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圖結束的地方：聖戰

這是非洲裔法國導演Abderrahmane Sissako採用的象徵手法，羚羊在電影中並沒有任何的情節指涉，但是「見首又見尾」的安排，就會帶動你去思考：羚羊象徵什麼？電影結尾出現的三個人影，呼應了電影中的主題描述，得著了鮮明的意像連結，但是這場「羚羊與追逐者」的戲，另有更寬廣的文化論述：入侵者的追逐與獵殺，逼使不甘就擒的羚羊（無辜者）拚命快跑，不管能否槍下偷生，奔跑，其實是唯一的選擇......

Timbuktu（廷巴克圖）原本是馬利共和國一個城市，不少居民靠著放牧為生，逐水草而居，從十七世紀開始就是穆斯林的宗教文化中心，典藏有五千多卷伊斯蘭教經典手稿，但是2012年4月伊斯蘭武裝組織佔領了這座城市，佔領軍就右手拿槍，左手拿著大聲公，告誡所有的居民：「女性一定得藏頭包面，手足臉蛋都不得外露，不准吸菸，不准唱歌，也不准踢足球...」看到這場戲，不管你是否知道佔領軍以阿拉精神為命進行掠奪，甚至曾經縱火燒掉藏經閣，差點毀掉歷史文物，羚羊的指涉象徵就再清楚不過了。

《在地圖結束的地方》完全沒有浪費篇幅，凡是透過大聲公所揭櫫的新統治者理念，很快就有民眾回應：赤手捉魚賣魚的女魚販理直氣壯地對著新統治者大喊：「你要我包著手怎麼來賣魚？」同樣地，不准吸菸的禁令依然有人偷偷逾越，而且還是特權高官；同樣地，軍士私下討論的還是世界最偉大的足球員究竟是席丹或梅西？但是他們卻也得追查究竟誰才是街上那顆足球的主人？然後眼睜睜地看著足球隊員上演一場沒有足球的足球大賽，明明就是違犯禁令在球場上踢球，可是沒了球，罪名就難以成立，有罪的只是那顆不會說話的球嗎？

從大聲的抗爭到無聲的默劇，導演Abderrahmane Sissako用了既簡單又明白的對比手法表達「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抗爭意念。

統治者總愛炫耀當政優勢，都要將他們信奉的理念與生活方式「強加」於庶民身上，渾然不顧他們習以為常的傳統模式，導演Abderrahmane Sissako選擇用音樂來做最犀利的切入，首先是戰士聞樂追人，追到屋外，卻也不得不請示長官：他們在唱讚美詩，真要取締嗎？」宗教與音樂真的能夠一刀切分嗎？歌頌真主的音樂也不見容於他們嗎？是聖戰士可笑？還是人民可惡？

其次則是饒舌歌手在槍口下被迫錄下悔罪告白，可是心不甘，情不願的他，面對攝影機，就是百般不自在，言不由衷，表情必異，這種嘲諷手法，並不算新，真正犀利的是負責取供的聖戰士明白告訴他：「音樂有罪，你們這種靠音樂維生的人，就是浸泡在罪惡中的罪人。」正因為設定了「音樂有罪」的前提，所以戰士的邏輯看似合情入理，差別在於：這個前提是否讓人覺得驚心動魄？

導演Abderrahmane Sissako對音樂是情有獨鐘的，電影中的兩種音樂演出戲都是甜蜜動人的，一場是遊牧民族一家三口在帳篷中彈琴自娛，一場是迷你樂團在室內練唱，慵懶的女聲吟唱，同樣訴說著幸福美夢......不過，黑夜中另有蠢動的勢力，有的要來緝拿違禁人士，有的要來狙殺幸福家庭，掠奪人家嬌妻。不可思議的罪狀，難以置信的黑暗人心就這樣在圖謀著異己。

Timbuktu的居民原本過著單純歲月（雖然也會因為牲畜之爭，犯下殺人戒條），但是多數人最大的疑惑在於面對新統治者的暴力（偏偏，那是新統治者相信的幸福；偏偏，他們不透過情理與人民溝通，而是強迫他們在槍桿子底下低頭接受；偏偏，別有居心的陰謀家，就可以見縫插針，順水推舟，伺機掠奪），在鞭刑威脅下，他們過去的生活習慣必須斷絕，必須重新來過，歷史上所有改朝換代的當權者，誰不是用這種方式在遂行他們的「新」思維？

《在地圖結束的地方》開場三分鐘時就有一場戰士拿著木雕作品當靶子練習射擊的戲，每件木雕都有擬人化造型，槍痕過處，傷痕累累，指涉非常清楚。電影中不必直接稱呼聖戰士的組織名字，但是你自然就會與伊斯蘭國戰士（那可能代表著我們接受了歐美國家的觀點）做連結，其實，那亦適用於美國帝國主義（那可能意味著我們認同了中東反抗團體的觀點）的文化清洗，本片發想來自伊斯蘭聖戰士對於Timbuktu（廷巴克圖）的掠奪與破壞，如果只做表相指控，也只是史實重現的格局，但《在地圖結束的地方》卻讓觀眾擴大思考到所有「入侵者」都以相同邏輯做同樣的事，因此高度更高，視野也就更寬廣了。

美國作家Paul Auster曾在2003年曾出版了一本小說《Timbuktu》，中譯書名就叫做《在地圖結束的地方》，既然同樣都叫做《Timbuktu》，或許這也是電影取名為《在地圖結束的地方》的靈感，看似一個有些古怪的片名，卻因為導演帶領我們到非洲的沙漠邊緣，目擊了那麼美麗的山河中一場正方興未艾的伊斯蘭暴力，對於伊斯蘭完全陌生的我們，Timbuktu其實既遙遠又陌生，以「在地圖結束的地方」名之，其實也另有詩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