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天明：昨天我還年輕

嗩吶，是吹給自已聽的！

                           吳天明─《百鳥朝鳳》

吳天明，一個台灣影迷陌生的名字。

吳天明，一個中國影壇寂寞的雕像。

這輩子，我只見過吳天明四次，我在他最意氣風發的顛峰遇見他，也在他最落寞蕭頹的時刻見露他。他的境遇起伏，見證著1980年代中國電影的浮沈。

頭一回是在1987年的第二屆東京影展上。吳天明是西安電影廠廠長，帶著他執導的《老井》參加國際競賽，另外，新導演吳子牛執導的《最後一個冬日》參加青年電影競賽，在國際影人雲集的開幕酒會上，看見了語言相通的中國影人，有種似近實遠，不知如何親近的疏離感，但是基於採訪必要，我還是上前遞上名片，進行採訪。

那時，台灣看不到中國電影，想研究中國電影，你得朝日本和香港跑。那時，只要得知香港或東京有中國電影節的活動，我都會自掏腰包飛去東京和香港做功課。如今真有第一線導演立在眼前，怎能錯過？

問題在台灣的戒嚴令。1987年7月14日，蔣經國才剛宣佈解除了台灣戒嚴令，在那之前，導演或演員跑到中國去拍戲，就被視為附匪藝人，前途無亮。即使解嚴了，那年初秋，台灣仍不准人民前往中國探親，亦沒開放前往中國採訪或拍片。採訪吳天明的時候，還得左顧右盼，怕被捉耙子釘上，向警備總部打小報告，回台灣就麻煩了。我更擔心的是，就算把聊天文字寫成文章，心態還沒解嚴的台灣媒體能見刊嗎？

那一回的東京影展，有十多位台灣影人前往觀摩，並沒有作品參賽，於是台港記者張光斗、周菊子、焦雄屏和我，幾乎不時就圍著吳天明等人轉，天南地北瞎聊，在老東京張光斗的安排下，幾度與吳天明等人把酒言歡。那一夜，聽見吳子牛以「頭兒」稱呼吳天明，悄悄告訴我們吳天明在西安呼風喚雨的本事，就有如小小的「西安王」，吳天明對我們總以「兄弟」相稱，聽著用犀利言詞消遣著高幹，細述著他少年時分，如何從爸爸口袋裏偷錢，只為了要去看電影的往事，聽到他每天騎著單車在西安穿梭來去串門子逐夢，以及仗著「天高皇帝遠」的地理優勢，敢與高幹們鬥法的往事......他很會說故事，兩三下就把我們拉成了同夥，尤其是，不管身處哪個年代，聽見或撞見敢於對抗政治的藝術家，我都由衷敬佩，渾然不覺抵抗是要用一輩子來面對的。

那一天，吳天明執導的《老井》首映後，一位上了年紀的台灣影評人沉著臉走出會場，悄聲告訴我：電影中的男女主角張藝謀和呂麗萍困在井底，生死難料的情境下，有了肌膚之親，根本犯了世俗大忌，那口井還能用嗎？井水還能喝嗎？那是我第一次見識到意識形態取代了美學品味的「影評」偏見。

不過，以美國影星葛雷哥萊．畢克（Gregory Peck）為首的評審團顯然沒理會這些雜音，窮山惡水下的人性光輝與生命靭度才是《老井》的核心，才是吳天明一貫最愛的主題，他們先把最佳男主角獎頒給了張藝謀，由吳天明上台代領，沒多久，《老井》又拿下了最佳影片金麒麟獎，他轉手把演員獎座交給了女主角呂麗萍，再抱起沈甸甸的金麒麟獎發表感言，還不忘提到了在台下忙著拍照採訪，也忙著大聲鼓掌的台港記者。

華人有喜，「兄弟」齊拍手，那時候的我一度這樣相信，直到第二年的坎城影展，才領略到政治現實。

東京影展大獲全勝，讓吳天明取得更多資源，1988年，他率團遠赴柏林，張藝謀執導的《紅高粱》拿下了柏林影展的最佳影片金熊獎，這群西安電影人當時意氣風發地以「秦國人」自居，靠著東方美學橫掃歐美，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就在那年五月，我在法國坎城影展再度見到了吳天明，這回他力捧陳凱歌，要以《孩子王》問鼎金棕櫚獎。

