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紙：人生罪與罰

日本導演生野慈朗根據日本作家東野圭吾於2003年發表的小説「手紙」改編而成的同名電影《手紙》點出了「罪與罰」的嚴肅主題，在從《幸福的三丁目》以來一連串的日本懷舊煽情電影風潮中，另樹一幟，頗能引人低迴。

「手紙」是日文，指的是「信件」而非衛生紙，卻足以讓很多人仰賴衛生紙才能看完電影。而「手紙」更在電影中扮演了希望與懲罰，救贖與鞭笞的矛盾角色。

《手紙》的劇情架構屬於兄弟情深的親情倫理劇，遊走在傳統通俗劇的邊緣，卻也因為書信的幾番起伏輪迴而有了不同意義。玉山鐵二飾演的哥哥武島剛志為了讓高中三年級的弟弟直貴（由山田孝之飾演）能夠衣食無慮，安心上大學，竟然闖空門行竊，而且誤殺了返家撞見犯行的老婦人，因為被關進牢籠。

哥哥為了弟弟犯了錯，在牢中接受了處罰，但是弟弟背負的罪更大：哥哥為了而犯錯，讓他對哥哥永遠懷抱著一份歉意；然而，活罪還不只如此，外人認定他是「殺人犯的弟弟」，書讀不下去，工作做不了，好不容易在演藝圈闖出名堂，隨即就被八卦媒體挖出醜聞往事，甚至連愛情都不能順利…每回只要看到來自監牢的信，他想隱瞞的私密，就成為同伴之間冷言冷語，譏諷調侃的流言，內外煎熬，既氣又恨的結果，他選擇逃避，不再面對哥哥，於是寫了訣別信，不想再和哥哥有任何瓜葛了。

「罪」不是山田孝之犯的，但是「罰」卻要由山田孝之承擔一半以上，《手紙》透過他的煎熬痛苦讓觀眾看見了「偏見」的駭人力量。

「殺人犯的弟弟」並不等同於「殺人犯」，但是一知道你是「殺人犯的弟弟」，卻把你視同「殺人犯」，卻是人性之常，更是很多罪犯家屬很難釋懷的心理枷鎖，也是《手紙》著力最深的道德困境。

哥哥殺了人，關進牢裡，可以發揮的戲不多，《手紙》的焦點因而全放在弟弟身上，看著他離群索居，忍受一波接一波的打擊，看著他躲躲藏藏，想要避開哥哥信件帶來的苦惱，他的「無辜」因而匯聚了同情與憐憫，自然就蓄積了等待他破繭而出的能量。

但是他寫給哥哥的信卻是哥哥唯一的指望，所以，就在哥哥兩度在信尾叮嚀弟弟有空多來信的語句後，生野慈朗只要再拍出一場獄卒發信，眾囚皆有信，唯有玉山鐵二沒有收到信時的落寞失意，立刻就會轉成山田孝之的壓力，生野慈朗根本不必拍到山田孝之的臉龐，只要帶到玉山鐵二的失望，就有強烈的暗示波衝向了山田孝之，這種想當然爾的暗示連結，也是 《手紙》的煽情功力。

不過，《手紙》真正的書信魅力卻是在玉山鐵二身上。

入監服刑的他，定期都會寫信給他失手誤殺的老婦人之子，每封信都是他的告解與道歉，不管人家看不看，接不接受，他就是持續一封接一封地寫，那種癡愚，近似信徒發願唸經抄經文的心情。他不是十惡不赦的惡人，當初根本無意殺人，純粹是驚惶失手，悔恨懊惱也不能彌補自己的罪，所以只能一封接一封地寫信，關鍵的是，導演根本沒有拍他寫信悔罪求原諒的情節。

一直要到多年後，弟弟親自到受害人家中登門道歉，才從受害人兒子的手中看到了哥哥的寫信贖罪行動。

信有多厚，悔恨就有多深，歉意就有多濃，但是弒母之恨能就因為那一疊信而消退嗎？正因為導演一直不去碰觸哥哥的贖罪行動，一旦最後弟弟目擊了哥哥的贖罪行動，他才明白，不是只有他在受苦，困在牢籠中的哥哥痛苦更深，折磨更烈。

看得見或者看不見，觀眾都可以「想見」，《手紙》對於罪人的受罪描寫就是這樣跳脫而出通俗劇的框架，而有了讓人泫然欲泣的張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