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林奕華:熱海騷動

「我們的生活每天都要面對著無數鏡相。」林奕華對當代人生觀察極其敏銳,畢竟如今大家人手一機,隨時都在滑手機,還有電腦、路口監視器、電視機、電視牆,連視訊開會也面對著大小銀幕「舞台上的多重屏幕,就是生活的reflection(反思與回響)。」

林奕華的舞台上多了許多屏幕,豐富繽紛的影像,爆炸又混亂的訊息,讓人眼花撩亂,既是主觀現實,亦是客觀現實。

MV作品蔚為流行後,爆炸影像快速從眼前掠過,卻也大幅眨抑了影像的重量與意義,林奕華要求路嘉欣、王宏元、黃人傑三位演員各自拿著手機到熱海旅行,拍下了各自駐足的焦點與風景,也許可各自操作修圖軟體扮鬼臉與做梗圖,非常個人,非常隨興,忠實反應了旅人大量生產拍過即忘的垃圾資訊,負責舞台映画又兼剪接的袁錦倫同時兼顧了超大銀幕及手機三小銀幕的各自表述,同時也啟動舞台演員的當下互動疊像,齊放煙火的結果肯定漫空璀燦,卻沒能留下值得終身想念的難忘影像,更讓心思迷失在海量視訊中。

林奕華的改編工程不局限視覺,聽覺也是。

吳念真在電影《一一》詮釋的男主角NJ已成苦悶中年的代表,舞台映畫《三個人的一一:NJ的熱海旅行》他則是提供聲音,重新唸起林奕華對NJ這個角色最有感的幾句對白:「我從來沒有愛過另外一個人。」「人不可能讓另外一個人,去教他怎麼活下去,怎麼過日子,那是很悲哀的你知道嗎?」「那天你問我,十多年前為何不告而别,其實當時我有多原因,不過現在說,也没什麼意義了。」「When I was fifteen, I feel in love.突然之间,那些音樂我都懂了,後来她離開了我,音樂却留了下来。」一次又一次地輪迴,一句跳一句地不規則重現,原本的意義你聽到也聽懂了,斷裂重生後的新意義與新感覺,卻也豐潤了林奕華「破壞/新生」的堆疊效應。吳念真的存在(聲音)與不在(影像),啟動了《一一》影迷的時光倒帶機。

而且,演員各自演唱著不同曲調的「我從來沒有愛過另外一個人」,音階不同、抑揚不同、情緒不同,斷句不同,「唱一次是歌,唱兩次就有了比較,就察覺到不同氛圍。」林奕華對陳建騏的音樂很有感覺,處理起來更得著相異色彩,更複雜了他想要探討的人生背叛、悔恨與失落,「楊德昌不但提醒了我們看事物的角度,同時也提醒了聆聽的可能。」有這款敏感,《NJ的熱海旅行》的多元音域,饒富風情,迴旋又反覆之後你終究要問:該在何處,用什麼方式落下休止符?

林奕華做出海與天的安排。那是晚霞橙紅的熱海夕陽,你看不清三位主角背光逆影下的五官,卻能感受旅程將要結束的惆悵,鏡頭一動不動,再無前面一小時的喧譁與戲耍,這份停頓與安靜,讓全片得著了呼吸與思考,林奕華笑著說:「這正是Analogue類比與Digital數位的差異所在。」他給予的是哲學性的思考,也是對整部過動電影的反動批判。

但是說巧不巧,這幀在海灘前的人影,卻像極了楊德昌《海灘的一天》的起手式。「創作時我沒這樣想過。」林奕華說,「但是影片完成後卻形容這般連結。」他的無心插柳讓楊德昌的最後作品《一一》與第一部長片《海灘的一天》在《NJ的熱海旅行》牽起了手。

天,是飛機上的窗景,是旅人結束旅程前的最後凝視。思緒都在緬懷逝去的時光。然後你聽見王宏元唱出音樂飽滿的最後一版「我從來沒有愛過另外一個人」。

電影中的NJ帶著昔日戀人重遊熱海,能彌補什麼?能改變什麼?旅行的意義停駐著旅人對雲彩的呆想與呢喃之中。很詩意,有餘韻,非常楊德昌。

水下冰山:悲情城市33

早在侯孝賢說這句話的十五年前,他就已經是冰山理論的實踐者,作品膠捲就像神龍,龍身若隱若現,有時探頭,不時探爪,不忘擺尾,直到最後銀幕全黑,觀眾吸口氣,若有所悟,酣暢走出影廳。

多年來都是侯孝賢信靠夥伴的朱天文,在《悲情城市》的劇本書中曾經簡要替劇本與電影的互動關係點了題,《悲情城市》她負責「分場」,吳念真則執寫「劇本」,彼此的貢獻是:「分場」保存了導演的構思過程來龍去脈,「劇本」展現吳念真對白的魅力,「電影」則是把以上二者都扔到一邊直接面對拍攝。

傳世的《悲情城市》朱氏分場共有88,吳氏劇本則多了三場,共91場。然而影視聽中心典藏的合作社時期拍攝劇本則達102場,這些版本卻都與終極電影有出入,侯孝賢如何從文字取材,在拍片現場做了那些增刪調動?其實是一門有趣的電影比較學,文字註記著發想初心,影像與剪接則是電影得著血肉靈氣的必要串接,你除了看見冰山頭,對水下冰群相信同樣感興趣。本文試就六段劇本消失或者異動的物件或場景,引領大家重新觀看《悲情城市》。

  1. 卿雲難再

朱氏分場第4場先透過阿雪書信,搭配O. S.帶出:「學校老師教大家唱國歌呢,叫卿雲歌,歌詞是『卿雲爛兮,糾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

