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鏡頭,往往就決定了影片的基調,就替電影定了性。
法國導演阿薩亞斯的2004作品《錯的多美麗(Clean)》中的開場戲是張曼玉和她的歌手老公大吵一架後,奪門而出,一個人開車到河邊生悶氣,窗外下著雨,河對岸是一座火光烈焰打造的工廠城市,像座高度機械化的文明廢墟,充滿著非人卻又想吃人的妖異氣氛;河這邊,卻是一顆寂寞而又受創的靈魂,她找不到出口,只能靠毒品給自己短暫的麻醉和遺忘......她一點都不知道,第二天醒來時,她的世界就完全不一樣了。
都市像怪獸,這好像是科幻電影才有的景觀,卻成了「錯的多美麗」最讓人心驚膽裂的影像構圖和文明批判。它是真實的反射,也是劇情的象徵。我想起了西洋歌曲「If」中我最愛唱的那一句:「If a picture paints a thousand words......」所有的影像創作者,誰不是在追尋那幅可以說上千言萬語的簡單圖象?
問題,就在視界,就在功力。
《錯的多美麗》的這個畫面讓我想起了侯孝賢的《尼羅河女兒》中的台北盆地景觀。是的,台北是個盆地,我們在地理課上學過這個名詞,但是我們眼中的台北,竟然全是水泥叢林景觀,你什麼時候發現過台北盆地的地平線?你什麼時候細看過台北盆地的山稜線?
對很多人而言,台北影像的具體符號無非高樓大廈和捷運,早年,當然還有西門町的中華商場、十五六號公園的破落戶、機車和汽車爭道的市容......那是因為我們生活在都市裡,每天抬頭所及就是那款的繁華或擁擠,身陷城市,就很難另外找到一個視野、觀點,跳脫來看我們自己的座標,自己的位置,你只能面對迫人而來的高樓,面對熙來攘往的人群去張羅你的人生欲念。張曼玉要到河對岸,才能見到吃人的都市景觀,而平凡的我們卻鎮日在叢林裡狩獵和流浪,就像伍迪艾倫的《曼哈頓》一樣,隔著哈德遜河遙望紐約,你可以聽見《藍色狂想曲》裡的煙火輝煌的都市禮讚,但是回到城市裡,卻是多少的版本都說不清楚一個都市的輪廓素描。
距離,控制了我們的心胸;高度,決定了我們的視野。
侯孝賢的《尼羅河女兒》和楊德昌的《麻將》,都曾經試圖換一個角度來看沈睡中的台北,他們的選擇都是站到高樓或屋頂上,極目四望,破曉時分的台北,有難得的安靜,只有不能平靜的靈魂在掙扎在抖動著。從不同的高度看台北,一動一靜的名利呼吸變得很遙遠,讓人似所有悟;一旦迴身下樓,回到紅塵的下個念頭,人們還是回到都市裡繼續鬥爭,繼續沈淪,影像成了最最無奈的一聲歎息。
法國導演夏布洛認為古今中外的電影導演只有兩種人:一種是說書人,一種是詩人。其實,還有很多導演是依迴在這兩極之間的第三者,他們沈迷於跌宕起伏的人間悲喜劇中,卻也不忘偶而來吟唱
偏偏,多年之後,你常常忘了電影故事,但是你的腦海裡卻還會浮現那條憂傷的彩帶。因為that picture paints a thousand words...... which I will never fo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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