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 2018 年 8 月 14 日

蕭雅全有一點美國導演伍迪艾倫的諧謔風騷。伍迪艾倫很愛嘲諷星座誤人，很多台灣人相信星座與掌紋，但是只有蕭雅全在《命帶追逐》中，把星座與掌紋發展成一齣情人心海底針的好戲；伍迪艾倫拍過很多咖啡故事，蕭雅全則在《第36個故事》中，用一杯咖啡來交換一則故事，帶出都市人的生命情貌；他的新作《范保德》則試圖用一條街帶出台灣父子的故事，同樣也接近了《曼哈頓》的城市素描趣味。

最特別的是，他每部電影說故事的方式都與其他台灣電影不一樣，有他存在，台灣電影就多了一點異類色彩。

問：《范保德》是今年台灣最「燒腦」的電影，「燒腦」意味著它並不想譁眾，但不代表它不想取寵，「燒腦」其實是對觀影者的一份尊重，但「燒腦」的火候拿捏很重要，太難了，觀眾會覺得受挫，最好是若隱若現，有足夠線索與魅力讓觀眾急著想要去挖掘沒說出來的故事，《范保德》敘事結構時而當下，時而又擺盪回往日，乍看非常複雜，卻又在細微處都埋下線索與解答，對有的觀眾可能是個挑戰，有的觀眾則是一種享受，你怎麼看待觀眾，又怎麼期許觀眾？

答：哇，聽到你這麼說，我如釋重負，因為從試片以及台北電影節的這段時間，常常有觀眾帶著疑惑來問我，顯然他們的「閱讀」過程，遇到不少迷霧，但我還是非常樂觀認為觀眾應該是看得懂，如果要用一個詞彙來解釋為什麼選擇這樣的說故事方式，那就是「審美」，創作劇本與拍攝時，我就會思考這樣做究竟是美或醜等，「審美的直覺」就決定了全片風格。

我認為「故事」與「說故事」是截然不同的兩件事，電影光有好的故事是不夠的，更大的挑戰在於如何說好這則故事。例如格林童話裡的經典故事「小紅帽」，我小孩就常嫌我說的「小紅帽」跟媽媽版本的「小紅帽」截然不同，雖然是同一個故事，但說的方法不同，帶來的感受自然就不一樣；另外「說故事」對聆聽者而言也同樣是個考驗：故事再精采，一旦說的方法或技巧不對，聽眾就不會有興趣繼續聽。

我一開始創作時不太會想觀眾，我唯一在意的是：劇本這麼寫會不會更好？這麼安排會不會不恰當？直到中後段，會慢慢想到觀眾的反應，但這時候遇到的問題就是要選擇跟觀眾「和解」抑或是「決裂」？這件事在我內心裡不斷拔河，但我關心的是該如何持續創作，要維持能量就必須產銷平衡，於是內容往中間走，就算故事多繞了幾個彎，但都有機關連結，相信最後會有一種恍然大悟的感受。

問：《范保德》原本是兩部電影，但最後你合二為一，卻又巧妙形成了無限符號∞所建構的無窮盡世界，兩代人有時近在咫尺，有時卻遠在天涯，卻又不時重複著既有的人生，談談這段故事的創造過程？

答：一開始的兩部電影是在講一條街上兩代人的故事，一部電影主角是設定六十歲，另一部則是三十歲，兩個故事的人物略有重疊，彼此也互為配角，讓觀眾從年輕人的愛情故事裡去回填六十歲那輩沒有說出來的愛情故事，他們的愛情過程可能相同，但遇到岔路時做了不同的抉擇，所以走出不同的路，我想透過這兩部故事來講述生命裡的諸多重複，以及該如何來面對重複。

無限符號∞的結構剖析是你的影評觀點，我寫劇本時並沒有浮現這個意念，但是看完你的文章，無限符號∞的論述就說中了電影的核心：生命的重複與變化，所以發行公司就在宣材上加了這個∞符號。