歷來中華民國國歌有過五版本,汪榮寶選詞的「卿雲歌」曾經兩度入選,分別是民國2年(1913年)與民國10年(1921年)的北洋政府主政時期,兩版作曲家並不同,由於電影最後沒用「卿雲歌」,無法確知會用的是Joan Hautstone或蕭友梅的版本,然而國民政府早在民國26年(1937年)選定脫胎自黃埔軍校校歌的「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作為中華民國國歌。寧選「卿雲爛兮」,不選「三民主義」,是否就註記著當時台灣覺青對於「祖國」執政黨「黨國不分」的不齒?反威權性格已然悄悄埋下伏筆?意在言外的枝節,耐人細品。

朱氏分場第7場繼續寫著金瓜石國民小學的課堂上,吳寬榮老師教學生們練習國歌,卿雲歌的歌詞寫在黑板上,用平假名在旁注音。可以看得見窗外學校的圍牆上工人正在漆寫大標語、「擁護領袖,建設三民主義模範省」。     

這段文字埋著兩處矛盾 : 首先,平假名注音,顯是日治餘緒,政權易主的文化扞格,就在平假名上約略得以窺見 ; 其次,牆上標語口號是威權造神的政治洗腦,斗大字眼對信仰左翼思潮的前衛覺青又是何等刺目挑釁?

來到吳氏劇本,「卿雲歌」更加有聲有色,能唱能唸還有註解,劇本第10場的場景設在金瓜石國小內 : 

△山間簡樸的小學,上課時間,淡淡地聽得見風琴和小孩歌唱聲,以及台語唸「卿雲爛兮,糾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的聲音。     

△吳寬榮老師的教室裡,黑板上寫的是「中國國歌,卿雪爛兮……」字旁有平假名的注音,他用教鞭指著,一字一字教學生唸。     

寬榮:(唸完之後,走到講台,非常莊嚴的)這是咱中國的國歌,無論怎樣,大家一定要記得,以後,不但大家要會唱,我們的子子孫孫也都唱會到,知否。

這些描述清楚呈現吳寬榮不附和當道,完全不合時宜的理想性格,日後命喪鹿窟,早在角色初現身時即已埋下日後悲情際遇的伏筆。

偏偏,不管劇本如何三番兩回著墨,「卿雲歌」硬是從侯孝賢的電影中徹底消失,是他根本沒拍?還是他不愛這麼直白,讓人一眼就看透吳寬榮反威權性格的白話文,最後一刀剪除?

《悲情城市》最後選擇的政治批判,明顯拒絕了政治符號的糾纏論辯,直接訴諸民怨,一句米價狂漲五十二倍的碎念,痛批陳儀主政下的台灣,已非為民服務的「政府」,而是與民爭利的「公司」。這款冰山頭,少了迂迴曲筆,更得戲劇張力。 

二.鳴咽火車

《悲情城市》最浪漫也最經典的一幕當屬吳寬美坐上挑竿,在林文清陪同下,一搖一晃地走上金瓜石小徑,沿路白芒搖曳,文清轉身走向草叢,伸手摘下獻給寬美。你無從理解他們其實素昧平生,才剛相遇相識,但從兩人臉上笑意,已然情意款款。

但是從分場到劇本,這趟山路之前是有蒸氣火車頭,還有煤煙

台金礦場濱海的小火車站,一列火車剛到,蒸氣煤煙裡吳寬美下了火車…… 文清急急趕到,接過行李,遞去一張紙條上寫日文,「兄有事,託我來接,我叫林文清」。寬美表示知道他,聽哥哥談過他。     

分場比較簡略,寫成劇本,吳念真就多添加了些骨肉

    △一列蒸氣火車正進站,緩緩停下。     

    △她在月台上看了一下,火車緩緩出站。     

    △文清遠遠跑過來,慌慌地掏筆,把套子含在嘴裡,又掏紙寫了紙條遞給寬美。不停地喘著。     

    △…..紙條上寫的是「兄有事,託我來接,我叫林文清」。……. 

    △寬美在紙上寫著「兄多次提過您,有勞之處,非常不安,感激」(日文)。  

火車不但進站還要出站,找到蒸氣煤煙火車頭進進出出是多大工程?換白芒取代白煙是否更富詩意?侯孝賢全都略去,改成山坡小路緩步慢行,搭配主題樂音,今生今世的相伴相隨已見初蹤。侯孝賢有務實考量,最後寫就的詩意,恰成最難忘的山路章節。卅三年來,多少人追隨文清與寬美腳步,走上金瓜石,應當都會哼起這首小曲吧。

至於初次相遇,難免生份客套,想要說的,讓不能說話的人改用筆來說吧,文清寫漢文,寬美寫日文,那個年代的文藝青年就有這等學養,原本亦是吳念真思慮周到的細節鋪排,然而,日後多的是機會,侯孝賢不急著在初見面時就直白書寫,就讓山路詩情獨佔晝面。簡約含蓄,其餘需要膽識與勇氣。

三,褪色灣生

日本敗戰投降,滯台日本人從主人變受氣包,原本亦是《悲情城市》觸及的時光細節,中村晉代飾演的女教師小川靜子與吳寬榮似有情終無緣的情愫約略可見,長谷川太郎飾演的小川校長幾乎人間蒸發。

朱氏分場中,對在小學任教的小川靜子的身份註記是「出生於台灣的『二世日本人』」,說她「日本色彩較淡,反而跟台灣籍的老師們來往得多」,卅年前朱天文筆下的二世日本人,對多數人而言都是陌生名詞,如今則因史料陸續曝光,「灣生」一詞取而代之,「灣生」日人不被正宗日人接納,又被台灣政府驅離故鄉,確為進退失據的時代孤兒。

吳氏劇本沒了二世日本人一詞,卻多了一場日人求售家當的戲 :

