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頓兄弟：達氏電影學

一部偉大的作品，必定來自偉大的心靈。

一部成功的作品，必定來自開放的心靈。

台灣人對於來自比利時的達頓兄弟必定感覺陌生，他們雖然曾經以《美麗羅賽塔》和《孩子》得到過兩座世界影人夢寐以求的坎城影展金棕櫚獎，然而，高度八卦化，只搞起居注的台灣媒體，很少有版面刊載他們的創作歷程，他們如何成功？他們又堅持了什麼創作元素？

《孩子》今天在台北上映了，我整理了一些達頓兄弟的訪問語錄，或許能夠提供喜歡電影創作的朋友，不同角度的思維和理念。

李安曾經在《孩子》的記者會上提到：「我真的不明白，兄弟檔到底怎麼來合導電影？怎麼分工？誰負責什麼？誰來做最後決定？不只是達頓兄弟的合作模式我不明白，義大利的塔瓦尼(Taviani)兄弟，美國的柯恩兄弟（Coen）我也同樣不明白。」

這個問題真的不好回答，達頓兄弟的回答也很簡單：「我們是一個人，四隻眼睛。」實務的操作面，實際的分工與決策情況，他們沒有多說，只能揣想。但是從作品來看，四隻眼睛的結果，真的就讓電影的面向及人性的寫真程度更加寬廣。

看過達頓兄弟的作品都知道他們擅長以手提攝影機近距離拍攝，大量特寫細膩捕捉肢體外不經意流露的心理。這是事後的分析見解，真正的關鍵在於他們的臨場做 法，達頓兄弟的說法是：「我們事先有很多的排練，但是並不要求演員要照著規定和要求來做。每次拍攝都不會一樣。開放各種可能，有事情發生，才會有張力，因 為你真的不知道拍戲時會發生什麼事。迎接各種快樂的意外。」

迎接意外，其實是很多製片人夢魘，因為意外通常就代表災難，意外就代表失控，然而烙印在底片上的意外，卻更可能是千金難買的真實。

在攝影機前面創造真實，可以說是電影歷史百年來讓無數英雄失足的關卡，演員或者非演員，只要意識到攝影機的存在，就很難保持本色，展現真實，不是故意造假，就是興奮過度，失去純真。達頓兄弟卻是少數能「在拍戲現場找到了生命與自由」的創作者。

他們的心情是「因為我們拍出了演員抗拒控制，因而得到真實的電影氛圍」。長期拍攝紀錄片的這對兄弟表示：「紀錄片的特色就是捕捉一種自體之外的真實，你根本不可能控制它……我們試著不表現所有，不看到所有，透明、陰暗和抗拒都創作了一種真實和生命。」

抗拒才有真實。確實是一句很有哲理的話語。多數人是順從著攝影機，去追求一種人工意境，抗拒攝影機，不就是一種意外，不就是一種突如其來的失控狀態？

然而，意外才是一種真實，能夠承受意外，底片上的人物才會有生命力，達頓兄弟的創作心情因此格外重要，他們說：「我們不想做神，我們也不能主宰一切，我們只是維持事物的水平，不想凌駕其上。」

不過，電影藝術本身就代表著一種選擇，一種追求，雖然他們接受鏡頭所捕捉到一切真實，他們也清楚這些與他們心中期待的境界有多少落差，「不滿意，不高興， 我們就重拍，因此，電影中所有的場景都保留到最後，要等到影片剪輯工作全部完成時才准拆，因為，我們就怕最後還要重拍。」 就因為這麼堅持意境的重現，《美麗蘿賽塔》花了二百萬歐元（上億台幣）預算，拍出了長達六十小時的底片。這樣的工作環境，誠然，對多數台灣電影工作者而 言，是遙遠的天邊彩虹。

台灣和比利時的拍片條件不一樣，但是工作態度還是可以相互參考的，達頓兄弟特別標識出一種「房子」概念，很有趣，他們說：「拍電影就像幢房子，要讓你覺得 住得舒適才好。拍戲很刺激，二十多小的工作小組每天要聚在一起，創造一種並不真實存在的人物，生命，他們不只是在你眼前現身，還會閃躲，你實在不能掌握它 們，你面對的是真實，不能操控它，它們只是顯露了事物的本質。」

有幸住在同一個屋簷下的工作夥伴，如果不能舒適地生活在一起，風雨無歇，就必定是災難了。這套哲學，其實放在那裡都適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