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柿子：白紙對青天

王童導演的《紅柿子》，緣自他姥姥珍藏的齊白石名畫「五世（柿）其昌」，王童本人的電影風格，則力求齊白石做畫的意境「白紙對青天」，每格底片要能曲盡人間百態，但又來去自若，少見雕琢斧痕，青天下斑斑人事，卻已在銀幕上自然舒展。

王童的電影裡，很少有開天闢地的蓋世英雄，反而總是從生活中經常可見的市井小民身上取材，平常歲月裡的繁瑣小事，平常到了極點，但是點點滴滴串連一塊，卻另有涓涓細流，終成江河的快意。

從1980年代的《看海的日子》、《策馬入林》、《稻草人》、《香蕉天堂》到1990 年代的《無言的山丘》和《紅柿子》，王童偏好由小觀大的取材路線異常鮮明，提供影迷一個相當明確的欣賞指標，從作者論的觀點來看，王童一再選擇他最熟的小人物做主題，反覆鉤描悲歡歲月中的小人物嘴臉，無非是想透過動盪的中國近代史，將平凡中國人的曾經有過的耐心與軔度，真實具現。

但是，沒有英雄的電影是很難拍的。沒有英雄，意謂著這部電影就少了一個大家可以認同，可以悲喜同感的對象，就少了一個可以轉動全局的主動輪軸；沒有英雄的電影，完全得靠導演的魔法棒來呼風喚雨，創造一個高難度的想像殿堂。

王童的魔法棒是一隻大毛筆，他不拿工筆細描，不靠細筆刻繪，他求的是傳神寫意，點到為止，所以他的影迷要有慧心和耐心，才能趣味盎然地層層環剝，嘗到柿子的甘甜。

美術出身的王童，在《紅柿子》中除挑起了編劇的重擔，因為故事充滿了濃得化不開的自傳色彩，使得《紅柿子》的故事布局，格外小心嚴謹，每一個人物，每一件情事的分寸拿捏，在在考驗著他的藝術執著和人生態度。

因為是自傳，所以，王童就得思量用什麼角度來呈現家族和大時代之間的相互關係，一面倒地護衛自家人，固然可以讓家人安心，但在藝術表現的格局上，就顯得目光短淺，拘絆太多，很難發揮。但是如果像英國導演約翰．褒曼（John Boorman）拍的《希望與榮耀(Hope and Glory)》那樣，太過寫實逼真地呈現自家姐妹的成長歷程，又恐怕會引發外界不必要的揣測，和家族成員的反彈，有違自傳電影的創作原旨。

王童的選擇是有點偏，又不太偏的溫厚表現手法。譬如王氏兄弟初到小學上課時，個個新布鞋，操場上其他同學則都是光腳丫子；以及同學們吃便當，只有他們有炊事兵到校園來煮湯，王童不帶褒眨贅詞，就呈現出王家家境及時代環境的物質生活情貌。可是貧窮畢竟是時代主流，不多久之後，我們開始看到共用一個硯台的兄弟姐妹，必需在各個教室之間「趕場」的喜趣場面，但是王童也透過兄妹向姥姥抗議的對白，彰顯出王家人在貧困歲月中，周濟度日的窘迫心情。

寫小人物，王童有更人性的關懷，譬如奶媽和侍從官的戀情，就人倫禮法而言，或許是逾越了尺度，但是人事離亂的時代動盪，本來就沒有一個可以長久依靠的準繩，年輕男女朝夕相處而生情，而珠胎暗結，並不算是意外，所以海外從權結合，但是在婚禮上還是免不了有一點思憶往事的小小尷尬…那個動亂時代的悲歡離合人生，就在王童人性飽滿，有情又不失禮的鏡觸下，顯現了中國人安身立命的隨遇而安生存哲學。

電影人其實都會有意無意地交代自己和電影結緣創作心路，台灣新電影的導演們有很多偷窺電影的成長經驗，王童則把自對電影的迷戀，上溯到家裡那一位愛看電影的老奶奶，不論是三船敏郎的宮本武藏，或是嚴俊和白光的《海棠紅》，找得到電影片段的時候，王童毫不客氣地就把白光和嚴俊當年的風流模樣，銀幕再現，找不到電影片段的時候，他也會試著用海報和口述，來敘描他和電影的初戀情深。