△…….小街道上出坑的礦工零落走過,看著路旁一些日本人擺出來販賣的家當,整理得非常有秩序的衣物、碗盤、傢俱、老鐘、收音機等。那些日本人或坐或跪都顯得沉默和恭敬,他們對來看的,或看完離開的人都給予同樣的鞠躬……   

△靜子也跪在一邊,她的面前只有一台縫紉機。

歷史悄悄翻頁後,誰為魚肉?誰為芻狗?一路牽扯下去可能沒完沒了,如何斷如何捨又怎麼離?應該是侯孝賢在拍片現場及剪接檯前不斷煎熬的焦慮了。

另外。阿雪寫給文清四叔的信中也提到 : 爸爸最近……和一些朋友都參加了「省修會」,替代日本警察維持秩序,日本警察也可憐的,好多人會去包圍他們的宿舍,連山本先生都挨打了。爸爸去救他們時,他的妻子兒女都跪在玄關,向那些人說:「對不起,請原諒……」昨夜,山本先生來了,一杯接一杯的喝酒,聽說,要把房子讓給爸爸,一直說:「帶不回去的,帶不回去的……」此外,靜子也會悄聲說著:「……前幾天,收音機說日僑即將分批遣返,多桑說雖然是愛著這裡的,但畢竟是敗戰的異國之人,總要回去吧。我記得,我曾說,這裡是我的出生地,媽也葬在這裡,哥哥也都不在了。遙遠的青森對我來說,才是陌生的異國吧……這裡,我曾經渡過美好的時光,不會忘記的啊……        

    △含著淚水的寬美看著靜子和哥哥,期待著哥哥能說些什麼,但寬榮卻一直沉默著。

這款暗示其實已經夠清楚明白了,然而侯孝賢全不要這些贅詞,也刪掉了寬美在日記中旁觀對這段台日戀情的歎息 : 「絕情的哥哥啊,我知道你也愛著靜子姊的,為何不勇敢的表示呢?難道,只因為我們曾是交戰的民族嗎?還是……侯孝賢只留下劇本中的靜子贈劍給寬榮,和服給寬美的告別場景,但也剔除了當事人的言語註記,透過台日男女的默然相對,再次凝視曾經繁花開遍的日本文明。

冰山導演讓你看見的就是千錘百鍊的濃縮再濃縮。

四,朦朧三哥    

在李天祿飾演的林阿祿眼裡,高捷飾演的林家老三文良是只會若事,百無一用的廢材,「生雞蛋的沒,全在放雞屎給別人拖……」,眼看禍事一椿接一椿,只能氣急敗壞叨叨唸著:「你若擱這樣舞落去,咱歸家伙子人都要跟你去死!」其實怎麼罵也沒用,老三的性格就像劇本中的老媽託夢給老大文雄的台詞一般「文良,我最驚,人ㄔㄨㄥ ㄅㄨㄥ(莽撞)擱歹性ㄉㄝˇ(壞脾氣),做代誌無頭無尾符,伊只驚你一個人,你愛把伊拉ㄏㄡˇ  ㄉㄧㄠˇ(拉緊他),知否……」

電影中的文良有點尷尬,剛出場就已瘋顛異常,緣由不詳,也不知曉他從何處歸來?劇本其實提供有解謎線索,透過思緒回溯方式交代他的部份往事與人格拼圖,例如病榻上他會想起火車時光,像噩夢一樣追著他,整個人會忽然冒出像狗一樣的哀鳴          

    △火車內,文良死命地在乘客中擠竄著,後面有人大叫「抓漢奸!抓漢奸!」乘客堵住,後面背槍的兵士已擠過來了,文良無助地大叫「我是台灣人!我是台灣人!」擠過來的兵用槍托朝他面門猛撞過來,火車汽笛聲尖銳響起,進山洞,畫面全黑。 

其實,文良還另外有一場夢,典藏版劇本中還有他身陷戰俘營裡,飽受驚嚇的往事

文良和幾個人的臉,正驚悸地聚集在一起,他們被綁在一起,躺在地上,不作聲地看著對面牢房內,一堆操上海口音的人正在刑求一個犯人,那犯人早已不成人形,那些人說:「你會帶日本人殺中國人…..今天就讓你不得好死!有人按著他的雙腳,有人拿來大木槌,有人拉他的頭髮,要他自己看著,然後用槍托和木槌,一槌一槌打爛腳踝。犯人的慘叫聲。

文良等人不敢看,驚悸、恐慌無助的表情。

分場則針對文良有縫就鑽的生存特質,另外還有描寫

三哥被徵去上海當軍部通譯,徵時逃掉了,使得當時做保正的大哥與山本警佐關係很僵,後來三哥是在九份一家「貸坐敷」被捉到的……  

同時也清楚交代了他被人從醫院送回家的前因   

三哥從大陸被遣送回來,在高雄下船,因病重在醫院,信是託護士寫的。   

劇本也補充了林家人到高雄找到文雄的過程

△牆角獨立的一個床上,綁著一個一臉亂鬚的人,既黃又瘦,睡得沉,臉上冒著豆大的汗珠。   

三 嫂:(哽咽激動地)你們怎麼這樣對人待伊,狗啦不應該這樣綁……     

費這麼大功夫細細比對各個版本的差異,只是想強調編導對每個角色的鋪排都有其依循脈絡,也都逐一加工打造。不是沒有,而是不要,侯孝賢寧可讓多數情節沉入水下,或許是細節已經偏遠了主軸,或許是他已經了然於胸,知道低限呈現依舊勁味十足。只是如此剪裁難免苦了不知情的觀眾,例如電影中避開了他沉迷芙蓉癖的細節,劇本要他抽著鴉片,輕聲讚著:「這才是好藥,吸兩嘴仔,地獄隨時嘛會變天堂。」也帶出妻子硬著頭皮向四弟借錢解癮的尷尬,甚至他也是在鴉片舖裡結識後來撞出大禍,丟了小命的紅猴。

