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次晚安：愛的重量

挪威長大的導演Erik Poppe，1980年代曾經當過戰地記者，明白冒著槍林彈雨採訪新聞的壓力， 《一千次晚安》既是他回顧自己的1980年代，也是向記者致敬的作品。

電影的核心人物是法國影后Juliette Binoche飾演的愛爾蘭攝影記者 Rebecca，一開場就是她深入喀布爾的反抗軍核心，拍到了炸彈「死士」以身殉道的儀式過程，也在爆炸現場承受了強大的震波所傷，暈厥倒地，但她在倒地之前，快門依舊按著快門，依舊勤力捕捉那濃聚著悲情與暴力的恐怖現場。

是的，以前的戰地記者電影以男性居多，《一千次晚安》選擇了女記者，既點出了巾幗不讓鬚眉的時代女性特質，也因為同時她還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一位在專業上有傑出表現的女性，又如何兼顧家庭與親情呢？導演Erik Poppe讓三分之二的劇情衝突發生在 Rebecca的愛爾蘭住家中，正是凸顯同樣要求專業（記者或母親），一旦起了衝突，兩者不可得兼時，才會引爆的巨大矛盾。 

開場的Rebecca，無所畏懼，一心一意只念著她的採訪報導能否成功，從祭天淨身追蹤到爆 炸前夕，很少人能像她那麼完整紀錄炸彈客的心路歷程，但是她的鍥而不捨，卻也引發警察關切，才導致衝突提前引爆。

甦醒後的她，成為前線英雄，但是返家後，大女兒Steph（由Lauryn Canny 飾演）與丈夫Marcus（由Nikolaj Coster-Waldau飾演）卻相對冷淡，只因為她全心全意奉獻工作，完全忽略了家人的懸念與掛心，不是單身，無法做自了漢，她要如何面對自己的婚姻、家庭與親情，才是《一千次晚安》檢視戰地記者的反向切入點。

電影有三個巧妙的設計，首先是禮物。Rebecca每回出差返家，都會備妥禮物送給女兒，這回從醫院返家，她忘了，但是丈夫幫她準備好了。她的虧欠，寫在心上，寫在眉宇間，但要到了她查看了女兒的日記，看見了自己不能替女兒過生日，只能在異國前線寄回卡片，聊表心意。也許，她沒想隨便應付，但是女兒的慎重其事，仔細保存，卻更添了她的心虛，才會有就此不再前線涉險的承諾。

其次是照片。Rebecca用生命換來的戰地照片，按理來說，東家媒體應該視若珍寶，結果卻是在五角大廈的施壓下，東家猶豫了，那是Rebecca專業上的重挫，卻也充分顯示前線與編輯檯的矛盾，那是多少記者嘔心瀝血才交出來的文稿卻橫遭打壓的新聞悲歌？然而，電影給Rebecca的救贖卻是青春期的女兒Steph看過照片，第一次認識了母親的工作本質，同時也想到了可以讓母親的照片來豐富她的學校報告（名家攝影用來做學堂報告，雖然是大材小用，卻是親子融冰的關鍵），照片究竟身價幾何？是鴻毛或泰山？不就是看是誰在看這些照片嗎？

第三是前線。傷癒後的Rebecca再次受邀前往非洲難民營採訪報導，她心中想去，但是才承諾了丈夫不再險，因此沒有允諾，但是Steph得知風險不高，想替自己的報告加分，反而促成了這趟母女行。在那兒，Steph學會了攝影，卻也驚見強徒行兇，難民世界依舊有槍林彈雨，Rebecca的新聞本性被槍聲喚醒，再也不顧女兒的驚恐尖叫，將Steph託付友人後，轉身就朝帳篷奔去...

是的，Marcus早就說過了，他才不相信Rebecca會放棄前線採訪，返家的Rebecca只是休養蓄積能量，隨時會再出發，他受不了那種夜夜就怕電話鈴響的心理煎熬，同樣地，見證母親為了火線新聞，就放下親情的決斷，Steph的舊恨新愁同樣上心頭，專業記者與專職母親的矛盾；親密愛人與事業達人的矛盾，很難不在這裡炸得血肉模糊。

《一千次晚安》的不俗在於只有目擊，才能感同身受。女兒「採訪」母親何以要涉險拍照？母親的解答，讓女兒有了初解人事的啟蒙，母親告訴她因為實在看不得人間如此不公不義，滿腔憤怒，拍照成為她唯一的救贖，更是女兒認識母親的關鍵轉機。

《一千次晚安》的不凡在於只有親身走過，才知有多難。女兒在非洲前線受驚，對母親的棄她不顧，受創更深，從此形同陌路，母女終於談判時，女兒拿起相機連按百次快門不鬆手的憤怒，讓快門聲有如槍聲，聲聲擊中母親的心，讓無懼強暴的Rebecca也不能不澘然落淚。

《一千次晚安》的犀利在於透過比較，創造了立體縱深。導演一方面透過Rebecca的雙重身份，完成了戰地記者與親情價值的永恆錯焦；另一方面則讓Rebecca重返阿富汗前線，採訪同樣的炸彈「死士」主題，以前的她，眼中只有事件，只求完成報導；如今的她，卻是看見了青春，也看見了生命，快門再難按下。她的進化或者軟弱，讓戰地攝影記者的雕像取得了立體刻度。

當然，Juliette Binoche的表演活化了電影的可信度，你會感歎，台灣電影還在忙著談小情小愛；你會感歎歐洲有這樣的劇本，讓中年婦女的身心世界都有了動人的伸展空間；你更會感歎，電影的功能就在開啟人生視野，成功達陣的《一千次晚安》讓影迷看見了電影工作的神聖與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