為什麼重複這麼重要呢？這和我創作時的感受有關，有時以為是自己原創的想法，但可能會聽到長輩說，他年輕時也曾有同樣的想法，也曾想過該如何去實踐，最讓人惱怒的就是後來我的努力也不能脫離長輩的框架，千百年來，人生的愛恨糾結總是不斷重複，重複的生命細節讓人們學會傳承與互相理解，但這樣的重複則又讓人沮喪，創作者最大的挑戰就在於到底要怎麼突破，又能創造新的事物呢？

我的結論是九成的生命就是這樣只能無能為力的重複，但還有一成則是可以創造改變的關鍵，有了這百分之十，生命就會不同，即使只是些微不同。

問：《范保德》的片名很神秘，然而你最初入選金馬創投時用的片名卻是《范大克》， 為什麼有這種變化？

答：《范保德》的電影名字原本叫《范大克》，愛畫畫的人都知道「范大克」是一種褐色顏料 ，是荷蘭畫家Anthony van Dyck.自行研發出來的顏料，也是我很喜愛的顏色。劇本中的范大克是男主角范保德香港兒子的名字，范保德跟另一位兒子范大齊透露說，媽媽曾經去算命說兒子取名第一個要有齊，另一個要有克，但如此一來，就透露了太多血緣秘密，同時也太宿命，所以後來沒有採用，因為我更想談的是百分之十改變的可能。

第二個想用的片名叫做《在一個死亡之後》，你只要看過電影就會明白其中的含意，但是發行公司建議片名盡量不要有死亡，後來就以主角范保德的名字做片名，這最中性，能夠承載的也最多。

問：不管叫《范保德》或者《范大克》，依舊讓人參不透片名玄機，可是英文片名《Father To Son》卻一目瞭然，你的想法是什麼？

答：《范保德》是男人的故事，也是父親的故事，甚至可以說是缺席父親的故事。台灣的經濟奇蹟是很多男人提著一口箱子走遍天涯的行銷奇蹟，這些男子在世界打拚的時候，就無法兼顧家庭。電影中的范保德或者他的父親都有一口箱子，都要在夜半時分離家遠行，訴說的都是世世代代的父親形象。范保德的父親來不及對兒子多交代心事，必須讓范保德遠赴日本去完成謎團拼圖；同樣地，范保德也有很多秘密來不及告訴兒子，但是兒子卻自有管道，摸透父親的底牌，兩代父子的重複與變化，就是當代父子關係的一種素描。

我自己也是父親，像我面對小孩時，一方面希望他們能夠出外冒險闖蕩，但另一方面又想把他們統統留在身邊仔細呵護，父親的矛盾我想是亙古不變也不分中西，當小孩的也是會有這樣的矛盾，他眷戀父親，但也想擺脫父親，這樣的拔河在當代人生中是時常出現的。

問：你電影裡的空間感非常強烈，不論是《命帶追逐》裡不到五坪的當鋪、《第36個故事》乾脆自己開了家朵兒咖啡館，《范保德》裡的老旅社、五金行與老診所更是讓人走進去就好像走進了故事之中，你為什麼這麼享受空間帶來的養分？

答：《命帶追逐》受限預算，所以一開始就設定只有當鋪和捷運車廂兩個場景，因為景愈少、愈便宜，甚至一度我想挑戰只用一個景兩個演員就說完這個故事，後來還是得有兩個景、用了三位演員。這一切都得感謝侯孝賢導演，當初寫劇本時，他就建議我將人跟景減少，這會有助於減少預算，也幫助我思考既然人和景都這麼少，又怎麼能繼續推重故事情節？甚至因為空間就這麼點大，所有能想到的角度都用上了，這是一種訓練，亦是一種磨練，這樣的思考也幫助我後來創造《第36個故事》。

但到《范保德》時，我不想重複之前的省錢做法，《范》的場景空間使用相對精緻，因為我認為空間可以代表其中人物的心情以及人與人的關係，舉例來說，同樣的一段談話，如果發生在客廳或房間裡，感受就會相差十萬八千里，觀眾一定會認為在房間的對話真心度比較高，空間就有這個能耐，能帶出親密與信任的程度。

