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酷無情的歷史血案，在強權政客的操作下，不是冰封，就是扭曲改寫。
大師出手，就是不凡，波蘭大師安德烈．華依達（Andrzej Wajda）的新作《愛在波蘭戰火時（KATYN）》，在歷史的縱深上，批判了詮釋者的荒謬，在小人物的生命橫軸上，突顯了愛情的永恆。
《愛在波蘭戰火時》以二次大戰的波蘭做背景，重點在於一萬五千名戰敗被關入集中營的波蘭軍人慘遭槍決掩埋的卡廷
屠殺事件。1939年，納粹德國先從波蘭西方入侵，蘇聯紅軍則從東方進攻，波蘭頓時被兩強瓜分，從此在歐洲地圖上消失，蘇聯禁閉了波蘭精英，卻又私下槍決了他們。1943年德軍攻入蘇聯，在卡廷森林發現了萬人塜，立刻製作紀錄影片，公布蘇聯暴行，但是蘇聯否認犯行，指稱德國栽贓。二次戰後，波蘭淪為蘇聯附庸國，蘇聯繼續製作紀錄片，指責德國暴行，萬人血案就此成為強權詭辯，無人認賬的冤魂，一直到蘇聯解體，俄羅斯領導人葉爾辛才公開承認卡廷血案是史達林
下令執行。
屠殺戰俘，是政治考量，把血債賴在對手頭上，同樣是政治算計下的動作，《愛在波蘭戰火時》看似歷史悲情電影，華依達卻試圖從無情的政治中揭發更多的人性，
在藝術的高峰回頭檢視歷史人生，因此有了更開闊的視野。
首先，華依達要面對的是歷史的正確性。成王敗寇是歷史鐵則，只有勝利的人擁有歷史的詮釋權，但是追查真相，還人間公道卻也是良知血性人士鍥而不捨的努力目標，只不過，華依達不想大聲疾
呼，他用淚水就可以洗清歷史的塵埃。
華依達採用的手法是報紙和紀錄片。這兩個媒體的天職 都是發掘真相，報導事實，但是真相與事實的吊詭卻往往在於書寫的非真實，眼見的可能為虛假，真假並列，各說各話，確實讓人生渾沌不明，藝術家的責任工程就
在耙梳爛泥，激濁揚清，撥雲見日。
本片的第一女主角是瑪嘉．歐斯塔澤斯卡（Maja Ostaszewska）飾演的軍官家屬安娜，每天守著報紙焦急地尋找親人的名字，一旦家人上報，淚水直流，因為意謂家人罹難；報紙上盡是陌生名字，反而
有一絲慶幸，覺得還有希望。同是天涯受苦人，安娜是幸災樂禍，而是祈禱著丈夫安德烈能夠僥倖死裡逃生。
然而，名列死亡名單的丈夫手下傑里有一天卻以丈夫習慣的敲門方式來敲門，突然出現在安娜眼前，送來珍貴的口糧物資，安娜張大了眼睛，不敢置信，生還是好事，值得慶幸，可是人死復生，難道是報紙寫錯了嗎？傑里低調地告訴安娜，報紙上會出現他的名字是因為安德烈在移換戰俘營之前，交情匪淺的
兩人曾經交換了外套，也就是安德烈穿上了繡有傑里名字的外套，因此，如果戰俘營裡傳出了傑里的死訊，很可能死的就是安德烈。
傑里倖生，就意味著安德烈冤死，希望幻滅的安娜悲慟莫名，但是她更不能原諒傑里，因為如今的傑里再度穿上軍服，成為蘇聯羽翼下的波蘭
軍官，蘇聯人殺了安德烈，傑里卻投靠蘇聯人而再發跡，剎那之間，安娜不但驚聞了永別的噩耗，也同時嘗受了背叛的酸果，她毫不猶疑地攆走了傑里。
陰錯陽差，九死一生的傑里，原本想要贖罪，請求寬恕，但是安娜的怒火也讓他看清了自己的卑微與怯懦，良心與血性的濃度決定了他後來的行動，並不讓人意外。
一張報紙的真假資訊所蘊含的人生血淚，就這樣建構了華依達真假虛實的第一層論述。
接下來是妲努塔．史坦卡（Danuta
Stenka）所飾演的將軍夫人，她先是在德軍要求下，觀賞了一段蘇聯軍隊製造卡廷血案的紀錄片，並且要求她連署一封聲明，控訴蘇聯令人髮指的惡行。從亂葬崗挖出的屍體頭部都有子彈穿透的彈孔，德國人言之鑿鑿地說那是俄國人慣用的槍決手法，觸目驚心的紀錄片畫面，成為卡廷血案的首次官方版本；戰後，附庸蘇聯的波蘭人民共和國不時派出文宣部隊到各地廣場播放紀錄片，畫面幾乎一樣，解釋的角度卻全然不同，波蘭政府採用蘇聯觀點，認為頭髗上的彈孔，符合了納粹德國對付猶太人的慣用槍決手法。
德國人用紀錄片來做戰時文宣，蘇聯人用紀錄片來做戰後洗腦，將軍夫人成為目擊兩種全然不同論述的見証人，紀錄片為政治服務，就喪失了敘說事實的媒體力量，成為政策包裝的工具，於是她憤怒發狂，嚴詞批判當權者漠視真相，曲解歷史的政治操作。
個人很難發掘歷史真相，卡廷血案最後能夠真相大白，當然是因為有一群人不甘先人含冤受辱，矢志追查，才能逼迫強權政客脫缷謊言外衣，還原歷史。確知元兇是誰，當然無助於弭平血淚傷痛，卻是最起碼的正義公道，真相既已浮現，藝術家能做的就是透過真相浮現過程的檢視人性的脆弱與虛假，進而惕厲未來，《愛在波蘭戰火時》距離卡廷血案已經六十多年了，但是該做的事永遠不嫌遲，關鍵在於你怎麼做，而且又做到了什麼。
媒體的不可盡信，媒體的工具效應，只是華依達的輕輕一筆，卻有發聾振聵的力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