿命情愛人生，珍．康萍在開拍之前，就把全片定位成「通俗劇」，她說她一點都不擔心電影的氣質和格調會被「通俗」給拖累了，她相信她精挑的演員約翰．馬柯維奇（John Malkovich）和妮可．基曼（Nicole Kidman）可以在「通俗」劇情中挖掘人間真情，所以她寄望音樂要有帶動電影話題的功能，還要扮演女主角的情感橋梁功能，讓觀眾一聽到音樂，就可以明白女主角的內心聲音和吶喊。
齊拉雖然受過紮實的古典音樂訓練，但是他很重視電影音樂的動聽悅耳，因為只有動聽的旋律，才能打開觀眾的心房仔細聆聽音樂的深情，《伴我一世情》中，不論是「My Life Before me」或「Flowers of Firenze」的主題音樂，長笛與直笛交響吹奏的深情，就宛如慕情少女如慕如泣的心緒，難怪齊拉會信心十足地說：「只要聽見音樂，你就明白我想說的話了。」
許多作曲家都視電影配樂為謀生工具，難登大雅之堂，齊拉卻是一直很認真處理電影音樂，年輕時期他深受音響學派（Sonorism）影響，對於前衛音樂的音響處理特別感興趣，敢於大膽嘗試各種樂器的實驗演奏技巧（代表作品叫做「Riff 62」），但是1959.年開始接下電影配樂工程時，他就避開了這些艱深複雜的音樂模式，他相信成功的電影音樂不必太有企圖心寫大曲子，也不能太複雜，因為電影留給音樂表現的空間很有限，兩三分鐘就很多了，不像一般古典音樂可以長篇大論來經營情感結構，不過，他也從來不馬虎，他創作的電影配樂兼具通俗與不俗的氣質，同樣具備著適合交響樂團搬到音樂廳演出的動人質量。
齊拉相信好的電影音樂，最好就是要不斷地重複主題，但是每次重複的時候，還要帶上一點變化。「主題」帶領觀眾溶入電影的基調，「變化」，不論是旋律或器樂配置的易動，則是反應帶動劇情的進展歷程。所以，觀眾只要細細比較他的「精神一致，容貌千變萬化」的電影配樂，就能體會他那種「萬變不離其宗」的音樂詮釋方式。
配樂人生中最重要的合作夥伴要算贊努西導演了，他們合作過四十部影視作品，邊做邊學的過程，讓齊拉嘗試了各種配樂可能，不管是《波蘭式出軌（Bilans kwartalny）》中鋼琴和弦樂的淒涼對話，或者《狂奔歲月（Cwa）》用樂器來模彷馬匹狂奔的感覺，以及《仁慈之心（Życie za Życie）》華麗抒情的「Father Kolbe´s Preaching」（後來還被《楚門的世界（The Truman Show）》選做主題樂章），贊努西曾經形容齊拉的音樂就有如一種「語意學的解讀（semantic interpretation）」，音樂取得了類似對白的位階，可以更豐富畫面的內涵，千里馬有了伯樂的賞識就更能縱情奔騰了。
至於大導演華依達則是從1975 年開始與他合作了六部作品，其中第一部作品
《應許之地（Ziemia Obiecana）》就獲得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提名，齊拉在《應許之地》中創造了動聽的華爾滋，後來不論是《塔度斯先生（Pan Tadeusz）》或《復仇（Zemsta）》同樣少不了動聽的華曲主題，一切只因為他相信舞曲最易動人，最易形塑觀眾的集體共鳴。
齊拉則是最感謝華依達的信任與授權，「他給了我充份自由，讓作曲家儼如電影的共同創作者之一，華依達要的音樂不只是填空，或者呼應影像而已，他希望音樂本身亦有其價值，這就讓音樂可以超越電影而鮮活存在了。」
齊拉除了音樂創作很有特色之外，也是一位用心的音樂教育家，花了相當多的時間和力氣在培植波蘭的新生代作曲家，不但擔任過波蘭作曲家協會的副會長，自已還創立了西曼諾斯基音樂學社，贊努西導演了解他的奮鬥歷程與創作心願，曾經將他的生平拍成了一部電視電影，並以他的姓名縮寫命名，片名就叫做《Ｗ.Ｋ.》，找到這部片名字，應是我今年要努力的目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