問：《范》裡讓人對空間印象深刻的幾場戲，包含有香港人、日本人、美國人在中餐廳談生意，還有三場發生在天井空間裡的戲，各自蘊含不同隱喻，中餐廳的那場戲，可以看到台灣人必須機伶才能改變命運，天井則有父子傳承的意味，為什麼費這麼大的工夫來講述空間？

答：一個人物要夠力，就是得要給他最對的舞台，其實人物出現的場景可以有上萬種，在不同場景裡出現，人物就會有不同的線條。

當初寫到范保德的父親時，我心中的原型就是一位懂得把握機會的「機伶」台灣人，我讓他出場的空間就是一間餐廳，他就是每天周旋在客人裡的跑堂，聽見客人的話題就忘情插了嘴，因為范保德父親那個年代的台灣人們，要面對的就是如何在國際強權夾殺下，衝出一條血路，你非得機伶，才有空間，這是特殊歷史時空下磨出來的人性。

其次，則是父子擦背的溫泉戲，這是刻意安排的空間異置，父子倆可以在不同的時間來到同一座溫泉裡，空間相同，就可以比對出兩代父子的不同親情，這個溫泉場景對我來說也是很典型的空間意涵。

至於天井的那場戲，則是來自我的人生經驗，我的北投住家也有個類似的天井，某個夏天午後我在家打掃，那時濕度高，天氣熱，牆壁開始吸水，天井居然發出水滴蒸發的共鳴聲，而且越來越大聲，說來很魔幻，卻讓我專注聆聽，屋外的狗叫聲、機車聲都消音了，我一方面享受著這神秘又美好的過程，另一方面又覺得哀傷，因為我用盡所有的詞彙想描述給親友聽，就是無法讓他人理解，那時真是感到孤獨啊。沒想到兩年後，同樣的夏日午後，我跟女兒一起做木工時，父女倆都聽見了同樣的聲音，這時女兒跟我說：「牆壁活起來了！」那時我覺得孤獨感完全被消滅，只有溫暖與感動，於是我就想把這個曾經感受到的孤獨感帶到電影裡。當然，這個天井聲音在電影中也成了尋找父子血緣的解謎線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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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范保德》裡有兩個父親，不論是莊凱勛的青年范保德，或是黃仲崑的中年范保德，甚至黃健瑋的范保德父親，外型一個比一個帥氣，但是他們的妻子卻相對樸拙甚至蒼老，你是不是重男輕女？

答：我不是重男輕女，而是《范保德》就是一部講男人的電影，拍片現場時，我就不時向女演員致歉，強調戲會集中在男人身上，她們也都理解，不過，范保德愛戀的郭毓琴，不管是中年的王秀峰或者青春的溫貞菱，也有著驚鴻一瞥的獨特魅力，差別在於她們戲少，男人戲多。

問：你是美術科班出身，繪畫怎麼影響你的影像創作？

答：我很早就當了美術逃兵，畫畫對我來說現在是生活的調劑。我繪畫技巧的最高峰應該是就讀復興高中時期，復興是一般高中，但是參加美術社的同學都有報考美術系的興趣，甚至以想在美術競技場合打敗另一個復興（即著名的美術專校復興商工）為目標，但後來真的進了大學念美術後，我不斷被老師逼問：「畫得很好，所以呢？然後呢？」「你跟他人有什麼不同」、「跟世界的關係是什麼」，這樣不斷的追問是很大的啟蒙，讓我了解創作的世界不是只有手的事情，還包括了腦的世界，要解決的是腦跟手合一的問題。

被這樣一路逼問下來，我用了很激烈、很不健康的方式回應，我刻意拒絕用我熟悉的工具跟手法創作，甚至也捨棄了擅長用的顏料，因此，我的作品變得既稚拙又荒誕，好像完全不會畫了。我大二時剛巧是解嚴那年（一九八七年），台灣整個環境大幅開放，言論世界百花齊放，這對一個受典型黨國教育長大的學生來說，真是巨大的衝撞，也恰逢那時家用攝影機降價，我認為影像相對繪畫的緩慢與委婉其實是更直接又有力量，那時都有民眾衝撞總統府了，我們這一群美術系的學生還在畫室裡畫裸女，覺得跟現實很脫節，便這麼一頭栽進影像的世界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