少了部份細節,角色依舊成立,關鍵還是在於僅存的骨肉夠堅實也夠強大,夠讓觀眾明白這位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林家老三,幾經酷刑後成了終日搖頭晃腦,貪吃祭品的廢人,也是林家悲情宿命的必然結果。

五,天馬茶房 

以二二八事件為背景,能不交代天馬茶房嗎?劇本有,電影沒有。

工作劇本和成書劇本分別在68場和66場交代事件,唯獨避提天馬茶房。內容大致如下 : 

△妾兄:……昨晚台北大稻埕抓煙的打死人,起花(開始亂),歸台北聽說ㄑㄧㄤˋㄑㄧㄤˋ滾,今天有人去找陳儀講道理,那棵土匪叫兵仔用機關槍掃,掃一下(得)歸台北看到阿山就打,現在咱這嘛開始了,警察局都佔起來了!阿山仔走若飛咧!幹!……

△街道有點亂,石塊、酒瓶扔了一地,遠遠有一輛車子被一群人翻過去,點火,轟的冒出濃煙。一名穿中山裝的人從巷中跑向鏡頭來,後面一堆人拿木棍、刀子之類東西追殺,嘩叫著:「擱走,好膽邁走!你爸要給你知影台灣人不是在好欺侮!」     

△中山裝的人跑到鏡頭前,槍聲密集響起,那群人轉頭潰散而逃。人去後,街面上多了一個不動的屍體,以及一個受傷猛咳嗽的人。

劇本有,代表編導初心是想重現導火線場景,後來沒拍或者沒用,應該有著務實或者美學考量,卻也難免讓追求歷史正義的人悵然若失。

《悲情城市》揭露的暴亂場面只有兩場,第一場在台金醫院大門口,帶頭人還是侯孝賢親自上陣,血氣賁張搭配手上棍棒和火把,氣勢逼人,相當貼近劇本要求的氛圍 :

△醫院門外,穿陰丹士林旗袍的女人和一中年男人正被一群人圍住,男人已受傷,群眾仍拉著他打,女人似乎驚恐過度,跪在一邊猛拉自己的頭髮乾嚎著。     

陳桑:(O. S.)好——啊!     

△我們看到一臉倦容的陳桑從玄關那兒快步穿入群眾中,白衣上血跡斑斑。     

陳桑:病院是在救人,不是在殺人的所在!給我這個醫生一個面子。

第二場則是在火車廂內外,這一段熱議最多最廣,留待下一節分析。

六.哇台灣人

這場戲有三個版本。首先是攝影師陳懷恩的私密版。梁朝偉在火車上面對質問

脫口說出:『哇台灣郎!』的這場戲確有所本,陳懷恩曾經遇見一位租賃車司機,分享了家族傳說的二二八故事。有位外省人在動亂期間遇上怒民盤問,嚇到臉色慘白,不知所措,身旁一位本省長輩用手指比在嘴前,輕噓一聲提醒他:「待會,你別開口。」等到盤問者逼近他們時,長輩就對怒民說:「他聽不見,不會講話,他是啞巴。」

陳懷恩把他聽來的故事說給侯孝賢聽,侯導就把故事寫進他的筆記裡,電影中的梁朝偉/文清最終以聽障之身亮相,遇上盤問,就將舞棍毒打之際,寬榮及時趕到攔 阻,一句:「伊臭耳聾啦,叫伊按怎聽有!」及時攔阻,應該就是侯孝賢從筆記本中把這則真實故事改頭換面,活用挪用的源水活頭。

不過,劇本的複雜度遠勝電影。劇本書68場中不只文清一人,還有一對母子。

△遠處有人跳車竄逃,有人追了過去,更遠處有上升的黑煙,焚燒車輛或輪胎的黑煙……  

△隔壁車廂傳來喧鬧聲,有人快步穿過這個車廂,煥清看到一個少婦懷抱嬰兒,牽著小女孩倉惶地走來,文清拉過她,她嚇了一跳。     

△文清指他隔壁的位子,叫她坐下,接過她的嬰兒,作了一個噤聲的手勢。     

△暴民手持鐮刀,鋤頭柄及武士刀過來,見人即用台語或日語問「你叨位的人?」     

△暴民走近文清這邊,才張口問那婦人時,文清忽然站起來,用很大的聲音,以及有音無意的「話」喊道:「我叫林文清,基隆人,伊是阮某子!」     

從文意上判斷,這對母女可能是外省人,文清的噤聲手勢,果然就極像陳懷恩版本的進化版,差別在於林文清出面相挺時,多講了幾句話,超越了他慣常的語言表述能力,電影版的台詞緊縮成只剩四個字:「哇,台灣人!」更寫實,更有力,「台灣人」在二二八事件中所承擔的歷史原罪,也就更勾人尋思。

至於怒民繼續用日語追問文清,想套出眼前這位怪腔怪調男子的真實身份,也是相當高明的層層進逼。因為劇本中,怒民追問時用的是台語,改用日語,反應著日治年代的慣用語文,台人多數通懂日語,無法回應的必屬外人。一句日語暗藏這麼深厚的歷史恩仇,再次證明這位冰山導演的拿捏功力。

秋陽天意 : 

真要細比劇本與電影的落差,還真的可以寫出厚厚一本論文,我比較偏向作者論的期待,劇本還真是規畫藍圖,到了施工階段,必得機動調整,到了剪接檯上還得狠心割捨,成不成器,只能從最後成品檢視,我相信侯孝賢如果照著劇本拍,全片最後一顆鏡頭應該會是:

