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見菲利普.葛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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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聽過他替《楚門的世界》和《時時刻刻》所創作的電影音樂。

 

電影配樂中的音樂其實不是黏附著影像的,觀眾可以從我的音樂中找到自己的解讀方式,觀眾因而也就成為我的音樂作品的共同作者。

                           ─菲利普.葛拉斯

劇情片有一定的形式和結構,觀眾也以傳統的心態來接受與理解劇情片,紀錄片比劇情片更有空間,更開放,更能實驗新作法。

                           ─菲利普.葛拉斯

替劇情片配樂我一定要先確定這段音樂講的是什麼,不只是外表的情貌,更重要的是找到角色的內在心理,配樂的過程,不但要做劇本與角色的心理分析,更是要陪著導演一起上心理學的研究課程。

                           ─菲利普.葛拉斯

菲利普.葛拉斯的電影配樂分為紀錄片和劇情片兩大類,漩渦式的音樂結構是他不變的基調,針對不同的主題嘗試不同的器樂和風格,則是他不變的嚮往。

紀錄片的世界中,他和葛佛瑞.雷吉歐(Godfrey Reggio)及艾洛.摩里斯(Errol Morris)分別合作了三部作品,從形式到效果都非常驚人,和影像主題相映成趣。

其中,1983年他開始應紀錄片導演葛佛瑞.雷吉歐的「Qatsi Trilogy生命三部曲」系列作品配樂,首部曲《機械生活(Koyaanisqatsi)》就一鳴驚人,片名取材自美國原住民霍布族語言,直譯為「失去平衡的生活」,雷吉歐的影像以山河歲月的遞變,呈現出人類摧毀環境與文明的事實,葛拉斯的音樂則讓滄海桑田的意像感受有了聲聲入耳的共鳴效果,五年後,他們完成了第二部曲《迷惑世界(Powaqqatsi)》,再過五年後則是再交出了第三部曲《戰爭人生(Naqoyqatsi))。370

花了十五年時間完成的這套生命三部曲中,葛拉斯揉合了民謠、古典樂、聖樂及電子合成樂的各種形式,自在地交流互換,銀幕上的影像是繁複多變的,迴盪在戲院空間的樂音則以等量的空間能量相呼應,音樂不再只是影像的詮釋者或擴大器,而是要激盪出更寬闊,更意想不到的化學效應。

同樣地,他和紀錄片大師艾洛.摩里斯合作的《正義難伸(The Thin Blue Line)》、《時間簡史(A Brief History of Time)和《戰爭謎霧(The Fog of War)》,都因為他的傑出配樂,激盪出一加一等於無限大的化學效應。

劇情片的配樂世界中,葛拉斯從1997年開始進入豐收期,先後完成了馬丁.史柯西斯的《達賴的一生》、彼得.維爾(Peter Weir)的《楚門的世界》、史蒂芬.達德利(Stephen Daldry)的《時時刻刻》和李察.艾爾(Richard Eyre)《醜聞筆記》四部備受注目的作品。其中,1998年的《達賴的一生》公映時,正巧遇上了由配樂大師約翰.威廉斯主導配樂的《火線大逃亡),兩相對比之下,一位強力著色,口味極重;一位淡筆輕描,追求神韻,剛好呈現了好萊塢電影配樂截然不同的兩種創作觀念。

約翰.威廉斯相信音樂能煽情,可以渲染劇情,替影像加分,所以他不時以史詩的氣勢加上感傷的浪漫樂音,配合些許西藏民族音樂,加上馬友友感性獨具的大提琴演出,不論是雪山奇景,或是急轉直下的亡命天涯,電影音樂總是踩在觀眾的感性心靈去煽情催涙。

但是葛拉斯在《達賴的一生》中卻完全放棄了很容易討好觀眾耳朵和心靈的史詩音樂感覺,只是以簡單的音樂旋律,搭配西藏傳統的鐘鼓樂器和藏傳佛教僧侶的誦經聲,在西方絃樂器的和弦旁襯下,反復吟誦,聽起來雖略嫌單調,卻貼近達賴喇嘛在西藏的生活環境背景,不管是廟宇唸經的莊嚴,或是政教合一的權勢中心,都讓人一聽音樂,就宛若置身西藏,直接溶進劇情中心,很有說服力。

葛拉斯在1972年就認識了達賴喇嘛,嫻熟西藏文化,讀起劇本,心中自然就有會浮現西藏圖像,生命中的歷史經驗提供了他豐富的創作藍本,但是他堅持音樂要創造一個不容混淆的地理座標感覺,要讓人一聽就有很清楚的「西藏情調」感覺,因為電影是在摩洛哥拍的,不是西藏實景,只有靠音樂魔毯才能帶領觀眾置身西藏國度。

