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鄭文堂：深海心事

問：對你而言，電影到底是什麼？你最想拍的電影是什麼？

答：我想要拍很多人會想要進戲院一起觀賞，會笑會笑，和他的生活有關，會想起家人，親友，這才是我心目中最好的電影。

這和我剛開始看電影的感受有關，看完好電影總會讓人想起某些事情，一種於我心有戚戚焉的感動。例如侯孝賢的《戀戀風塵》中阿遠在鄉下成長的經驗，城鄉差距的明確對比，和女主角淡淡的愛情滋味，以及賴以為生的機車在西門町被人偷走時，那種憤怒、挫敗，好像也想去偷別人的摩托車的那種情緒，是我完全可以感受到的恍如人生已到絕路的悲情。

基本上，《戀戀風塵》拍出了我這一代鄉下長大的青年的共同經驗，影片中方人物故事，不再是虛幻放大的影像，而是和你有密切關係的，心裡面就好像被導演給觸摸到了，那和狄西嘉的《單車失竊記》中那份父子親情很近似，雖然那是義大利在1950年代的電影，但是那種貧窮世代人們共同有過的感覺，你就覺得它和你是沒有距離的。

日本導演山田洋次的所有作品和黑澤明的《電影狂》及《生之欲》，想要那種力量能夠放進自己的作品中。如果能達到庶民性格，那是我一輩子的努力。

《紅鬍子》裡三船敏郎飾演的醫生就要求學生問病如親，一定要照顧到病患斷了氣的最後時刻，那是醫學倫理上很基本，也很簡單的成長教育要求，看到這樣的人生觀照，對於學生和觀眾而言卻是一輩子的影響。

問；攝影機的位置可以反應創作者的視野和心態，你的《深海》裡的鏡頭是經常貼著地面的，拍了很多人的腳，用了不少仰角鏡頭來拍人生，是刻意用接近地面的角度來描寫邊緣的人生情境嗎？

答：其實，我只是隱約有這麼一點感覺而已，電影拍了相當日子了，比較知道該怎麼態度來表現人生的。人生小事，沒有這麼多可以生氣的，低一點來和人生相處，沒有什麼不好，從電影來看我是比較保守，但也是比較謙虛一點來和人相處。

我最想拍的電影是肯洛區的風格，《深海》最初的發想就是去拍一群在加工區工作的男女故事，最後是因為經費有限，不能找到大批的非職業演員，不能有那麼長的時間，讓他們自然地在攝影機前演出他們自己的故事。我非常著迷於一群鐵路工人就可以從容自在地穿梭於生活、工作和演戲之中。

問；《深海》的故事充滿了台灣的風情與人文背景，是源自朋友的故事嗎？

答：我周遭親人和朋友之間的確有很多人就像劇中的阿玉（蘇慧倫飾演）一樣，有著焦慮、不安和沒有方向的苦悶。後來我發現當你面對這些焦慮又無助的親友時，多花一點時間去陪伴他們，對他們就是很有用的力量。

你就抱著無所謂的態度，就是伸出一隻手，陪你在旁邊，聊聊天，看看海，喝杯茶，看本書，時間過了，傷口是不是也會結疤了呢？我很喜歡人際之間的這種親密關係，我創作的安安角色（陸奕靜飾演）就是他已經經歷了一定的生活歷練，有了一種寬闊的人生厚度，知道人生有一定會有不如意的事，遇上了就不妨跳一隻舞，跳一首恰恰吧，這就是電影英文名片《Blue Cha-Cha》的由來。其實，他們未必能提供人生困境的解答，對徬徨無助的人或朋友，我們也只要靠近，只要陪伴，不一定能有幫助，卻是最實在的一種生活 。

《深海》的最原始概念是我看過的一批有關珊瑚的紀錄片，我發現生病的珊瑚都很漂亮，都是白的，乍看之下白茫茫的一片，雪白的海底，美極了，卻是它們卻是生了病的珊瑚。這種美與病對立的矛盾和衝突是非常巨大的。阿玉就是這樣一個意念。

電影中拍了很多潛水鏡頭，最後卻都剪掉了，因為我認為電影中類似這種很表象很明白的意象是不必加上去的，留給觀眾去想就好了。我用力比較多的部份就是用《Blue Cha-Cha》的英文片名來完整表達我的想法，這個片名象徵人生難免有點憂鬱，有點藍色，但是人生遇上不如意的時候，跳隻恰恰，就可以解放，不必那麼憂鬱地陷在裡面，完全解放不出來。

問；看完你的電影，觀眾一定會想《深海》到底意謂著什麼？原本以為蘇慧倫飾演的阿玉會不會在最後就跳進海底，和生病的白化珊瑚一些游泳，但是你卻寧可要觀眾去想像，而非直接看見這樣的畫面。為什麼？

答：我比較希望拍出來的電影是讓大家走出戲院時，會覺得人生有一種比較開朗的感覺。也許和年齡有關，我真的不想讓觀眾走出戲院時還是覺得人生悲苦、無望，帶著愁雲慘霧回家，這是我覺得最重要的一種創作態度，希望能有一種力量能夠迎向新的人生。雖然我不一定想得出解決的方法，至少能夠有一種新的態度來面對人生吧！

問：愛情是《深海》裡很重要的議題，你完全沒有交代阿玉是在什麼樣的情境底下殺了她的丈夫而坐牢，電影就是從出獄時展開的，然而，阿玉遇上的兩個男人，都還是有所遇非人的悵惘和無奈，你想要表達的受情理念是什麼？

答：兩性之間的東西說起來複雜，仔細分析起來都是在很簡單的概念中輪迴糾纏，有點像劇中的阿玉，迷惑和認知錯誤，我不想花太多力氣去抽絲剝繭，因為生活裡太多這類的三角戀情遭遇，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說來說去卻全都糊在一起，沒有辦法分清楚旦非黑白的感覺，我比較想要描述的卻是同性之間可能存在及發生的情誼。

我所看到的愛情悲劇，很多都是因為太過黏纏，沒有了距離，所以讓人窒息，不能呼吸，因而導致了分離的悲劇。愛情的失敗有很多因素，我不認為這是誰的錯，戀愛過的人都感同身受的，因為這是無解的困局。

問：愛情沒有是非對錯，這就是《深海》裡最獨特的人生觀吧？大家都同情蘇慧倫，可是也不覺得戴立忍或李威有什麼錯，你沒有任何批判這兩個男人的情節，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委屈與無奈，這個尺寸拿捏很不容易的。

答：應該說是很危險的一種嘗試。一旦電影裡面沒有壞人的時候，觀眾的情緒能夠找到出口嗎？會不會進而排斥你的創意？坦白說，我曾經動搖過，想讓戴立忍和李威能夠有一點罪惡附加在角色之上。

台灣演員其實是越來越進步的，例如李威這種演慣偶像劇的演員，他也不會陷溺在既定的模式底下，我一直覺得演戲就是人生經驗的投射，所以我喜歡採取一種集體創作的模式，大家拍戲之前不斷針對劇情和角色來交換意見，用聊天的方式談出大家對劇情發展的意見與看法，例如李威就肯在拍片之初暢談自己的愛情經驗，強調如果自己的生活裡遇上這麼一個黏纏的女人，他一定就會離開；戴立忍也說如果對方真的不分青紅皂白就搶了他的電話，他一定也會失控動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