△……阿公歪睡在他專用的籐椅中,秋陽已斜,一頭亂髮剎那間被渲染出一輪金黃的光華來。淡出。

如此文字,如此情景,是不是很像《教父》終場?真要這樣拍了,肯定讓飽學之士搖頭三歎,侯孝賢也不是侯孝賢了。

《悲情城市》從孩子出生開場, 再以林家團圓飯做終,世道無常,天命難料,唯生惟大,日子繼續過,飯繼續吃,如此人生,人生如此,或許就近似侯孝賢希冀的天意了。

悲情城市:威尼斯戰紀

對多數台灣電影記者而言,1989年9月都是職涯上採訪國際影展的初體驗,只因為侯孝賢執導的《悲情城市》入圍了威尼斯影展競賽,那是台灣電影的第一次,也是台灣媒體的第一次國際大賽交鋒。

我年紀略長,比同業多了幾回海外採訪經驗,不管是亞太、東京或坎城影展,以往多數只有我一人前往,怎麼寫都是獨家,不怕漏新聞,那個年頭,報社也不時興即時新聞,影展見聞可以慢慢寫,反正沒人知道,沒人寫過,舊聞也是新聞,心態相對悠閒。

《悲情城市》不然。1989年8月威尼斯影展競賽名單甫宣布,聯合、中時、民生和自立四家媒體都決定派記者前往採訪,理由就如同我在出差申請單上所寫的 : 「1961年,日本導演黑澤明第一次以《羅生門》入選威尼斯影展競賽,就拿下最高榮譽金獅獎,改變戰後日本國際地位,提昇了民族自信,也成就了黑澤明的影史地位。《悲情城市》創下台灣入圍了威尼斯影展競賽的紀錄,本身就值得報導,若能得獎更會是重大新聞。」

報告寫得煞有介事,其實,當年我未能預見《悲情城市》掀動的影史浪潮會如此壯闊。我對威尼斯影展的粗淺認識比初進大觀園的劉姥姥還不如,除了黑澤明與《羅生門》,連影展是在麗都島(Lido)上舉行都不知道,遑論下飛機之後還要拖著行李轉搭渡輪。

不過,就算瞎子摸象,摸到耳鼻腿尾畢竟都是象。我臨陣磨刀,緊急惡補相關資訊,其他只能信靠直覺前行,但我目標明確 : 電影得獎,才不虛此行。個人角色因此有些矛盾 : 有時候我應該是現場目擊者 ; 多數時候則不自覺地成了台灣啦啦隊。

九月五日抵達影展會場當天,還來不及欣賞威尼斯日落夕陽,我便發出特稿,點出評審團主席安德瑞.史米諾夫(Andrei Sergeyevich Smirnov)導演的重要性。

我深受「反共抗俄」年代政宣洗腦,一聽說史米諾夫來自神秘國度蘇聯,心中難免忐忑,無法確知蘇聯人怎麼看待反共抗俄的台灣人。還好,史米諾夫是蘇共體制下的受害人,22歲那年拍攝的《天使(Nachalo nevedomogo veka (segment “Angel”))》,銳利呈現了共黨解放俄羅斯後,社會失序,土匪四竄,善良人民受害的現象,1967年完成即遭禁演達20年,1988年才得見天日。或許正因為如此,威尼斯東方電影選片人馬可.穆勒(Marco Mueller)聽見我的憂慮,悄悄用他流利的華語在我耳旁輕聲說著 :「史米諾夫肯定不是共產黨員,不會抵制排斥侯孝賢。」

馬可是《悲情城市》得以入選威尼斯競賽的幕後推手,他的賽事分析讓我安心了些。他還告訴我評審團雖為合議制,評審團主席一言九鼎,影響力不小,而且大會規章規定每一獎項只要有過半數的委員投票同意,即可確定勝利贏宣。特別的是,評審主席的一票等於兩票,一旦最後雙雄對峙,評審長握有關鍵決定權,要誰得獎,誰就可能得獎。

影展安排《悲情城市》於1989年9月9日登場亮相,第一場的主要觀眾就是媒體、業者和評審,由於事前就傳說《悲情城市》獲獎希望頗高,百餘位記者和影評人都搶著先睹為快,當時,我的現場報導如是寫著 : 「在整整158分鐘的映演時間裡,幾乎無人離席,散場後只見許多人點頭稱是。」

搶先得見《悲情城市》當然讓人開心,更開心的是擔任評審的中國導演謝晉也和我們一起看片。影展開幕之初,其實就先遇見到謝晉了,他是對岸名導演,代表作《牧馬人》,《芙蓉鎮》和《天雲山傳奇》早就在台灣地下管道流通,然而初次相識,他的語氣有些酸,對自己『最後的貴族』沒能入圍競賽頗以為憾,一句「你們」有作品入選嘛,聽進我耳裡,難免心裡犯嘀咕:「既有你我之分,還有落選之憾,他能公正評審嗎?」

再見面就是《悲情城市》媒體放映場。看到謝晉現身,我和自立晚報陳鴻元和民生報褚明仁一擁而上,擠在他身旁七嘴八舌起來。確實,我們都有一魚兩吃之心,採訪評審,了解他對《悲情城市》的觀感,不管他怎麼看怎麼說,都是新聞;但我更想扮演的「角色」是解說電影,怕他聽不懂台語,不懂台灣歷史,錯估了《悲情城市》成績,坦白說那就是試圖「影響」評審,暗中來替《悲情城市》拉票。

當時,我們也都是第一次看《悲情城市》,要看還要解說,非常不專心。忙著當台灣歷史導覽,希望謝晉認識台灣,只要片中出現台語台詞,我們就急著口譯;做只要謝晉略有疑問,我和陳鴻元一定搶著回應,相信有問有答多少都可以寫成新聞。然而走過文革,看過大風大浪,謝晉洞悉我們的雞腸鳥肚,一路不多開口,偶一提問,不是問他們在說啥?就是沒啥營養的地理常識,半生不熟的空洞對話,還真難落筆錄聞。後來才知,謝晉當過福建電影廠廠長,台語難不倒他,無需現場翻譯,而且老狐狸如他,更不會輕易在記者面前露口風。

