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包情人：時間的長河

印度大導演薩雅吉．雷（Satyajit Ray）生前接受Bert Cardullo訪問(Revisiting Satyajit Ray: An Interview with a Cinema Master；http://brightlightsfilm.com/50/rayiv.php) ，提到電影術的本質時曾經說過：「我認為電影藝術最強的性格在於捕捉與溝通人心的細微。這種細微可以透過動作、姿態、聲音起伏、光影變化或者周遭環境的變動來呈現，但是未必要用一連串的鏡頭或演員動作來完成這種論述。演員可以是內藏卻成長的。我願意用「成長（Growth）」，而非動作「（Movements）」來形容這個電影最重要的特質，而且為了描繪這種真實狀況，探觸這種人際關係的極致，就必需避免過去常用的便捷手法，例如風景式或美化的畫面。

台灣紀錄片導演李靖惠花了十三年時間拍攝完成的紀錄片《麵包情人（Money and Honey）》，就紀錄了主要角色的「成長」：不論是工作上的歡喜或者哀愁；同時也紀錄下台灣社會的變遷：不論是親子責任的迴避或者用金錢購買勞力的理直氣壯。

《麵包情人》是一部外勞紀錄片，主角是四位來自菲律賓的勞工，她們匯聚在台北市東區的一家老人院中，專事照顧家人無暇照顧的老人，這四位外勞在菲律賓都有家，都有子女，離鄉背井來台灣做勞工，前提就是台灣人給付的薪水夠誘人，可以改善老家環境，供養家人升學或生活，勞工薪資就是麵包，她們深信有了麵包，愛情才會穩固，只不過，「愛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的美麗祈願，只是詩人的想像，不能朝朝暮暮的親情與愛情，其實是三分悽愴，又有七分無奈，這種萬般雜混，難以言宣的滋味卻也正是《麵包情人》最讓人回味的地方。

李靖惠因為自己的親人也在養老院裡，因而得以認識這批外勞，從單純的生活紀錄，進而發展成為社會經濟的供需實況追蹤，《麵包情人》與其他外勞紀錄片最不同的地方在於導演沒有死守在養老院裡，既然外勞才是主角，台灣只是她們營生的所在，勞動實況的紀錄只是果，家鄉的渴望才是因，把鏡頭轉向菲律賓，伴隨著她們返鄉，紀錄她們家鄉的實況，《麵包情人》就不再只是「家庭相簿」的衍生品而已，態度決定高度，《麵包情人》對一個議題的持續關注與拍攝，才讓電影中的主角呈現了生命長河的流動氣象，才讓全片得著了氣血奔騰的能量。

《麵包情人》的台北段落，主要在於勞動實況及思鄉情懷，李靖惠對這群外勞極其寵愛，鏡頭之前，常帶感情，電影從她們對家鄉的思念（不帶子女相片，以免相思苦）；喃喃的家書絮語；穿插著跨年夜101煙火所撩想起的思鄉心情；到看著同郷即將可以返家，也想把自己當成行李託運回家，硬要往行李箱裡鑽的神情，更是苦中作樂，卻又真情畢現，再搭配外勞浪跡台灣時寫下的詩句，以及掛在嘴邊就哼唱而出的菲國歌謠，遊子與勞工心聲得著了委婉又動人的書寫。

不過，《麵包情人》對這群外勞的由衷感謝卻在於她們對異鄉長者的奉獻與照顧，把生活失能的長者送進養老院，是忙碌營生的當代子孫，不得不的選擇，他們做不來的、沒空料理的、不耐或不屑為之的照料細節，全都透過金錢交易委託外勞去代勞，只要外勞不用心，不用力，照顧就可能是虐待，《麵包情人》固然有著一些外勞吃力做著替老人翻背、餵食或者扶持的生活細節描寫，卻也不忘捕捉她們在告別前夕，逐一與負責照顧的長者話別的泣訴鏡頭，因為分手時的態度，才見人生真情（情場如此，職場亦如此），她們的淚水已讓她們的勞動，不再只是單純的勞務報酬行為，唯有真心付出，才會讓鮮少盼到家人的這些長者，依依難捨。

朝夕相處是現實（導演極其委婉地訴點出了她們不時亦有超時工作的苦勞人生），但亦是無奈（很多人來台十年，從來不知台灣何以叫寶島，因為鮮少離開工作巷弄），的人生，《麵包情人》無意比照其他外勞紀錄片，高舉鮮明旗幟，檢視勞資矛盾，但是對台灣人的功利素描，卻已都輕輕點出，夠讓有心人低迴三歎了（不罵不批評，激發的反應力道卻更強，《麵包情人》的選材與表現手法，堪稱是示範作品了）。

不管來台勞動是犧牲或者營生，《麵包情人》最鮮活的一點就是回頭檢視讓她們獨在他鄉為異客的流浪動機：不論是養家、供學、起房舍、富裕民生（大量買Made In Taiwan商品），金錢流動固然反應著「麵包」現實，卻更訴說著她們心中的「情人」主軸（從親情到愛情兼而有之），李靖惠把自己攝影的工作影像都帶到菲律賓，讓外勞家屬目睹妻子／母親／阿姨在台工作血淚，更讓紀錄片的「實用價值」，勝過千言萬語的家書。

當然，李靖惠實地走訪了菲律賓，甚至逐一訪問返鄉菲勞，也讓她們的現實與夢想有了對照實證，為了家人，為了心願的犧牲，或能圓滿，或許殘缺，人生未必盡如人意，特別是大學文憑渾然無用的真相，讓已經夠讓深怕台灣「菲律賓化」的學者和家長焦慮難安，但是李靖惠的鏡頭卻又真實呈現了有的新生代找不到工作，有的則是不急著找工作的生活態，同樣亦極其有力地佐證了經濟活力與民族性的連動關係。

外勞替台灣人分擔了許多勞務，《麵包情人》以感恩之心向外勞的美麗靈魂致敬，至於《麵包情人》的主角究竟是「幸運」的特例（台灣不是有太多虐勞與逃跑外勞的個案）？還是「祈願」的啟示錄（相逢自是有緣，勞資雙方未必要怒目對立，端賴彼此修行）？電影其實在觀眾心中埋下了一顆種籽，我相信，很快就會在曾經被電影情節撼動心靈的觀眾人生中，開花，然後，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