電影資料館提供的《海棠紅》電影片段，讓已經不知道嚴俊昔日丰彩的年輕影迷，讓看不到《一代妖姬》白光當年風情的年輕影迷們，有機會再「意外」撞擊到電影史上的華彩片段，或許會因而油生再拍好電影的豪情，或許會因而激發研究中國電影的壯志，王童的這個「回顧」動作，別有文化傳承，暗室點燈的深意；另外，王童再從老奶奶徘徊戲院看板前，聽著孫子描述宮本武藏和佐佐木小次郎決鬥的敘述；以及四五個孫子用白光好騷的言詞，慫恿著奶奶帶他們去趕最後一場電影的激情……王童不多費力地就交代了深藏在他血液之中，迷戀電影迄今不悔的深層動力。

對於一位長期觀察台灣電影生態的影迷而言，我們或許也要感謝王童請了《超級大國民》的金馬獎影帝林揚，在片中扮演了被兩個壯丁兒子，硬是「綁架」跑來，氣喘吁吁要看病的醫生角色，林揚的戲不多，兩場戲不到五句話的對白，卻是他硬朗的身子最喜趣的一次表演。中風後的林揚，目前還在努力地復健之中，王童即時保留住「影帝」病前的一次難忘演出，不知是有意或無意的巧合，《紅柿子》就是這麼成功的具現了電影傳承影像「史蹟」的實際功能。

生活的無奈成為事過境遷的回憶之後，人們總是會把苦當甜，對於自己能夠從那樣的風風雨雨熬過來，有更多的寬容、憐憫和慶幸，所以王童的電影，對於悲愴往事，很少聲色俱厲的指控，有的只是回憶的頌歌，不過，他的回憶和歌頌很清淡，很少煽情的經營、音樂或戲劇調度，絕大多數的場合，他都選擇了用半真實的紀錄體來把記憶上色重現，王童的創作神髓，其實就像老家庭園的那顆柿子樹，記憶已經斑白灰濛，但是柿子豔紅如昔，因為王童懂得用電腦繪圖的最新科技，呈現記憶新貌，他的努力，也就像是初到台灣時的那個初夏之夜，螢火虫在院子中飛舞的場面，點點滴滴，螢光滿空，教人難忘。

比較引人好奇的是王童和他父親之間的關係。從叱吒風雲的總司令，從老是弄不清自己兒子叫啥名字，反而被兒子嫌成還是別回家比較好的忙碌軍人，到賣筆、養雞，到養牛蛙都不成功，甚至做公車都會跌破嘴的失意中年人，這個父親，具現了是動亂年代，一再調整生命角色，卻調整得灰頭土臉的尷尬人物。

為尊著諱，是中國傳統上人倫綱常必要的講究，但在現代藝術上，這些顧忌卻會是扼殺創意的頭號殺手。王童的選擇其實力求中性超越，所以我們才聽到孩子寧願他到軍中，也不要他回家的抱怨；所以，我們才看得到父親會在家裡商議軍國大計的寒傖急切；所以，我們才看得到父親在公車上失足的狼狽。但是，我們在目睹父親不懂經商，一再失利的窘迫之餘，卻也能感受到食指浩繁，把他壓得喘不過氣來的父愛光澤。半生戎馬，餘生卻得汲汲為稻粱謀的苦，父親是不會對子女說的，可是兒子都已長大成年，有時還會替他帶本「花花公子」雜誌給他看的王童，卻深情獨具地用鏡頭很精準地呈現出那個年代的父親憂煩。

創意都是好的，可是電影戲劇的張力，最後還是要落實到演員身上，偏偏，《紅》的演員組成卻是全片最弱的一環，從陶述、石雋、王娟、張世到魯直，外形都是貼切的，大夥也都咬緊牙，賣力極了在演出，但是出來的戲感卻是緊緊繃繃，欠乏生活的真實力道，王童拚命營建出一個大時代的空間，彷彿已經把浩浩青天，搬上了他的畫布上，等待的就是演員們畫龍點睛的一舞，但是這個最要命，也最不可缺的瞬間爆發力，卻明顯不足，使得整體創作少了直打人心的感動力，相當可惜。

齊白石說過：「作畫要在似與不似之間，太似為媚世，不似為欺世。」似與不似之間，考驗的不是藝術工作者的智慧，而是根本的才情與靈性。《紅柿子》走在創作的高空繩索上，顫顫巍巍，追求著時代重現的架構，鋪展的是特定時空下的人性魂靈，僅管高索上嘯嘯風狂，走得顛仆驚險，但是青天已經躍然紙上，他追求的夢，雖不盡完美，畢竟成圓，落下個美麗的句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