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與電影：故園舊夢

如果用心去聽

那心是軟軟的鼻音

是一首首圓圓易散碎的歌

一叢叢淡紫 微透明的湘绣

被揉縐的寧靜

與行人擦肩而過

在花店的走廊上／馮青 

人生，常因為偶然或者巧合，得著意想不到的啟蒙與體悟。

走進高雄市的橋頭糖廠時，看到一座座斑駁古老的舊房舍，恣意伸長枝椏氣根的老榕樹，再踩上滿地的落葉，聽見吱軋的乾裂聲，舊時代的幽靈似乎全都獲得了解放，全都竄出了塵封的老宅，迫不及待地說著滾滾往事，聽著歷史的跫音迴旋在耳際時，我知道，我被這座城市給欺騙了，不，更正確地講，是我自己誤解了這座城市。

世人以自己走進，或者接觸一座城市的方式，界定自己的認知。搭乘飛機或高鐵，進入眼簾的是當代的科技人生，坐上舢板或渡輪往來海河之間時，觸目所及的是高樓洋房的當代建築。是的，這是今日高雄，然而，昨天的高雄又是什麼情貌呢？答案，要看你問的是五十年前，一百年前，或者四百五十年前的昨天？

城市的歷史總是靜靜地躺在街頭巷弄間，窩身在石牆車軌的夾縫裡，夾藏在史書的縫隙中，它一直都在，卻只因為我們無知，所以不曾感受到它的氣息。不過，電影卻有著悄悄解碼的功能，而且往往是在無意間跌撞而出的。

啟蒙的關鍵在於《淚王子》這部電影。

一位曾經在台灣成長，後來到了香港發展，最後又回到台灣為自己的青春記憶，留下吉光片羽的電影導演楊凡，悄悄在他的《淚王子》揭開了古高雄的書房一頁。

雖然，他在橋頭糖廠找著的是1950年代的南台灣記憶，然而，他開啟的潘朵拉盒子，卻也透露出再早五十年前的台灣傳奇。今年四月，在本書的主編連惠楨邀請下，我們來到了橋頭糖廠，一切只因為《淚王子》曾在此處取景，因為楊凡在《淚王子》中拍出了台灣電影極其罕見的「蒼涼卻又華麗」的矛盾視覺，然而，也就在尋訪拍片現場的足跡時，看著荒蕪的庭園，卻也就不免想起了郭子究老師的名曲《你來》：「你來，在清晨悄悄地來，當晨曦還未照上樓台，你踏著滿園的露水，折下一隻帶露的玫瑰，聽我向你細訴，昨夜的夢，夢中回到故園，故園是遍地落葉與秋風...」是的，一部《淚王子》講述的無非就是「夢中回到故園，故園是遍地落葉與秋風...」的那般既惆悵又蕭索的似水流年。那首歌，不只是唱給民國時期的人們聆賞的，同樣也適用於百年前曾來此開墾經營，最後卻埋骨於此的日本糖廠社長金木善山郎，是否也曾在這片落葉庭園中，思憶著故園？如今，他的石碑墓旁，除了落葉與秋風，也別無迴音了。

楊凡在橋頭糖廠中找回了台灣已經消失了六十年的景觀，人生只能有一個六十，城市卻能有無數個六十寒暑，問題在於，誰看見了這些隱形的六十年輪？那一層又一層的年輪，不就如此繫繞，也書寫著一座城市的記憶。

高雄不是台灣歷史最悠久的城市，史書上記載著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擊敗明鄭部隊，佔領了臺灣之後，派了一百名水兵駐紮在打狗仔旗後，那是四百二十七年前的往事，當年的打狗，是何等模樣？那百名水兵發生了什麼事？歷史再不見記載。當然，更早一點，鄭成功的部隊在台南鹿耳門登陸後，又如何看待這個南台灣的漁港？又有多少駐軍在此？當地住民又是什麼關係？歷史更沒有留下片語隻字。

近一點看吧，咸豐八年（1858年），一紙天津條約，讓打狗成為台灣對外交易的通商口岸，漁港已然悄悄轉變為商港，除了英國人和法國人堂而皇之地來了，日本人呢？平埔族、南島人和福佬粤客又是如何通婚共處的呢？