其次他則是希望音樂能做好觀眾與文化的橋梁。因為電影中的西藏文物和景觀對多數觀眾而言都是既陌生又遙遠,歷史雖已斑駁,只有音樂可以接引不同的文明,就算音樂只是一座搖搖幌幌的竹子橋,也能夠順利接引眾生登陸西藏。

但在《時時刻刻》和《醜聞筆記》中,葛拉斯都採用了行雲流水的音樂形式來呼應電影主題,例如麥可.康寧漢原著的《時時刻刻》中,時間順序和人物關係可以自由互動,任意穿梭,只有流水般的音樂感性可以提供有機體的音響背景,讓作家伍爾芙和不同世代女人的際遇踩著音樂之橋,得以圓潤自在地轉換時空與情緒介面。

同樣地,《醜聞筆記》中,所有潛藏在主角心中的震盪,全都轉交由葛拉斯的音樂來訴說,他的音樂將所有沈潛的秘密拉上檯面,再交由情緒爆發的角色來總其成,這樣的結構手法就像他所說的:「拍電影就是一種發現之旅,讀到劇本時是一種面向,拍攝完成時,電影容貌已非原先構想的那般,最後剪輯完成時,卻又可能完全變成另外一種情貌了,電影在變,音樂也要變,細緻反應出電影的成長與變化,就要針對這樣的變化提供高密度的能量轉換,

三,創意概念

要讓音樂成為電影的有機元素,唯一的做法就是在電影開拍之前劇本創作時就要開始音樂創作。

                          ─菲利普.葛拉斯

「米老鼠」式的配樂(註:畫面是什麼,音樂就要呈現同質音效),往往局限了觀眾的想像力,音樂就是要準確地疊現在影像之上,那只適合宣傳式的作品,一旦在音樂和影像之間,拉出距離,甚至逃開影像的束縛,反而可以讓觀眾在這段空白中填進自己的理解。

                         ─菲利普.葛拉斯

369 電影配樂究竟是從劇本出發比較好,還是等電影剪接完成之後再去創作比較好?這是個沒有標準答案的議題,葛拉斯偏好的是創意先行。

合作《達賴的一生》時,他先陪同導演史柯西斯去摩洛哥看景,確定劇本中的場景會在那裡拍攝,就埋首創作音樂,等到外景大隊齊赴摩洛哥時,他的初稿音樂就已經完成了,史柯西斯拿到音樂後,就在拍片現場放給大家聽,讓音樂帶領工作班底進入一種共同的氣氛之中,他認為這才是音樂和影像能夠結合成一體的關鍵所在。

電影和歌劇雖然是不同的媒介,訴求不同的音樂重點,然而卻都兼具通俗與娛樂的功能,而且都是根據劇本出發的創作。歌劇劇本都是在一百至一百一十頁之間,電影的長度則是在一百一十分鐘上下,通常就是一頁劇本就要有一分鐘的音樂內容,劇本提供了骨架,音樂則要填充血肉,如果作曲家能在事先確知演員或是美術指導人選,就能激發更多的「視覺」意像,轉化成音樂能量,一旦如到了剪接階段才發現音樂不足或是不對,急著找其他音樂來替代,那就是災難了。

正因為音樂提供了一種創作氛圍與共識,導演在剪接檯上完成最後版本時,有時就會參考音樂節奏,改換邏輯順序;當然,有些時候,作曲家則要根據電影片段的調整,重新改寫旋律,這種相互調整的機動作法也是必要的身段調整。368

找尋創作靈感則是另外一種神秘力量的開啟,葛拉斯追求的就是身歷其境的感同身受。

在拍攝《三島由紀夫傳》時,葛拉斯首先要跨越文化鴻溝,力求能掌握到日本藝術的精妙,光是觀看或聆聽都不夠,他還要起而行,除了先讀遍了三島由紀夫的所有作品,認識三島由紀夫的文學心靈之外,還要向知名的美術設計師石崗瑛子(Eiko Ishioka)索取了日本風味的場景設計圖,在工作室裡先臨摹起東洋畫作,從紙與筆的交流互動中,體會日本文學與藝術的共存與演變方式,進而從中找尋音樂靈感。

一切就像他所說的:「電影音樂的最主要功能就是說出『內在的聲音』,電影有對白,交代了劇情,但是音樂訴說的卻是另外的內容,或者架構了劇情的平行對話時空,或者反應了電影的發展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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