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是藝術創作,如果能附加歷史的印痕,會不會更添加風味?
拍歷史,有正面拍法,有側寫手法,巧妙各有不同,關鍵就在於創作者到底想說什麼?
徐克導演在《新蜀山劍俠傳》中,別出心裁,自己也穿起軍裝,和洪金寶與元彪一起窩在紅軍和藍軍的陣仗中裝死,指桑罵槐地指紅軍藍軍(共產黨與國民黨)搞得天下大亂。
這個境界和中國畫家韓美林的一幅名畫有異曲同功之妙,韓美林畫的是兩隻猴子,一隻紅臉,一隻藍臉,畫題就叫做:「孫小紅孫小藍」。看起來,韓美林只是畫了兩隻猴子,什麼都沒說,然而這對兄弟一藍一紅,可是大鬧天宮的孫(悟空)氏家族後裔,也是大鬧中國的兩隻潑猴,畫家很含蓄地把他的批判都畫了進去,剩下的就看觀眾的解讀和心領神會了。
徐克的電影上映時,台灣還在戒嚴時期,自然就有文化打手出面批判,指責徐克誣指國民黨藍軍禍國殃民(人家明明是藍紅一起罵),其心可誅。差點就沒發動文化大革命鬥爭徐克呢。
藝術家講真心話,有時候真的只能盡量委婉。
關錦鵬導演在《藍宇》中輕描淡寫提到六四,重點卻還是胡軍對劉燁的深情與照顧,背面上,動亂只是背景,同志情愛才是重點,黃品源演唱的「你怎麼捨得我難過」情歌成了最甜美的糖衣包裝,讓六四議題得能悄悄滲入中國電影之中。
同樣地,張藝謀《大紅燈籠高高掛》中的老爺子始終沒有正面特寫,每天只要點燈儀式,就夠讓一家四女爭奪得面紅耳赤,電影中的紅,與中國國旗的紅,一樣的鮮豔,一樣的色溫,暗示意義極濃,卻在政治上沒有任何牽扯掛鉤,藝術家還是可以理直氣壯答辯,但是觀眾卻另有體會。
最近看了今年高雄電影節的幾部南特影展得獎作品,對於年輕導演把歷史寫在膠捲底層的手法,有些感想。
例如土耳其導演Semih Kaplanoglu的南特金獎作品《天使墮落(MELEGIN DÜSÜSÜ)》中,女主角的爸爸一直不願看到女兒單飛茁壯,休假日出去玩,還會罵她說地震那麼多,不要往人多的地方去鬼混。
對多數人而言,土耳其連年大地震其實只是一則國際新聞,很難有感同身受的非情,《天使墮落》如果哭天搶地用地震做背景,難免給人刻意做作之感,把新聞事件融進父親的焦慮中,成為生活中的一部份,成為避難心情的一個章節,不是更有力嗎?
同樣地,台灣導演姚宏易的《愛麗絲的鏡子》中,拍下了2006年元旦第一秒,台北101大樓施放煙火的歷史時刻。別人都在歡慶新年到,只有女主角歐陽靖必需裝冷耍酷,用眾人的喧鬧,對照她的失落與孤單(想起來,歐陽靖還真可憐,電影紀錄下歷史,唯獨她不能在歷史時刻做自己,不能顯現自己的情緒,不能分享歷史時刻的感動)。
不過,《愛》片最精彩的歷史時刻不在101,而在南亞大海嘯,電視新聞正播著哀鴻遍野的空前災難,但是電影中的兩女一男,有的人只顧著求姻緣庇估;有的人卻急著染指好友的愛人,個人和時代的對比,私情與大愛的並列,都是極其強猛的嘲諷。
歷史和電影如果採取平行姿勢,那是水波不驚;歷史和電影如果有了交冬點,火花就不一樣了,不過,曖昧的處理手法還是比挑明了講更讓人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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