炫耀歷史，是老學究的偏好與專利，但是站上橋頭糖廠舊址，歷史就已輕輕來毃門了。

日本人在佔領台灣的第六年後就設立了橋頭糖廠，那是西元1901年的決策與行動，從此農人和工人就忙著從當時最新式機具中將收成下來的甘蔗榨汁，然後再熬煮出蔗糖，一直到1999年才由中華民國政府宣佈停工，從糧食產業的基地為轉換為觀光旅遊的古蹟，糖廠由日本人奠基，即使改朝換代易主無數，但是古人氣息，建築手痕卻又歷歷在目，你很難想像，環繞著一座巨大榕樹與廣場而蓋成的水泥磚屋，究竟是宿舍或是管束所？要住人的空間，何以規畫得那麼狹小擠迫？不是想要困頓人心的責難空間，何以將人放入讓人喘不過氣來的空間？所有的問號，對照著建物的遺跡，彷彿又就得見了當年一燈如豆的物質窘迫年代，曾經在每座門後上演的心事了。

更特別的當然是無處不在防空洞、紅磚水塔和彈藥庫，糧食產業基地在戰爭年代中，自然成了軍事重地，進攻與防守的雙方不是都各有圖謀嗎？但是兢兢業業，唯恐權力失落的經營者，又如何抗拒時間洪流？又如何預想得到百年後，人們會以金甘蔗之名，在他們避難的防空洞裡，利用天然的黯黑空間，放起了電影，在長官訓話的大樹下，搭起了白幕，辦起了影展，陪伴著歷史的記憶，陪著只在想像的空間中依舊迴盪的警報聲響，聆聽，也觀賞著新世代的夢想？當年，所有的圖謀與策畫，早就在時間的安排下，換了新劇本來上演了。

橋頭糖廠曾經有傲人的生產力，曾經是製糖勢力南北擴編的風光基地，伴隨強大經濟力因運而生的自然就是一代接一代的權貴故事，雖然台灣人還來不及從糖廠往事中找出動人故事，然而對照王童導演作品《無言的山丘》中，那位對台灣礦工動粗絕不留情的日本廠長，似乎也有了古今參照的實例，那位廠場穿著和服，住著日式建築，但是迴盪在屋子內的樂聲，卻是留聲機傳播出來的卻是柴可夫斯基的《悲愴》樂音。厚實的經濟生產力，讓橋頭糖敞的歷代糖長得能參考歐洲的巴洛克風格營建樓房屋宇，也得能橫向移植東洋故國的建築遺風，能古允今，歐亞混合的建血風格，不就是那個年代日本人標榜身份階級的重要符號嗎？

橋頭糖廠是個時空錯置的空間，是個歷史可以重新排比整理的空間。古蹟的文化定位，讓建物和文物得以停格，減緩後人的破壞；然而，古蹟特具的華麗的蒼涼，卻又提供了後人發想改造的動力，拍電影的人，隨意撥動著時空軸線，訴說著主題心情；辦餐飲的人，把營業的木板樓潻成了白宮，改成了藝廊；榕樹下，兩隻麥克風，三具喇叭，幾位日本遊客就在先人遊魂依舊徘徊難捨的空間中，唱出了日語歌曲的卡拉ＯＫ......

羅馬神話中，有一個最具象徵意味的特別神祉，名叫Janus，多數時期祂都有兩個頭，或者說兩張臉，一個往左，一個往右，或者說一張往前看，一張往後看，你可以說是他是門神，亦可以說他是時間之神，因為一張臉瞧望的過去時光，象徵舊時光的過去，另一張臉則在張望著未來，意謂著新年的新展望，橋頭糖廠扮演的角色無非就是高雄的Janus，在這裡，你彷彿瞧見了高雄的昨日，但是才一回身，五百公尺外，高雄捷運在此設站，台鐵亦日日有班車駛過，高雄的明天還在這裡儲積著能量，等著啟動呢！眼前是昨日，迴身就是明日，歷史與命運的機緣在這裡交會，在此共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