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德昌過世後,我回家打開堆滿在書桌下的照片櫃,思緒回到了我曾和他相逢的兩個年代,一個是1991年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一個是1994年的《獨立時代》。
很少人知道我也是《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的一位演員,只是我沒有台詞,只短暫地露面亮相了五秒鐘,根本連臨時演員的資格都不算,一切都是因為我到屏東拍片現場採訪,《牯》片的執行製片余為彥嫌臨時演員人數不夠,於是就摘下我的眼鏡,換穿民國五0年代的薄衫,就坐上公車當起主角張震身後的乘客甲,不用記台詞,也不用演戲,只是呆呆愣愣地坐在車廂後面想心事就可以了。
做電影記者的十年採訪人生中,類似這樣的經驗並不多,沒想到公演之後,還是被眼尖的朋友認了出來,好好嘲笑了一番既拙又笨的我。那個年代,做記者的朋友都很想幫電影的忙,採訪之餘能夠減輕臨演的壓力,其實只是舉手之勞,純幫忙,什麼都不奢求的。
拍攝《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時有許多傳奇,其中最神奇的就是楊德昌想要找尋昔日眷村的場景,找來找去卻都發現眷村改建速度極快,很難符合他的考古需求,如果要重搭眷村場景,花費又太高了,正想要放棄時,看景車東繞西繞竟然在屏東巷道中撞見了標準的場景,類似這種「柳暗花明」的拍片經驗,幾乎每個人都可以說出一籮筐的經驗。
那一次的現場探班,楊德昌根本來不及和我多聊天,拍完夜戲後,他馬上就呵護著飾演女主角小明的女演員楊靜怡回旅館休息了。楊靜怡是楊導演專程自美國相中的演員,楊德昌不想她被繁瑣無趣的媒體包圍纏繞,壞了演戲情緒,所以看管甚嚴,事實上,他對待每一部電影的男女主角態度都很專注,也不在乎外界是否有任何流言,他清楚自己要的,而且極力捍衛著自己的領域,不容別人冒犯的。
從各個角度來看,《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都是企圖深弘,創作嚴謹的力作,當時楊德昌還努力想要替國片培植新血輪,那時,他在台北藝術大學兼課,帶出了不少學生,而且他提供了不少機會給年輕人,像《牯》片的編劇就掛名了閻鴻亞、賴銘堂、楊順清和楊德昌四人,事實上楊德昌才是主幹,在他的帶頭衝刺下,年輕人也終於沾上了金馬獎的邊,拿到了編劇獎,那正是楊德昌提攜後進的一種策略,如今閻鴻亞和楊順清都活躍在劇場和影壇上,薪火相傳很多時候就是這樣悄然進行的。
那一年,我們也曾到金瓜石去探班,看著楊德昌將廢棄的台電舊宿舍重新整理一番,就帶著倪淑君、楊靜怡和王啟讚等人拍起戲來;隨片的場務王耿瑜也拍下了他總是頭戴紅帽藍外套,腳穿布鞋,口嚼檳榔,拿著拍板就張羅大家拍戲的神情,同樣地,很會畫漫畫的楊德昌,也不時就會趴在地上,為電影中的牯嶺街少年合唱團的鼓面畫上花紋…這些往事,在相關劇照和我現場採訪的拍照中,一切歷歷在目,完全不像是十六年前的往事。
1994年五月是我最後一次去採訪坎城影展,到了七月初我就離開報社,投身電視製作娛樂新聞了。那一年,楊德昌執導的《獨立時代》參加了坎城競賽,那一年,蔡琴不但是楊德昌的妻子,更是該片的造型設計(後來還入圍了金馬獎的造型設計),就在影展開幕當天,我們在蔚藍海岸旁相逢,留下了一張張錯過了就不再能補拍的珍貴照片。
那一年,楊德昌心情不錯,很願意接受電子媒體採訪,我們先前的一些工作上的誤會來到了風雲際會的坎城,其實一點都不重要了,楊德昌熱情地握起我的手,我也拿起麥克風替當時正在替傳訊電視(如今中天電視的前身)採訪坎城新聞的張桂越小姐,權充影評人和他做了十五分鐘電視訪談,只是那時候不懂得留存資料,那捲採訪帶也不曾拷貝留念,如今只能活在我模糊的記憶中了。
那一年,楊德昌和蔡琴都出席了坎城影展,名為夫妻,不論是海邊拍照或是出席記者會,我都不曾看到他們一起出席,遲鈍的我從來聞嗅不出八卦氣息,直到他們在1995年分手了,我才發覺自己竟然不曾拍下他們合照的照片,一切冥冥似有天意,只是我後知後覺,不,渾然不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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