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徐立功:曹禺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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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飛導演根據曹禺知名舞台劇改編的「日出」即將在台灣的電視頻道上亮相了,曹禺是誰?對台灣的年輕朋友而言,或許才是問題。於是我採訪了製片人徐立功,從摘錄的訪談中,大家約略可以看出一位製作人的心情。(全文會由天下文化集結,會同小說出版)

問:你是基於什麼樣的心情來製作「日出」這齣戲?

答:我主持的縱橫影視從創業開始就接連製作了「人間四月天」和「橘子紅了」,這幾齣戲都有一個共同的基調就是都是以一個人的經歷與情感為主軸,牽連出其他人物的悲歡離合,這樣的戲劇很討喜,只要人物選對了,演員詮釋得絲絲入扣,就容易贏得觀眾的認同與喜愛。

但是這樣的戲比較唯心,比較私密,與整個社會的關連不是那麼大,如何開闢戲劇創作的新角度,給大家不一樣的好戲,其實是我最關心的。曹禺先生的「日出」就 是符合我的新方向的一部作品,它不再是單純的私人情感際遇,它是一個時代的縮影,僅管原著誕生時描寫的是舊時代的「人吃人」慘狀,但是其中情節,以及對社 會心性的批判,放諸今天的社會,又完全適用,自然就是我優先選擇的拍攝題材。

問:對年輕的台灣讀者而言,曹禺或許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名字,但是對中年以上的台灣讀者而言,曹禺有兩個意義,曾經經歷抗戰歲月的父執輩們,誰沒有聽過曹禺的名字?誰不曾看過曹禺的舞台劇?那是一個久遠,但是輝煌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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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四五十歲的中年讀者而言,曹禺卻是禁書時代的代表人物,在反共抗俄的年代裡,我們無法在一般書店裡找到曹禺的著作,直到解嚴前十年,才開始有機會在台 灣大學的小書攤上買到私下盜刊翻印的「雷雨」、「原野」、「日出」和「北京人」,在這樣一個嚴重斷層的年代裡,選擇曹禺的「日出」,該當是你個人的獨特淵 源和私人品味吧?

答:你的問題幾乎已經把過去五十年曹禺在台灣的經歷都說完了,是的,對我而言,曹禺的書,當年就是禁書,我能看到的曹禺的書並不是簡體字的版本,而是當年 在大陸刊印的繁體字版本,而且印刷粗糙,紙張不佳,就因為是禁書,所以讀起來格外帶勁,好奇是我們讀禁書的最大誘因,只是看完了書,一點都不了解為什麼這 種書會是禁書,只因為作者是所謂的同情共產主義,主張社會改革運動的左翼文人,寫了一些揭發社會黑暗面的戲劇,書就這樣被禁了?現在想起來還真是很難理解 的事。

後來,整個社會風氣日漸開放,卅年代的文學作品不再是禁忌的話題,曹禺的書就和魯迅、巴金、茅盾、老舍等人的著作一樣悄悄就鬆了綁,不再用偷嘗禁果的心情 來看曹禺的書,反而收獲變多了,我不但細看曹禺的作品,同時也比較了大陸拍攝的電影版本,發覺或許是因為原著是經典,對後代的創作者而言,有明顯的約束 力,舞台劇風格嚴重影響著各種形式的表現,從場景到人物演技都有明顯的舞台劇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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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好聽一點,這是尊重原著,畢竟當初曹禺的創作目的就是要在舞台上搬演,情節設計,舞台走位,人物對白,一切都是從舞台考量上出發的;但是若要再細究起來時,就發現如何從原始面貌穿越時代長廊,用新生代觀眾能夠理解的語言和方式來重新詮釋,成為再創作的重要關鍵。

例如,莎士比亞的戲劇就不能再用它原來的伊莉莎白時代劇場觀念來搬演,同樣一齣「羅密歐與茱麗葉」的故事,如果要搬上大銀幕,就不能迷信劇場的方式,光是 找會唸台詞的「資深」演員來演他們的故事,一定要找年輕偶像,一定要套進新鮮的模式,所以才有巴茲魯赫曼,以現代MV的概念與手法去拍攝當代版的「羅密歐 ┼茱麗葉」,所以才有把莎士比亞代換成羅密歐的「莎翁情史」,一方面尊重原著,一方面找到新世代的語言來創作,其實是古典新詮的流行法則,我也是基於這樣 的念頭,才開始去開發「日出」的可能性。

問:經典不致於「古」典,經典不致於「老」朽,關鍵就在於創新,曹禺寫「日出」時是1936年,距離2005今天整整六十九年了,遠遠超過一個甲子的時代變遷,你如何肯定這本書,這樣一齣戲還有新鮮的內容,可以讓新生代觀眾可以產生共鳴?

答: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時間可以改變外貌,但是人心卻往往沒有改變,曹禺在接受訪問時,曾經提到說他的「日出」女主角陳白露的自殺其實受到了阮玲玉自 殺的影響。阮玲玉是活生生的社會犧牲者,她從平凡女孩奮鬥到一代巨星,卻也在人言可畏下自殺;這和最近幾年一些走頭無路的女明星跳樓自殺的悲劇,有什麼不 一樣,類似陳白露這樣的角色,從來沒有在我們的社會裡消失,只要處理得當,陳白露一定是可以贏得觀眾疼愛的角色。

同樣地,「日出」的劇本裡雖然沒有寫明時代背景,但是我們知道那就是天津,七十年前,天津的發達繁榮直如今天的台北,曹禺筆下的天津社會正是受到世界經濟 不景氣影響的中國社會,驚人的貧富差距,嚴重的社會不公現象,到處可見;台灣今天不也正是受到世界不景氣的衝擊嗎?多少人正在過著笑貧不笑娼的生活,多少 人被債務所逼倉皇躲債,或者乾脆自殺了事;多少人像潘月亭與金八一樣忙著玩金錢遊戲?多少人像多金的顧八奶奶一樣,追逐著完全不實在,完全虛幻的老少配感 情遊戲?

時代變了很多,交通工具不一樣了,通訊系統不同了,但是我們肉身演出的悲喜劇,並沒有太多的不同,重新讀一次「日出」,你會驚訝發覺,曹禺筆下的吃人社會 故事,不正在台北上演?不正在北京、上海和廣州上演?這就是「日出」的永恆性,也就是我們再度改編「日出」時最重要的時代背景,我相信,所有的人雖然看的 是半世紀前的故事,心中想的卻是一切就好像這兩天報紙上或電視新聞上出現的情節。

問:剛好可以借古諷今?

答:是的,但是我不是故意的,而是曹禺先生的原著裡就已經預見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我們只是再把這些規律點出來,歡眾如果從電視劇裡閱讀吸收到這些訊息,一定會更佩服曹禺先生的真知卓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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