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搗蜂窩的女孩：伏筆

一套《千禧年三部曲（Millenium trilogy）》的三本小說，能夠讓瑞典導演搶拍成電影，再讓好萊塢大導演大衛．芬奇（David Fincher）同意重拍《龍紋身的女孩（The Girl with the Dragon Tattoo）》，關鍵全在於史迪格．拉森（Stieg Larsson）的原著布局詭奇嚴密，讓人順著劇情繞轉，急著一窺究竟。

從《龍紋身的女孩（Män som hatar kvinnor）》、《玩火的女孩（Flickan som lekte med elden）》到最終章《直搗蜂窩的女孩（Luftslottet som sprängdes）》，編劇從Nikolaj Arcel 、Jonas Frykberg 到Ulf Ryberg換了三人，導演亦從第一集的 Niels Arden Oplev，換到了接拍二、三集的Daniel Alfredson，再怎麼變，其實都脫不著原著框架，電影的表現手法或者節奏感算是流暢，卻沒有好萊塢那麼煽情嗜血，反而多了點歐洲的優雅自適，節奏不影響劇情，關鍵就在於原著結構紮實，確有內容引人入勝。

《千禧年三部曲》的主題其實只有一個：「瑞典有18%的女性曾一度遭男性威脅。」女主角Noomi Rapace飾演的莎蘭德從第一集《龍紋身的女孩》就備極辛苦，坐過捷運也會遭惡少毒打，自己的監護人更是人面獸心，拿法律和金錢做要脅，填補自己的變態性欲，這場男性暴虐戲拍得讓人痛心髮指，然而莎蘭德靠偷拍自保，進而在監護人肚皮上刺青復仇的戲份，確實也成了第一集中最大快人心的高潮，但是史迪格．拉森的高明則在於好戲不應浪費，如果只是受欺女性的復仇，未免就做小了，那張自拍光碟，在第二集《玩火的女孩》中成了男主角Michael Nyqvist飾演的記者布隆維斯特真正認識莎蘭德的揭秘密件，到了第三集的《直搗蜂窩的女孩》時，更是法庭審判上，得以推翻所有男人讕言，扭轉勝負的重要証物。

小說即使厚達三大冊，人物性格和相關細節都是完整的一體；電影即使拍了三集，前頭出現的人物與細節，也得能在最後的關鍵時刻發揮力量，都說明了創作者確實用心打造，《魔戒三部曲》如此，《千禧年三部曲》更是精彩實証。

莎蘭德的苦情際遇確實是《千禧年三部曲》的核心關鍵，雖然從父兄、監護人到教養院醫生都是剝削凌辱她的爛人，但從駭客、布隆維斯特到急救醫生，卻也都有著良善與體貼的摰情關照，光明與黑暗的對照呼應，處理得相當平衡，不致淪為一面倒的性別批判。不過，更有趣的卻也在於莎蘭德與布隆維斯特的患難情誼，有相知相惜，甚至可以交心託命，但是也僅止於此，即使有救命之恩，卻也未必硬要扯上情愛關係，即使布維隆斯特在雲開見天青後上門探視，不懂得與人相處，不會處理人際關係的莎蘭德也依舊冷漠相待，沒有相擁，亦沒有任何感謝言詞，雖然難免讓期待激情的觀眾有些許失落，卻吻合了莎蘭德一以貫之的酷女形像，基本上，她的性傾向亦是對女性較有好感，志同道合的生死情義，不做任何夾纏，也是首尾呼應的一貫語法。

比較讓人失望的無法是那幫利害關係錯綜複雜的歹徒，年輕氣盛時，政商關係亨通的他們胡作非為，作孽無數，年老之時，面對真相即將曝光的困獸之鬥，基本上卻是靈光與風光同時不再，久病殺手勉強得逞，年輕殺手卻是來不及出手即告失手，壞人不夠壞，歹徒不夠囂張（例如，只會打電話和寫email威脅千禧年雜誌社同仁的虛張聲勢手段，是連一般黑道都不如的慢郎中手法了），以致仿國家公權力只要動員起來就能手到擒來的的簡單邏輯，都大幅降低了《直搗蜂窩的女孩》的緊張氣氛，同時更因為拿光碟做救命王牌的策略早早就曝了光，也就少了乾坤逆轉的震撼了。

原著提供了豐厚的骨肉，但是只有翻譯文字的影像詮釋版本，就「小說改編」的要求而言，明顯是不夠的（我們已經無需討論Michael Nyqvist飾演的記者布隆維斯特是如何的平庸平凡，如何地無法滿足觀眾的想像），電影善用的伏筆，其實都來自小說，電影少了自己的語言與魅力，自然就蒼白了許多，或許這些都是好萊塢致力重拍的關鍵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