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春煉獄：正反合

反抗威權，爭取自由是常見的電影題材，即使難免苦情，難免悲壯，只要看到不屈的靈魂與倔強的背脊，卻依舊有著撼動人心的力量，挪威導演Marius Holst執導的《我的青春煉獄（King of Devil's Island/ Kongen av Bastøy）》，就在老瓶中灌注新血，成就讓人急著想知道結局的青春電影。

《我的青春煉獄》描寫20世紀初年，挪威一座少年管教院內的暴動事件，地點是一座孤立於海洋上的小島Bastoy，一群犯了錯的11歲到18歲青年在警方戒護下，乘搭渡輪上送往小島，接受感化教育，感化院的目的雖標榜「感化」，以教育之名收矯正之效，實際上的做為卻是以學堂形式，遂行威權管理，四望皆是茫茫大海，無路可逃，再叛逆的青年亦只能忍氣吞聲，在威權下低首聽命。

認命的，遇上不認命的，就會激爆戲劇火花，囂張慣的，遇上敢於挑戰的，就會引爆對峙情緒，《我的青春煉獄》的故事設定鎖定了兩位接受管化教育的代表人物，學號為「C-1」（由Trond Nilssen飾演）的Olav，是一位待滿六年，即將獲得自由的學員領袖，學號為「C-19」（由Benjamin Helstad飾演）的Erling，則是犯過殺人罪，才剛被送進島上的新進學員。「C-1」傳授給「C-19」在島上的生存規則，但是「C-19」並不領情，他一心一意規畫逃亡，他的抗爭突顯了島上管理的荒謬與惡劣，喚醒了已經被洗腦的「C-1」，用良知與血性找回了人性尊嚴。

雖然，《我的青春煉獄》的故事結構曾經在其他類似《惡魔島（Papillon）》與《飛越杜鵑窩（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電影中出現，領頭羊雖然必定遭遇挫敗與羞辱，最終還是能夠撼動他人，群起抗爭。只不過，《我的青春煉獄》脫俗的地方在於提出了意象的類比、對管理階層的質疑，以及自由的誘惑與道德矛盾的拔河。

電影從一頭負傷的鯨魚開場，它雖然身中三槍魚鏢，但是依舊奮勇不屈，繼續往前泅泳，直到力盡，那是電影中不識字的「C-19」透過口述的方式，請「C-1」寫信給他姐姐的信中故事，但是導演卻選中做為「C-19」被押往小島時，對著汪洋大海的冥想獨白，是的，他有如受傷的鯨魚，透過夫子自道的形式，他不願被島上紀律制約（射中鯨魚的魚槍）的心態，即已清楚浮現，再加上他們總是不時藉尿遁之名，一頁接一頁寫下鯨魚的反抗細節，鯨魚的象徵功能，就完成了極其簡單明白，但也意象鮮明的連結。

其次，島上的青年是犯了錯，被送往天涯海角接受感化，但是陪著他們的，是滿懷教育理念的社服義工？或者是勉強混口飯吃的失意人？孩子回不了家，負責管教的舍監或者典獄長，其實也有著流放天涯的無奈，於是有人濫用公款，只求博妻子一笑，有人則是凌虐陰柔學員，以逞私慾......孩子犯錯，接受矯正，但是負責矯正的大人，究竟要照誰的模式，成就什麼樣的矯正大計呢？《我的青春煉獄》對於成入社會的批判，集中反應在一位已經被洗腦成功的樣板身上，透過C1的迷惑、鬆動與抉擇，電影期待的人性力量，如此簡明，如此有力。

《我的青春煉獄》中的這個管教學堂，採取了大食堂與大宿舍來取代鐵窗牢籠，但是四處汪洋就如同看不見的鐵窗，肆無忌憚的威權則更是深不見底的黑暗牢籠，因此在這些孩子的眼睛裡，只剩下無奈的恐懼，「C-19」的抗爭，或許是不知天高地厚的螳臂擋車，卻因為他的人權與正義的認知，絕不含混，亦不曖昧，他的癡傻血性，就此取得了理直氣壯的認同與共鳴，讓他頓時成為苦悶青春的代言人。

電影的核心矛盾設定在「C-1」與「C-19」之間，「C-1」是徹底接受典獄長改造的樣版，「C-19」則是從不信從威權的反抗代表，「C-1」即將結束管教，重回社會，他自然希望一切平安，「C-19」則是到達小島的第一天就想逃亡，他的行動當然會連累「C-1」，聽話就能重生，不聽話就得受罰的「校規」，讓「C-1」振搌有辭，卻被「C-19」嗤之以鼻，在傳統的戲劇手法中，「C-1」與「C-19」會就此分道揚鑣，各行其是，但是本片卻將看似兩極對立的兩位青年，還原到彼此都只是青春受刑人的本色，他們相互擦撞出來的火花，頓時讓這座惡魔島有了不同的火光。

導演此時加進了一位慘白柔弱的「C-5」青年，他是舍監性侵的玩物，心靈跡近崩潰，於是「C-19」反過來質問「C-1」正義何在？「C-1」終於挺身而出時，非但救不了「C-5」，反而加重了他的挫敗與恥辱，亦暴露了訓誨師之間相互威脅與勾結的醜陋嘴臉，以致於夢想幻滅的「C-1」必需在正義與隱忍間做出抉擇。

反而是一直挑戰威權的「C-19」，此時卻要「C-1」遷就現實，自由後再圖伸張正義。「C-1」與「C-19」的心境與立場對換，不但是《我的青春煉獄》最有戲味的人性議題，也讓這則真實發生的歷史事件，對於社會體系下的人性幽暗，得著了更強捍有力的批判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