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見到李行導演,是在採訪《玉卿嫂》的拍片現場,當時他出任該片的監製,導演張毅算是他的徒弟之一了,對戲的要求,對品質的追求,兩個人都很堅持。那一天,大家都很尊敬李行,不太敢上前去搭訕,畢竟他是台灣電影的前輩巨人,對於初出茅廬的年輕人,他沒有多搭理,對於經常言不及義的電影記者,他也懶得多聊八卦,只聽他有若洪鐘的大嗓門,迴盪在華國片廠相當考究的《玉卿嫂》場棚中。
接下來,李導演獲得國民黨文工會的贊助,在台灣電影製片廠的協助下,開拍了《唐山過台灣》,大家都到了霧峰片廠去採訪開鏡典禮,李導演的企圖心很強,台影那時候也很想大幹一票,要和台北的中影文化城打對台,不但蓋起了清代民房宅院的街道實景,也引進了三百六十度的環形劇場,李導演不但要重現吳沙開台時的史詩場景,也要利用棚內特效,拍出先民跨越黑水溝來到台灣的颱風特效。對於年輕記者,導演沒空多做理睬。
《唐山過台灣》殺青映演後,票房不如預期,評論亦不肯定,讓李導演有些灰心,那時,英國知名影評人艾德禮(Derek Alley)每年年底都會來台灣看片,順便為英國的電影年鑑撰寫台灣電影發展章節,對於白景瑞導演拍出了《日內瓦的黃昏》、丁善壐的《八二三砲戰》和李行的《唐山過台灣》都有些批評意見,看到艾德禮的文章後,我摘議了部份內容在當時服務的聯合報上,當天晚上,我頭一回接到了李行導演的電話,但是他一開口就破口大罵,罵說電影沒拍好就算了,事情都過了一年了,何必再雪上加霜,加進外國人的批評文字。而且不等我辯解,他氣得就把電話給掛了。
年輕氣盛的我,當時亦時有滿腹委屈的,外國影人批評了台灣電影,記者可以報導,可以不報導,報導出來就供大家參考好了,不報導,並不代表事情就不存在。當晚,李行導演的好友張雨田先生打電話給我,他也是《玉卿嫂》的投資人之一,知道李行光火的事,他居間做調人,代我約了李行,三人就見了面。李導演脾氣來得快,去得也快,對於我的報導他是有意見的,但是脾氣發完了,也就算了,反而是很少遇到雷公的我,面對轟隆隆的雷鳴,很不適應,還好,見面三分情,大家喝喝茶,說說談談,開罵掛電話的事情就這樣拋到腦後去了。
吵過一架後,李導演卻和我結成了忘年交。
李導演看得出我對電影的熱情,也知道我的筆還算管用,所以他也就不客氣,先是要我在全國電影會議中,在兩個小時內幫著他寫出了電影人的結論心聲,雖然大家都知道那只是聊表心意,不可能有效變更台灣政府的電影政策;後來,李行導演出掌金馬獎執委會擔任主席,我更是默默地扮演獻策出力的工作,包括悄悄替他募到了百萬元的捐款,包括替他寫出了一篇又一篇的主席心情文章。
我們的合作是愉快的,而且我由衷敬佩他對電影獻身的熱情,所以多數時候都是來做義工的。他雖然對我知無不言,但在新聞分寸的拿捏上,也很堅持原則,該發通稿的,他絕不會發獨家給我,至於我是怎麼從他滴水不漏的天羅地網中跑出獨家新聞的?他也從不追究,還會替我打圓場說:「人家就是勤快嘍!」
認識李導演二十多來,蒙他一路提攜,去年的《華語電影一百年紀念音樂會》上,李導演熱心又熱情地提供了他所拍攝的電影片段,又親自聆賞,在謝幕時分,又堅拒上台,不願搶去音樂家的榮光,這些生活和工作上的細節,我都是點滴在心頭的,今天看著他送給我的這兩套紀念郵票,前塵往事全都上了心頭,謹以短文做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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