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個女人的際遇窺進時代的風貌，《陌生的孩子》符合古典電影的精義。
克林．伊斯威特（Clint Eastwood）執導的《陌生的孩子（Changeling）》是一部女權電影，寫出了母親天性，也道盡了時代的局限。
《陌生的孩子》根據美國洛杉磯在1920到1930年代發生的一起真實的孩童失蹤案件，由女星安潔莉娜．裘莉（Angelina Jolie）飾演的克莉絲汀．柯林斯（Christine Collins）是與兒子華特相依為命的單身母親，有一天她因加班晚歸，卻發現華特失蹤了，警方愛理不理，最後卻硬塞給她一位陌生的孩子冒充是華特，她不肯，她抗爭，卻被警方強制送進了精神病院，但是另一位的警探卻在陰錯陽差下，發現了華特的下落。
《陌生的孩子》的主線架構建立在克莉絲汀這位母親身上，親生兒子的血肉情，只有母親最明白，眼前的孩子究竟是不是自己的孩子？如果連母親都不清楚，那真的就太扯了，但是人在劇創之後的身心變化，卻可以透過心理學和醫學找到另外的解答，不但挑戰最基本的人性，讓天性與事實有了另類解釋的空間，《陌生的孩子》其實創造了一種雄辯滔滔或者歪曲羅織的可能空間，不論是道理或歪理，只有站在合乎邏輯思維的合理導引下，才能引人入勝，克林．伊斯威特確實在《陌生的孩子》中展現了傲人的敘事功力。
克莉絲汀其實是位成功的職業婦女，但也因為工作繁重，使得她有對兒子爽約，甚至被迫把孩子單獨留在家裡，以致孩子失蹤的深深愧疚，安潔莉娜．裘莉讓影迷看見她心亂如麻的焦急，而且在警方直闖辦公室，要告訴她華特下落時，她卻脆弱到幾乎崩潰，深怕噩夢成真的驚懼表情，那一幕，堪稱是《陌生的孩子》中最精準的詮釋。
接下來的辨認過程，則是一場導演與觀眾的互動遊戲。陌子的孩子身高明明矮了三英寸，外形也不似，談吐更不像，心急的媽媽有什麼其他的方法可以確認孩子的真或假呢？裘莉急，觀眾也急，每個人的腦中心中可以想出一多堆驗証自己孩子的做法，因而有了強烈參與感，想要替裘莉獻策，焦急於她的不夠大膽與直接，克林伊斯特威巧妙地把一個人的焦慮變成集體焦慮。然後再慢慢地找牙醫証明孩子的牙齒不對，再找上班導師檢驗眼前孩子的習性……遲到的檢驗方式，不但讓忐忑的心落實了，也讓旁觀者緊繃的神經得到紓解的快慰，這是很高明的觀眾互動學，也是高明的魔法師都必需學習的勾魂技巧。
真相只有一個，是不是自己的孩子，就算沒有ＤＮＡ檢驗科技的輔佐，其實並不太難，警方礙於面子或業績，或者怕麻煩，所以死不認錯；母親卻擔心警方的疏懶，會讓還在外頭流浪無助的孩子遭遇不測，兩方的事理與情理碰撞，像極了一場乒乓球賽的短打攻防，快速有力，剎是好看。但是警方的顢頇跋扈，卻也讓《陌生的孩子》迅速從尋人案件中轉進了人權議題上，這種層層轉進的編劇功力，同樣也是《陌生的孩子》非常古典的創造功力。
警方侵犯人權的方式很多，《陌生的孩子》用的是最簡單的「官字兩個口，是非全由我」的模組，女人的心聲與抗爭，只要警方聽不順耳，嫌礙眼，就可以巧立名目被對方送進精神病院，警方的囂張態度無非就是：「順我者昌，逆我者關。」同樣地，沆瀣一氣的醫生也高度配合演出，人在精神病院裡，微笑就是偏執狂，不笑就是憂鬱病，標準何在？全看醫生怎麼說，專業是可以出賣和操弄的，多數人只能選擇「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但是這麼艱困的形勢，卻也是人性和尊嚴的最佳試煉場。
《陌生的孩子》站在人性尊嚴的高度上，以一連串不可思議的情節來淬磨人性的光與熱，其實也是好萊塢專精的創作公式之一，刀法老練的克林．伊斯威特把一位母親的苦難放大成為時代的縮影，再度証明他已經是隨心所欲的魔法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