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政治迫害電影,急轉直下成為教育電影,《擊劍大師(Miekkailija/The Fencer)》說出了一則動人的時代故事。
芬蘭導演Klaus Härö從愛沙尼亞的小鎮Haapsalu火車站開始說故事,最後一場戲同樣是在這間車站,從最初的主角孑然一身,到最後的情人/師生齊相會,情感與情緒的「對比」讓《擊劍大師》的煽情指數,猛然跳增了好幾倍。
《擊劍大師》的故事與愛沙尼亞的歷史悲劇有關,關鍵在於兩大之間難為小,愛沙尼亞曾遭德國併吞,後來又歸併蘇聯,政權一易主,人民就遭殃,Märt Avandi飾演的擊劍大師Endel曾經被迫參加德軍(召集令一頒布,誰敢不從?),只要往事被人揭露,肯定成為秘密警察查辦的政治犯,於是只好隱姓埋名,來到偏鄉小學當起體育老師。
「年輕有為,何以離開列寧格勒?不在大都市發展?」 這是校長對Endel的第一個質疑。
「什麼運動不好教,硬要教擊劍?多麼資本主義的運動?」 這是校長對Endel的第二個質疑。
「你一定要低調,不能讓人知道你的往事。」Endel的列寧格勒老友總在電話中這樣提醒他。
一開始,Endel確實低調,只是在這個缺少壯丁的小鎮裡,孩童看他的眼神格外不同,有時是老師,更多時候是對消失父親的想望與期待。電影看似最不經意的一筆人間素描,卻是全片核心:父親不見了,是戰爭所致?還是政治迫害所致?電影中擊劍少年Jaan的爺爺,不就是因為表態支持Endel,舊事被挖,就怕秘密警察帶走?校方會派人做身家調查,隨時都會有人被「帶走」,被「消失」,正是最直白的時代控訴。
Endel甘冒大不諱,願意在小學教擊劍,是因為Endel無法閃避學童Marta的熱切眼神,她看見了新奇,也看見了美麗,那亦是Endel真正可以教給孩子的本事,從空手比畫到折樹枝,所有的克難教學,成為無聊小鎮最有趣的活動,同樣地,女教師也被Endel的熱情感動,擊劍的春天來得晚了一些,卻格外蜜甜。
正因為如此,家長會的表決攤牌,就形成對威權體制的挑釁,眼看火車就要對撞了,Endel究竟是要明哲保身?還是就這樣豁出去呢?Endel的惶恐與不安,是人性的必然反應,那是肅殺的政治,然而,Endel的選擇,則成了面對政治整肅時,極其清楚又有力的身教與言教。
《擊劍大師》的故事時間點設定在1953年,那一年,統治蘇聯卅年的史達林辭世了,所有的政治清算都因他而起,所有的人間悲劇都因他而生,因為他,Endel也被帶走了,因為他,Endel又回來了,人生確實荒謬,但也如此,我們才來得及對Endel的際遇,長長歎口氣,那是百感交集的無可奈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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