謝晉看完《悲情城市》的第一個感想是:「這麼長啊!大陸可要分上、下集來演呢!」其他英、美影評人中亦有人認為《悲情城市》太長了點,看片時可能生理勞累,無心專注於劇情和藝術欣賞。

《悲情城市》全長兩小時卅八分鐘,是當年金獅獎23部參賽作品中片長最長的一部,較諸整個影展中其他觀摩作品,也僅次於劇場名導Peter Brook重現印度史詩的5小時電影『摩訶婆羅多(The Mahabharata)』。

好電影沒有長不長的問題,所謂「『太長』可能是《悲情城市》最大的缺點…….」其實是句反話,論者挑不出其他缺點時,只能汎汎就長度找話題。當年現場觀影感受毋寧是意猶未盡,33年後重看了數位調光版的《悲情城市》,不知不覺就來到主題樂音響起的黑畫面,黑,讓人咀嚼低迴,一點都不嫌長,所有的細節方方面面前後呼應照顧週到,真的是綿密史詩。當年我寫下「攝影機經常擺著不動,由出鏡、入鏡的人物構成一則詳實的生活寫真,每一段畫面都有其意義,實難再動剪刀剪短」,如今重看還是同樣感受。

《悲情城市》亮相後,當地媒體評論都相當友善,外交官許貞吉看見我都會向我解說義大利媒體的評論與標題,不管是專業見解,或者採訪得知的風風火火,整體情勢的熱鬧指數都可以是新聞寫作的素材,看著《悲情城市》與侯孝賢的照片佔據義大利報紙,都夠讓旁觀的我們腎上腺素揚沸。

果不其然,就在影展落幕之前,《悲情城市》陸續先斬獲了兩座獎。

首先是義大利最暢銷的電影雜誌Ciak頒給了「金拍板」特別獎(Ciak就是拍板),得獎理由是:「以原創藝術及迷人的感性手法,導演了一部巨大悲劇史詩故事。」不過,Ciak雜誌選出的最佳影片是法國導演雷奈(Alain Resnais)的『I Want To Go Home』。 

我在照相機的觀景窗中看著侯孝賢穿著西裝(你知道要侯導穿西裝有多不容易嗎?),含笑領獎,按下快門時,雖然開心,卻也難免胡思亂想:「會不會就差這一步?」

《悲情城市》第二座獎則是「昂利哥.富奇龍利( Enrico Fulchignoni)特別獎」,侯孝賢的國際行銷代理人珍.包芙(Jane Balfour)告訴我,能拿到這個獎,她比得金獅獎更覺得驕傲。不過,威尼斯官網上的得獎紀錄則是以聯合國國際教科文組織獎(UNESCO Award)定名。

義大利裔的昂利哥.富奇龍利是詩人、新聞工作者和電影愛好者,曾任聯合國國際教科文組織的處長,一生致力消弭電影困局,增進各地人民相互認識與了解,名聲卓著。1988年病逝後,威尼斯影展主席畢拉西(Guglielmo Biraghi )出面號召組成紀念委員會,每年威尼斯影展期間,從參賽作品中選出一部最符合昂利哥生平理想的電影,1989年委員會召集人是有「法國新浪潮電影之父」美譽的尚胡許(Jean Rouch),他們認定《悲情城市》最合乎昂利哥人道主張精神。可惜,1989年也只是第二次頒發,台灣媒體對Enrico Fulchignoni此人此獎相對陌生,金獅獎又太金太亮,完全遮蓋掉「昂利哥.富奇龍利特別獎」光采,卅三年來鮮少有人談及《悲情城市》與該獎的關係。

影展最後高潮無非就在誰是大獎贏家?《悲情城市》累積的好評是否保證就能贏得金獅獎?頒獎前夕,《悲情城市》得獎耳語甚囂塵上,有的義文媒體甚至以「悲傷的獅子」預告『悲情城市』即將贏得金獅獎,我感覺節氣已臨,卻無法確知他們消息來源,不敢有聞就錄,就怕二手傳播一旦落成白紙黑字,若有閃失,百口莫辯,更無顏見人。而且,《悲情城市》團隊成員事先都已接獲內幕情報得知可能拿下大獎,但都被下了封口令,深怕風聲走漏,壞了大事。

媒體同業有人猜到吳念真等人喜形於色的表情,有人側面聽聞有代表團員樂得高呼:「這個結果一點都不意外!」卻都面露詭譎神色,避而不談,暗自划水,別無管道的我,只能把賭注押在謝晉身上。

大會排定9月15日頒獎,14日晚上,我賴在製片張華坤的房間不肯離去,一方面是探詢,另一方面則是等待有人「報佳音」,就可以攔截取得第一手戰報。我是想問又不好直問,只能拐彎抹角扯淡:「我好擔心,如果我們空手而回,豈不是白忙了一場?」張華坤則是不能說又不好表態,只能打哈哈地對著天花板回話:「不會吧,最好不要啦。」吞吞吐吐之間,兩人合演了一齣各有心思的「諜對諜」爛戲,如今回想起來,1989年9月14日的那個晚上還真是採訪人生中最漫長的一夜。

雙手空空回到旅館,唯一想到的方法就是打電話找謝晉,直接探口風。前三回,但聞電話鈴響,沒人接聽,直到午夜時分,剛開完最後一次評審會議,才回到旅館房間的謝導演終於接起了話筒。

