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導演生野慈朗根據日本作家東野圭吾於2003年發表的小説「手紙」改編而成的同名電影《手紙》點出了「罪與罰」的嚴肅主題,在從《幸福的三丁目》以來一連串的日本懷舊煽情電影風潮中,另樹一幟,頗能引人低迴。
「手紙」是日文,指的是「信件」而非衛生紙,卻足以讓很多人仰賴衛生紙才能看完電影。而「手紙」更在電影中扮演了希望與懲罰,救贖與鞭笞的矛盾角色。
《手紙》的劇情架構屬於兄弟情深的親情倫理劇,遊走在傳統通俗劇的邊緣,卻也因為書信的幾番起伏輪迴而有了不同意義。玉山鐵二飾演的哥哥武島剛志為了讓高中三年級的弟弟直貴(由山田孝之飾演)能夠衣食無慮,安心上大學,竟然闖空門行竊,而且誤殺了返家撞見犯行的老婦人,因為被關進牢籠。
哥哥為了弟弟犯了錯,在牢中接受了處罰,但是弟弟背負的罪更大:哥哥為了而犯錯,讓他對哥哥永遠懷抱著一份歉意;然而,活罪還不只如此,外人認定他是「殺人犯的弟弟」,書讀不下去,工作做不了,好不容易在演藝圈闖出名堂,隨即就被八卦媒體挖出醜聞往事,甚至連愛情都不能順利…每回只要看到來自監牢的信,他想隱瞞的私密,就成為同伴之間冷言冷語,譏諷調侃的流言,內外煎熬,既氣又恨的結果,他選擇逃避,不再面對哥哥,於是寫了訣別信,不想再和哥哥有任何瓜葛了。
「罪」不是山田孝之犯的,但是「罰」卻要由山田孝之承擔一半以上,《手紙》透過他的煎熬痛苦讓觀眾看見了「偏見」的駭人力量。
「殺人犯的弟弟」並不等同於「殺人犯」,但是一知道你是「殺人犯的弟弟」,卻把你視同「殺人犯」,卻是人性之常,更是很多罪犯家屬很難釋懷的心理枷鎖,也是《手紙》著力最深的道德困境。
哥哥殺了人,關進牢裡,可以發揮的戲不多,《手紙》的焦點因而全放在弟弟身上,看著他離群索居,忍受一波接一波的打擊,看著他躲躲藏藏,想要避開哥哥信件帶來的苦惱,他的「無辜」因而匯聚了同情與憐憫,自然就蓄積了等待他破繭而出的能量。
但是他寫給哥哥的信卻是哥哥唯一的指望,所以,就在哥哥兩度在信尾叮嚀弟弟有空多來信的語句後,生野慈朗只要再拍出一場獄卒發信,眾囚皆有信,唯有玉山鐵二沒有收到信時的落寞失意,立刻就會轉成山田孝之的壓力,生野慈朗根本不必拍到山田孝之的臉龐,只要帶到玉山鐵二的失望,就有強烈的暗示波衝向了山田孝之,這種想當然爾的暗示連結,也是 《手紙》的煽情功力。
不過,《手紙》真正的書信魅力卻是在玉山鐵二身上。
入監服刑的他,定期都會寫信給他失手誤殺的老婦人之子,每封信都是他的告解與道歉,不管人家看不看,接不接受,他就是持續一封接一封地寫,那種癡愚,近似信徒發願唸經抄經文的心情。他不是十惡不赦的惡人,當初根本無意殺人,純粹是驚惶失手,悔恨懊惱也不能彌補自己的罪,所以只能一封接一封地寫信,關鍵的是,導演根本沒有拍他寫信悔罪求原諒的情節。
一直要到多年後,弟弟親自到受害人家中登門道歉,才從受害人兒子的手中看到了哥哥的寫信贖罪行動。
信有多厚,悔恨就有多深,歉意就有多濃,但是弒母之恨能就因為那一疊信而消退嗎?正因為導演一直不去碰觸哥哥的贖罪行動,一旦最後弟弟目擊了哥哥的贖罪行動,他才明白,不是只有他在受苦,困在牢籠中的哥哥痛苦更深,折磨更烈。
看得見或者看不見,觀眾都可以「想見」,《手紙》對於罪人的受罪描寫就是這樣跳脫而出通俗劇的框架,而有了讓人泫然欲泣的張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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