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電影之前是需要做大量功課的。
楊德昌導演家中有塊黑板,上面總是密密麻麻寫著他心中構思的題材故事中的人物動機與情節,繁密的枝節與文字相映成趣。
在拍攝《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之前,楊德昌手中已經累積了一厚疊的當年新聞事件剪報本,他不是憑童年記憶拍戲,他重新翻查那個年代的記憶,從文字與影像的吉片片羽中重建心中的世界。
以《蘋果的滋味》成名的萬仁導演曾被各界譽為政治導演,因為他的作品中對於台灣的政治現實都有銳利的批判,從《超級市民》、《超越公民》到《超級大國民》,外省族群議題、政治受難者和獻身政治運動人士的身心煎熬,以及原住民被漢人剝削的題材都是他試圖探索的故事重點。但是,他心中一直有個夢想,就是想要拍出《玄武門事件》,那是骨肉相殘的政治和人性悲劇,為了拍這個故事,他有個厚厚的講義夾,有圖有文,有文物考証圖,鉅細靡遺,只是二十年過去了,這個夢,一直停在他心中,沒有實現。
做功課,不代表就一定能實踐夢想。不做功課,美夢卻肯定是會變成惡夢的。
美國導演史蒂芬.索德柏(Steven Soderbergh)最近示範了拍電影之前做功課的另外一種方式,除了找資料,寫劇本之外,不如乾脆先來拍部紀錄片吧。
索德柏最近的夢想是把中南美洲的革命偶像切.葛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的傳奇人生拍成電影,他要拍的是兩部電影,一部是描述切.葛瓦拉和卡斯楚聯手帶動古巴革命,兩年之內就推翻了古巴獨裁者 Fulgencio Batista的電影《阿根廷人(The Argentine)》;另外一部電影《游擊隊(Guerrilla)》則是描述切.葛瓦拉在古巴新政權獨立後,出席聯合國大會的盛況,一直到他轉而致力參與波利維亞革命,終於以身殉志的故事。
現年已經八十歲的古巴強人卡斯楚,在2006年七月三十一日宣佈,由於在接受急性腸出血修復手術後需要「數週」調養,「暫時」將他統治古巴長達四十七年的權力移交給現任國防部長的弟弟勞爾.卡斯楚,面對各界盛傳已經病故的流言,逼得卡斯楚不得不多次利用電視亮相的機會証明自己「老而健」。
但看在電影商人的眼中,在這個時機上搶拍有關卡斯楚的題材電影,就是最大的商機,然而,如果要直接表現他宣稱的「曾經逃過美國中情局與在美古巴流亡人士六百次暗殺企圖」的傳奇,也太狗腿了些,從他和切.葛瓦拉相知相惜,攜手打天下,直至兄弟分手,各奔西東的故事來「消費」卡斯卡,毋寧是更相宜的。
畢竟,切.葛瓦拉早已被資本主義世界包裝成浪漫符碼,定位成青春偶像;卡斯楚的歷史定位和商品魅力則尚在未定之天。
索德柏的拍法是起用他在《天人交戰(Traffic)》中捧紅的奧斯卡最佳男配角貝尼奇歐.德.托洛(Benicio Del Toro)出飾切.葛瓦拉,因為兩部電影中的人物都有關連,而且地理場景亦都近似,所以同一組工作班底一口氣來拍兩部電影,就成為最經濟的拍攝方法。外電因此採取了「驚為天人」的語法,形容他一魚兩吃的拍片方法。
然而,這則外電最吸引我的部份並不是《阿根廷人》與《游擊隊》採取連體嬰式的拍攝方法,也不是索德柏用了形象上更為粗獷雄壯的貝尼奇歐.德.托洛來取代世人早已從《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The Motorcycle Diaries)》中習慣的青春俊美的蓋爾‧嘉西亞‧貝納(Gael García Berna)所打造的切.葛瓦拉形象,而是索德柏在拍劇情片之前,另外先拍了一部紀錄片。
這部紀錄片到底會不會映演?到底叫什麼名字?外電沒有進一步說明,只知道拍攝切.葛瓦拉的故事之前,索德柏走訪了曾經和切.葛瓦拉並肩從事古巴和玻利維亞革命,至今都還存活的老先生老太太們,因為只有他們曾經見過切.葛瓦拉,或許記憶會模糊、褪色,也會變形和扭曲,但是一小段一小段的切.葛瓦拉拼圖,對一位真正想要拍攝切.葛瓦拉傳記電影的工作夥伴而言,這些訪問拼圖卻最好的功課。
從受訪者眼中出現的往日風雲和神采,就是一點一滴的生命火苗,當年,他們靠著這火苗獻身政治運動,如今,後人則要從這火苗中傳承生命志業。索德柏做電影功課的方法,其實就是最務實,最有效的一堂電影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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