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德昌一一：天意與巧合

電影創作神秘又有趣，有時候是意念先行，一切都已篤定在心，拍攝和剪接都只是意念的完成；有時候則是意念恍惚，一切都好像只有個綱要，拍攝和剪接時都還在無盡的成長與茁壯。

多數觀眾都不知道創作的艱辛，多數的觀眾都是以成敗論英雄，不論孕育的過程有多艱難，只要成果感人，就備加推崇，一旦索然乏味，心血氣力花再多，也換不來好臉色與響亮掌聲的。

台灣新生代導演陳映蓉的《國士無雙》中，有兩位詐騙集團份子，一位是領班頭頭鄧安寧，一位是行騙高手金勤，電影中，鄧安寧很髒，不停地吃零嘴，同時又口沫橫飛地高談闊論，導致食物碎絮四處散落，愛乾淨的金勤，因而就不停地擦拭著桌面和地板，一個噴，一個擦，絕對矛盾的動作，形成電影的另類諧趣。

「劇本原來沒有寫這麼多，」陳映蓉親口告訴我：「那是我們在拍片現場討論劇情與人物性格時，大家碰撞出來的火花。」拍電影要有劇本做藍圖，可是光靠劇本還不夠，現場隨機應變的火花非常重要。

拍片還要靠運氣，侯孝賢拍攝《悲情城市》時，只為了捕捉晨起的雲霧感覺，曾經連發了一個星期通告，只為了一朵雲，只為了山間嵐氣，等不到他要的場景，那就繼續等到氣氛對了再說。

楊德昌拍攝《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時，為了重建民國四０年代的時代場景煞費苦心，台北找不到，一路找到了屏東，電影都已經開拍了，主景還是不能讓他滿意，直到有一天，司機迷了路，闖進了一條小巷子，楊德昌才發現尋尋覓覓不可得舊房舍場景就在那條巷弄中。

通常，如願以償的時候，就叫做天意，但是天意不見得天天碰得著，遇不上，碰不著，只好將就，電影就會有缺憾，只能期待下回他日會更好。

不過，楊德昌拍片往往是意念先行的。概念清楚，就知道如何構圖，如何調度場面，知道如何突顯重點。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的男主角張震，電影剛開始沒多久，就覺得視力不清楚，可能是近視了。在光線不足，營養不良的年代中，四眼田雞的生理現象既平凡又普遍，然而，楊德昌卻能在這個小情節中，埋下了張震因為「近視」，「看不清」周遭環境，也「看不清」愛情的盲點，為後來的少年悲情，留下了很有說服力的伏筆。

同樣地，在《一一》中，楊德昌的鏡頭總是有意無意地會從公寓大廈和學校的監視器來見証生活實況，婷婷陪著奶奶回家時，我們從監視裡看到有個少年試圖闖門，他是誰？後來，才知道他是婷婷鄰居女孩的男友胖子。光看監視器，我們會誤以為他是小偷，後來才知道，他是懷春的少男。

同樣地，小男生洋洋的氣球被女同學和老師誤會成保險套，清楚刻畫出他老是含冤莫白的客觀環境，於是他先是努力地去拍攝蚊子的蚊子照片，只有拍到了蚊子，大人才會相信他的話，這樣的一個相機，最後卻發展成他專拍拍下凡夫俗子所看不見的後腦勺，這樣的動作其實是告訴你，人們通常以為自己看到了全部的真相，卻看不到真實背後的另一半。楊德昌很明白地告訴大家：「偏偏，那個看不見的一半，卻是人們創造力的源頭。」

傑出的電影就會在意念和意像的層層累積下，營釀出動人的世界，最重要的是導演有話要說，意圖鮮明，因而勾繪出的世界就寬廣，否則硬要在剪接檯上做文章，灑狗血，終究是吃力而不討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