面對發稿和競爭壓力,我不想再兜圈子,直接問導演有無好消息:「導演,明天我們不會失望吧?」知道評審有保密義務的謝晉同樣也是打哈哈,沒直接回答,眼看他沒要急著掛電話,我繼續死纏活賴訴說著二二八事件對台灣人的重大意義,兜著繞著無非就是想從他口中問出點蛛絲馬跡,最後還是再問了一次:「導演,明天我們不會失望吧。」這一回,謝晉倒是爽快回應:「放心,你們會開心的啦 ! 」

坦白說,有獎和拿大獎的開心指數全然不同,我鍥而不捨:「開心?是否就代表《悲情城市》贏得了金獅獎?」這回我聽見了他在電話那端的笑聲,他再補了一句:「放心啦,就是這個結果了,你們等著聽好消息了。」他說的是白話文,而且是大白話,就差yes or no的肯定句,就差臨門一腳,我還是如哽在喉,忐忑難安,關鍵真就在於有獎和拿大獎是完全不同等級的事。

整顆心七上八下,我只能再和陳鴻元通電話探詢戰情,得到更肯定的答案:「剛才你一離開房間,張華坤就告訴我們說:『明明就得了大獎,還說什麼不會得獎?』」雙方說法一交叉比對,剩下的就是作文與快跑比賽了。

後來才知道,影展主辦單位早在13日即已先行召開評審會議,全體11位評審委員中,只有9位出席,法國女評審和義大利男導演雖然都因另有私務不克出席,但已分別將意見封在信封中或以電話告知投票意願。原先以為會引發爭議的金獅獎得主,在評審委員一致通過下,確定由《悲情城市》獲得最高榮譽。大會規定,評審結果需交由最高委員會在15日中午12時(台北時間晚上6時)公佈。

如果得獎名單已經在13日產生,14日為什麼還要開一次評審會?擔任謝晉翻譯,陪同出席評審會議的王定一事後告訴我:「地主國義大利影人對於該國得獎率偏低有意見,主辦單位才會再度召開評審會議,經過數小時辯論後,仍然維持原先名單。王定一指出9位評審在女主角獎項曾有激辯,謝晉力荐英國電影《離家出走(She’s Been Away)》資深女演員佩姬.艾許克勞馥( Peggy Ashcroft) 和吉拉汀.詹姆斯( Geraldine James)並列影后 ; 有的評審則認為佩姬年歲已高,不如鼓勵新人,幾經辯論後仍決定頒獎給佩姬。

通宵為聯合晚報及聯合報發出《悲情城市》獲得威尼斯影展金獅獎的文稿後,我趕去敲侯孝賢的房門,想見證他如何面對這閃亮一刻,侯孝賢正在房中整理行李和資料,聽到我問:「導演,心情如何?」他笑著雙手一攤:「沒有什麼心情,我現在還能說什麼?」他手上拿著一張國內剛傳來的剪報傳真,告訴他影評人黃建業發表了一篇文章聲援他,因為台灣有些人還在吵著《悲情城市》是不是騙了新聞局,偷渡完整版拷貝出國比賽,侯孝賢感慨說:「每天都還在計較這些芝麻蒜皮的小事。」

接著我又趕往影展記者會,在掌聲、叫好聲和此起彼落的噓聲中,聽見主持人宣布第四十六屆威尼斯影展最高榮譽金獅獎由侯孝賢執導的《悲情城市》獲得,現場有不少記者發出噓聲抗議,但亦有人鼓掌叫好,場面相當混亂。

評審團主席史米諾夫隨後以不流暢的義大利語發表評審感言,他強調評審都很敬業,希望以感性良知、愛心和倫理道德來評選最佳影片。《悲情城市》獲頒金獅獎頒是全體委員毫無異議的共識,更對侯孝賢導演手法特別表示敬意。外界有人認為三個月前發生在北京天安門的六四悲劇,讓國際影人格外同情描述政府暴力的《悲情城市》,史米諾夫說:「我們沒有受到任何壓力,大家的決定完全一致,大家都認為這是一部偉大的電影,該片的藝術成就和靈性經驗確值獲得金獅獎,金獅獎必須頒給該片,而且僅此一部。」

這段記者會實況我必須在最短時間內傳回台北,畢竟這才是「官方」說法,前面的小道消息才得著背書。折騰老半天後,帶著疲憊身子坐進頒獎典禮會場,我已經沒有力氣去問為什麼頒獎典禮未能準時舉行,人才坐下,不知不覺就沒了意識,渾沌睡去。直到樂聲響起,才猛然驚覺醒。

威尼斯影展頒獎典禮不像奧斯卡那麼華麗隆重,沒有穿著華服的主持人,除了布縵,幾乎沒有布景。大會祕書長負責讀報得獎作品名單,每一段落中間還有身穿古典服裝、頭戴面具的伶人串演莎劇精華(坦白說,是不是莎劇全是我猜的啦,其實聽不懂義大利文) ,以插科打諢的方式點綴現場氣氛。

老牌女星佩姬.艾許克勞馥上台領取最佳女演員最佳金杯獎時,連聲稱謝,她感謝大會安排的威尼斯之行,也感謝同片演出的女星吉拉汀.詹姆斯,她推崇威尼斯影展是增進人類和諧和相互了解的文化藝術活動,獲得如雷掌聲。

每位得獎人領獎之後,大會都會特別放映得獎作品的片頭片段,讓觀眾重溫影片內容,也對優秀作品再一次致敬。

侯孝賢是最後一位上台領獎的得獎人。

司儀一提到他的名字,全場歡呼聲不斷,與得獎名單記者會上的噓聲連連大不相同,一位影展職員告訴我只要義大利影片沒得獎,就會出現噓聲。不過,頒獎典禮上形勢已改,侯孝賢笑嘻嘻地上台領得最高榮譽金獅獎,光是站在台上讓記者拍照,就左顧右盼擺足了兩分鐘笑容與英姿。

