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勃瑞福：主流啟示錄

勞勃．瑞福教了我的第二件事是：不要接受政治人物的誤導。

事件的前提是英國首相David Cameron。因為Cameron他在今年一月參訪知名的松林（Pinewood）片廠時，接見了英國電影界的多位大老，聆聽了對英國影業發展的建議，他的結論是BFI（英國電影中心）應該鼓勵業者多拍商業大片。

英國彩券事業相當蓬勃，大家都期待一夕致富，所以彩券盈餘頗豐，台灣的彩券收入盈餘，有四成五移做國民年金，百分之五挹注全民健康保險，剩下一半則給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福利基金，今年二月的總盈餘就達二十六億，社會福利可以分到十三億元，不無小補。英國的彩券盈餘分配則不同， 二成八轉做公益，一成二給國庫，其中又有部份錢要移做電影發展基金，2011年就有16億英磅（八百億台幣）挹注公益，亦有6.85億給官方運用，根據英國文化創意業產業（Culture and the Creative Industries）部長Ed Vaizey的說法，BFI分配到的經費為2800萬英磅（約14億台幣），隨後會逐年增加，到2014年時會達4300萬英磅（約21億台幣），這筆錢說多不多，用來資助年輕人拍攝長短片或紀錄片確實相當好用，可是真要來拍攝大型商業製作，真的夠嗎？

政府投資拍攝電影，文化命脈的傳承，理應是優先考量，能否在商業體系上賺錢，其實交給商人操心就好，但是文化紮根的工程，多數是默默無聞工程，無法滿足政客收割政績的企圖心；作品會賺錢，就容易獲得媒體青睞，觀眾共鳴亦大，容易帶動風起雲湧的氣勢，一旁吶喊的政客亦容易沾光。紮根工作很累，一時又看不到結果，自是乏人聞問，搶摘風光果實則就成了政客最愛的選擇了。

更吊詭的議題是：花大錢拍大片就一定會成功（指名），就一定會賺錢（指利）嗎？電影業的風險之一就在於投資與回收之間，沒有必然的等號，電影圈常有小兵立大功的傳奇，亦常有錢丟到水裡的失敗投資，前者通常是獨立製片業錐子出頭的風光傳奇，後者則暗藏著多少人暗夜泣血的呻吟。政府資源有限，要在文化或商業中做出選擇，其實就看主事者的眼光與企圖了。

David Cameron挨勞勃．瑞福罵的原因就在於他鼓勵BFI多支持商業片，要去擴大電影產業的機能，以與國際強勢作品相抗衡。勞勃．瑞福的主要觀理由之一就是商業大片只是電影的一種類型，電影「事業」有太多的影片類型，Cameron首相的觀光太狹礙，沒有考慮到其他電影人的心聲，亦未必就投合了觀眾的需求。

尋找非主流之外的其他可能，其實是勞勃．瑞福創辦Sundance影展，甚至最近還把Sundance概念銷往英國，目標就是要讓觀眾看見更多非主流的電影。主流電影有什麼不好？非主流究竟要好在那裡？這其實是爭議許久，一直得不到共識結論的老話題。

基本上，主流電影的目標就在於獲利，作品要能吸引觀眾，就能獲利，於是聲光場面都需顧及，靈驗的市場公式更是反覆操作亦不厭倦，久而久之，就如同生產線上的持續複製；非主流電影則強調個人印記，偏愛個人或實驗色彩，偶而會走偏鋒，但亦因鼓勵個人才情的盡情發揮，不時就會閃耀出動人靈光。但是非主流電影因為製作成本低，創意常陷進揮灑不開的困境，即時有些金援，亦因規模不大，杯水車薪，無濟於事，容易就被急著立功收割的短視政客視為不必浪費力氣的投資，畢竟文化長河的風景，與政客的政治生命鮮有重疊。

電影會賣座，確實能帶動市場活力，台灣電影市場確實因為《海角七號》、《艋舺》和《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動輒上億的票房盈收，証明了觀眾依舊愛看好看的台灣電影，使得景氣開始復甦，金主亦摩拳擦掌尋找獵物（不過，很多製片也向我抱怨，大家都說有興趣，卻不願第一個出錢，看到真有人下海了，才會跟進，《臥虎藏龍》的最初金主就因為猶豫，甚至退縮，就此錯失了上億的回收），但是回頭看看台灣電影低迷二十年的黯淡歲月裡，不亦都是非主流的電影工作者靠著夢想，胼手胝足在維繫電影的香火嗎？他們在吃苦時，那些金主在那裡？　

我不否認，大型商業電影確有火車頭的功能，可以讓製片的各個環節都因此提昇水準，非常時期確實可以集中資源來打造旗艦計畫，改善體質，那是政府可以適時伸出援手的時候，但是電影回歸正常運作時，賺錢的生意就讓商人去評估與投資吧（獲得輔導金的人，有誰曾經把獲利盈餘繳還國庫？），政府的資源此時更可以理直氣壯回歸文化面，在人才培育和短片創作上，提供更多的援助，讓人才活水得能源源不絕，讓優秀作品有更多可能得以曝光。

計較眼前利害的，通通就是政客，看得到未來的，才是政治家，勞勃．瑞福罵David Cameron的關鍵在於國家的角色。他憑著自己的力量都可以創辦維繫獨立製片命脈的Sundance影展，有錢有勢的政府何以還在憂煩主流呢？外行的政客只會隔靴搔癢，內行的電影人，能不講真話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