妮娜之家：天涯赤子心

音樂是電影的外衣，一聽，就有如見到了電影的風情。

作曲家譚盾在《臥虎藏龍》中用擊棍和大提琴，替電影打造了動感和詩情；作曲家桑塔羅拉用空心吉他彈出了《斷背山》的空靈意境；法國作曲家Teddy Lasry則在《妮娜之家》選用了手風琴，替青澀和慘淡的往事，加註了一抹思念和惆悵的韻味。

《妮娜之家》這個樂器的選擇是精準而且明智的。手風琴有古風，有幽情，有鄉愁，在慢板樂章和優緩抽送，每個音符，每個音韻，每個情緒，都貼合著《妮娜之家》要撫慰歷史傷疤的主題，用最溫柔的惆悵樂音滑過觀眾的心田。

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從敗戰中復國的法國政府陸續在城市鄉間成立了各式收容所，以「希望之家」為名，照顧受戰火波及而流離失所的孩子，因為他們多數都已家不成家，《妮娜之家》只是這類收容所的其中之一，當家的女人就叫做妮娜。

昨天，是不堪回首的往事；明天，是遙不可知的未來；他們有的只是今天，但是，今天是什麼？是「相逢何必曾相識，同為天涯淪落人」的同病相憐？還是「夜深忽夢少年事，夢啼妝淚紅闌干」的怨憤不平？治療遠比毀滅費事耗力，復健所要承載的力道更勝毀滅，就是《妮娜之家》活在當下的難題與煎熬。

電影從一對姐弟身上展開，投靠妮娜家屋的孩子都是猶太人，都是折翼之鳥，他們的父母因為不同的原因被二次世界大戰的浪潮給襲捲吞沒了，有的等待著闔家團圓的日子，有的等待著同伴的撫慰，那是歷史的無奈，每間孤兒院都有相似的故事，《妮娜之家》不同之處就在於時空座標，在於猶太人的特殊背景，那是六百萬人慘遭殺戮，上千萬心靈受驚受怕的歷史黑暗期。

但是，《妮娜之家》真正的議題卻試圖從猶太人的劫難擴大延伸到普世人類。電影的時空背景縮聚在 1944年春天到1946年，從戰爭的尾聲到戰後重建的起步，電影的高潮在於一列火車將集中營救出來，劫後餘生的猶太孩子送到了妮娜之家。同樣是猶太孤兒，他們卻更驚恐，更悲憤，看到他們的臉龐和靈魂，你才知道原來同樣是悲傷與絕望的黑色，還是層次有別，淡淺深濃的墨色，不管名字叫黛、叫黔、叫黝或叫黮，都在表現不同層級的苦鬱，已經在2004離開人世的法國導演理查．丹寶(Richard Dembo)即時用他的鏡頭留下了他對黑色人生的解剖。

同樣黃皮膚，中國人不同於日本人；台灣人不同於大陸人；台北人不同於高雄人；富貴孩子不同於窮苦小孩…，這是簡單不過的人生現象，成因在於基因、歷史和環境。

《妮娜之家》將二戰中的猶太孩子區分為集中營和孤兒院兩類，集中營的猶太孩子親眼看到生離死別的淒慘，親身經歷鐵蹄和虎口下掙扎求生的日子，不相信人性，不相信愛心，苟且求生慣了的他們，被無情戰火誘發出了基因中的獸性，巨大的生命傷口，讓他們的眼睛寫滿了猜忌、貪婪與不屑，質疑著逃過火劫的人如何明白被火紋身的痛…

然而，原本就住在妮娜之家的猶太孩子，也沒有幸災樂禍的空間。他們或許不曾目擊死別，卻正遭受生離的煎熬；他們不是那麼虔誠的猶太信徒，不懂得宗教禮儀，不懂得傳統語言，而是朦懂地在夢想和等待中，盼望著一個早就被戰爭毀滅的幸福，在饑餓與茫然中，期盼著幸福之神的眷顧與降臨，卻也要抗拒著另一群猶太孩子的入侵與資源分享…《妮娜之家》是無可奈何的時空錯置，戰火下的軍人不能決定自己的命運，戰爭下的孩子更是任人擺布，他們的生命與文化碰撞，激發出讓人歎息的生命火花。

曾經自編、自導也自演《看看我 聽聽我》的法國才女艾格妮絲．夏薇依（Agnès Jaoui）有一種讓人安定信靠的力量，她詮釋的妮娜就從眉宇間散發出這款迷人的自然力量，她無意塑造自己的愛心與慈母的偉大形象，反而是洗盡鉛華的樸實自然：小孩要她抱，她會搖頭說抱不動了；諸事煩心，她會抽菸嗚咽；她講不出任何大道理，只是用耐心和毅力實踐自己的工作和夢想，你如果把《妮娜之家》的手風琴主題旋律反覆聽上兩三個小時，空氣中迴蕩的氣息就像她正從你的身旁走過，忙著張羅家園小孩的吃食，敦請老師來教孩子法文，帶領著猶太孩子重新認識猶太教禮儀和傳統…那是一種今生今世悠悠流轉的呼吸。

理查．丹寶的鏡頭語言就像一幅清明上河圖，人物百十，神態各殊，有人工筆寫情，有人淡筆寫意，共同建構了一幅戰火離難圖。他踩著手風琴打造的主題旋律，沒有控訴，沒有批判，紀錄下無辜的孩子們如何在戰爭傷口下，吮血療傷，匍匐前進，在一個時間滴滴答，生命要繼續的人生平台下，得到慰藉的養份，重新邁開大步。

《妮娜之家》的風味有如手風琴，輕輕地拂進你心坎，久久不能忘，哀愁卻不喪志，惆悵卻不低迷，因為那都是從生命血淚中提煉而出的結晶，悲傷而有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