隨後,侯孝賢表示:「兩年前隨友人初到麗都島,心中還在問何時才能參加威尼斯影展,沒想到這麼快就參加,並且得獎。我在拍完《悲情城市》時才感覺到自己已經自由、解放了,就像個正在鑽木取火的原始人,這座金獅獎就像那塊木頭,可以滋生熊熊火焰。」

頒獎典禮後,史米諾夫出席年代公司舉行的慶功酒會,當面向侯孝賢致意。他的簡短交心,我認為很重要,可惜台北沒伯樂,沒人理會我這篇文稿。

史米洛夫指出《悲情城市》全片沒有一個特寫鏡頭,只是遠遠觀察並表現人生,手法高雅,與蘇聯導演塔科夫斯基作品相類,都是對自我和電影藝術有充分信心,才敢如此處理。

喜歡讀詩,尤其對唐詩有研究的史米洛夫特別推崇《悲情城市》的剪接手法,認為頗具詩情意境。在旁的剪輯師廖慶松不禁連聲說:「我們運氣真好,碰到了知音。」廖慶松表示他在剪輯該片時,確實是追求杜甫、李白詩的意境,以氣韻為重,不想太過細瑣交代彼此情緒,史米洛夫竟然一眼就看穿他的剪接心思,而且既認同又喜歡。

謝晉也來到慶功酒會,他提及《悲情城市》視野遼闊,取材又是當前電影罕見的變遷社會中的家族故事,格局遠勝其他儘在私情瑣事上打轉的電影,是1989年影展最好的電影。他還強調侯孝賢作品中蘊含深厚人文情感,確具大師氣勢。

不過,謝晉也認為華人電影應該「百花齊放」,有人拍商業電影,有人則來拍柏格曼或費里尼式電影,讓不同口味的觀眾各取所需,否則如果大家都只想拍柏格曼電影,觀眾怎麼受得了?

我不太記得那晚的慶功派對怎麼結束的,或許大家都喝醉了,邱復生了開了四十八瓶香檳慶功,不醉也難。只是台北那頭還在催我繼續寫稿,還得挑燈夜戰,只能提 早離場。這場水都戰役是我採訪人生中最開心也最艱難的一戰,誠如一開始所說設定的目標:電影得獎,才不虛此行。但也要電影得獎,才知寫稿有多累。

影展落幕後第二天下午,匆匆搭火車前進翡冷翠,不想再回頭,不再想《悲情城市》,摸著起繭的手指,更不想再寫《悲情城市》這四個字。卅三年後,《悲情城市》可以複製貼上,彈指完事,但人生有幾個卅三年?我的青春都消磨在威尼斯的日落餘暉中,成了叨叨敘敘話當年的花甲老翁了,但我沒能忘記那段閃亮的日子,我依舊會哼唱《悲情城市》主題曲。

明驥:台灣新電影推手

「這位姓吳的,晚上還在輔大念書,憑什麼進中影來上班?一定是某位吳姓黨國大老的兒子或親戚!」國家電影中心出版的《明驥─台灣新電影推手》一書揭露了吳念真當年揹著大書包進入中影公司擔任編審時所引發的內部揣測,但也說明了當時的總經理明驥在那個年代極力想要洗刷中影老舊形象,大膽起用新人,終於帶動台灣電影革命的魄力。

若非明驥敢用新人,台灣新電影浪潮不知何時才會湧現,雖然,很多時候,擔任企畫組長的小野是連哄帶騙地啟動了台灣新電影的開關。一九八二年春節中影文化城的恐龍大展空前熱賣,明驥指示小野籌拍一部以恐龍為背景的電影,吳念真不肯,小野卻答應了,兩人差點翻臉,小野的解釋是:「先把預算『騙下來』再說!」小野騙到的電影就是預算僅四百五十萬的《光陰的故事》。

那時,台港合作的《大湖英烈》光是喝咖啡就喝了四百萬,楊德昌、柯一正、張毅和陶德辰四位新導演各領了七萬元酬勞就上陣了,結果恐龍只驚鴻一瞥出現一幕,其他的情節全是以寫實手法呈現台灣孩子的成長心情,手法略嫌青澀卻很清新,就在「四十年來第一次公開上映的藝術電影」的大膽宣傳下,打響了台灣新電影的第一砲。

軍人出身的明驥生前有兩句名言:「電影你們是專家,我都聽你們的。」以及「好電影你來拍,責任我來扛。」在那個台灣電影已經走入死胡同的艱困年代,他聽了小野及吳念真的話,也真的扛起責任,冒著撤職的風險,救下了險遭國民黨文工會禁演的《兒子的大玩偶》。

關鍵在於萬仁執導的《蘋果的滋味》遭蓋有中國影評人協會關防大印的黑函檢舉,內容指暴露台灣貧窮黑幕,如不修剪,就應禁演,明驥面臨的罪名是「你們這群人是在我們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三民主義思想基礎上挖牆腳啊!」這句話聽在吳念真的耳朵裡:「你是在說我們是共產黨還是怎樣?」然而明驥忍辱負重,據理力爭,並在媒體聲援下,打贏了這場「削蘋果戰役」。

以下的這四段文字是另外增補寫就的,沒有出現在報紙版本上。

另外,明驥也是反共抗俄年代專攻俄文的專家,俄國文豪索忍尼辛一九八二年訪台,他是幕後推手,還安排觀看了王童執導的反共電影《苦戀》,得到了索氏說:「恭喜中華民國,你們反共還有一塊自由的土地…我們俄羅斯也要反共,可惜我們沒有寸土…」往事如煙,這本明驥新書適時留下了這些史料,接下了薪火相傳的重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