那一年的坎城，台灣影人沒有缺席，侯孝賢的《尼羅河女兒》入選「導演雙週」單元，俠女徐楓創設的湯臣公司也到坎城市場展設攤，坎城會場因而升起中華民國國旗，我和徐楓海外見國旗，好生開心，迫不及待站在旗下合影。然而，第二天，旗桿空了，旗不見了。顯然，政治干預了藝術。

我找到了吳天明，向他抗議：「不是說是兄弟嗎？怎麼如此傾軋？排擠我們？」吳明天苦著臉告訴我：「兄弟，不是我，是馬賽總領事。」西安王管不了外交官，不管他再怎麼解釋，我很難聽得進，臭著臉離開。兄弟遠了。

那一年，《孩子王》沒有得獎，只得了一個極盡嘲謔能事的金鬧鐘獎，因為老外嫌陳凱歌的電影太悶了，我也沒挺住，《孩子王》的首映會上，看著看著，同樣人也暈睡了過去。

第三回，1990年香港。

中國發生六四事件後，吳天明暫時沒能回到中國，人窩在九龍的一家小飯店的小房間裡，探聽消息，等待機會。

再相逢，雖然笑聲依舊爽朗，人卻快樂不起來。他遞了幾個案子給我看，其中有個募款計畫，盼爭取海外金援，讓想拍好電影的華人持續出擊。大器，又有夢想的吳天明就坐在床沿，悶頭抽著菸，房間裡潮溼又悶，桌上的茶早已涼了。海外募款，多艱難而又漫長的一條路啊，他看不到出路，也看不到盡頭。

最後一回是2007年，新北市的翡翠灣福華飯店。

吳天明終於來到台灣參加兩岸三地導演會，拿到了等了19年的「楊士琪電影紀念獎」。

楊士琪是聯合報的前輩記者，曾與台灣新電影初萌時打過一場漂亮的「削蘋果戰爭」，1984年她氣喘猝逝後，後電影圈朋友以她之名成立了「楊士琪電影紀念獎」，要來獎勵獻身電影的傑出影人。第一屆得主是帶動台灣新電影的前中影總經理明驥；第二屆就是吳天明，因為他在中國西安製片廠廠長任內，極力打破中國片廠的官僚體制，培育了第五代導演陳凱歌、張藝謀、黃建新等人，讓國際影人認識了中國電影；第三屆得主則是默默革新國內電影攝製器材，帶動電影工業技術進步的林添榮。

六四天安門事件後，中國官方視他為異議份子，一度不准返鄉，流落美國，低調開錄影帶店，勉強度日。好不容易再回到西安，回到了他熟悉的電影市場，《變臉》中戲夢人生的老少情懷，有香火傳承，也有時不我與的滄桑，他是這麼輕鬆自在地遊走在古典與當代人生交會碰撞的大道上，濃郁的人文關懷，讓人仿佛再次看見了《老井》時代，那位胸懷大志的「頭兒」。

但我知他是落寞的，因為眼神中的火光已淡，我也沒再聽見他豪邁的笑聲了，倒是那一回他在受獎時說的話，饒富深意：「談到陳凱歌、張藝謀、黃建新等人，那是我擔任西安電影製片廠廠長，給他們拍電影的機會，以後的成就都是他們自己的，現在是我沾他們的光...」沒有吳天明的支持，陳凱歌與張藝謀的演藝人生，或許是另一番風景，吳天明在拍攝《人生》時，遇到了正在為《黃土地》四處找景的張藝謀與陳凱歌，看到他們餓得發慌，又缺錢用，吳天明不但備飯，還讓製片調出一輛吉普車及兩千塊錢載他們去看景，一場電影史就在他舉手投足間，輕輕寫就了。

正因為如此，吳天明才是這個世界上有資格當著張藝謀的面罵他說：「你拍的《三槍拍案驚奇》，到底想告訴人什麼？」這句話也適用張藝謀的《英雄》、《滿城盡帶黃金甲》與《長城》，當然，陳凱歌的《無敵》與《道士下山》......也都同樣適用。吳天明的最後作品《百鳥朝鳳》，就透過嗩吶王的人生拚鬥與決志，訴說著這種明知時不我予，卻依舊拚到咯血的唐．吉訶德精神。

吳天明的電影，都沒掛念能否賺大錢，他堅持著藝術家應該用良知去表現人生理想，如今中國電影市場的火紅熱度，已然超英趕美，創作者忙著掙錢瞎拍，鮮有傳世之作，他的堅持，有如殘陽古道中的那匹吹著西風的瘦馬，哲人其萎，擲筆三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