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天明：古道西風瘦馬

我見過吳天明四次，從意氣風發到黯淡落寞，境遇各不相同，恰巧就是1980年代中國電影的浮沈見證。

頭一回，1987年東京影展，吳天明執導的《老井》獲得最佳影片和最佳男主角獎（張藝謀），我在領獎台下一面拍照，一面熱情地鼓掌。華人有喜慶，兩岸兄弟齊拍手，不是嗎？

那一年，台灣還在實施戒嚴令，台灣還看不到中國電影，想看中國電影做研究，日本和香港是兩個橋頭堡，採訪稿提到中國電影也不知道能不能見刊？不過，這些外在的禁忌都綑不住我，看到好電影，認識好手或高手，才是電影迷或電影記者該關切的事（那時候只要香港或東京有中國電影節的活動，我都會自掏腰包飛去東京和香港做功課）。

那一回的東京影展，除了《老井》參賽，還有吳子牛執導的《最後一個冬日》參加青年電影競逐，記者會後，台港記者少不了就在老東京張光斗的安排下與吳天明等人把酒言歡。那一夜，聽見吳子牛以「頭兒」稱呼吳天明，再聽到吳天明回憶自己從爸爸口袋裏偷錢，只為了要去看電影，聽到他每天騎著單車在西安穿梭來去串門子逐夢，以及仗恃著「天高皇帝遠」的地理優勢，敢與共黨幹部鬥法的往事。

不管是那個年代，聽見藝術家敢於對抗政治，我都是心嚮往之的。

第二回，1988年坎城影展，吳天明領軍的《紅高粱》才剛才在柏林影展首開先例奪下了最佳影片金熊獎，他又率領大隊人馬遠征坎城，這回是陳凱歌執導的《孩子王》。

那一年，台灣影人開始進軍坎城市場展（侯孝賢亦有《尼羅河女兒》參加《導演雙週》單元映演），坎城會場上升起中華民國國旗，我和徐楓女士都曾在旗下合影，但是第二天旗就被撤下了，旗桿空了，我找到吳天明向他抗議，不是說兄弟們，怎麼如此傾軋？吳明天苦著臉告訴我：「不是我，是馬賽總領事。」中國動用外交干預，不管台灣影人怎麼抗議都沒用，最後是徐楓乾脆在市場展的自家攤位上掛起國旗。

那一年，《孩子王》慘敗，沒有得獎，只得了一個極盡嘲謔能事的金鬧鐘獎，主要就是老外嫌陳凱歌的電影太悶了，我並不反對這個獎，因為我看《孩子王》時，看著看著，人也暈沈了過去。

不過，1988年的坎城影展讓我真的體會了：藝術遇上政治，往往只能折腰。所有的美麗承諾或者願景，其實都是虛空不實的。

第三回，1989年香港。

中國發生了六四事件，吳天明暫時沒能回到中國，人窩在九龍的一家小飯店裡，探聽著消息，等待著機會。再相逢，雖然笑聲依舊爽朗，整個人卻快樂不起來，他遞了幾個案子給我看，還有一個募款計畫，希望能爭取海外金援，讓想拍好電影的華人持續出擊，但是，那是多艱難而又漫長的一條道路啊，我看不到出路，也看不到盡頭。

坐在床沿，看著吳天明悶頭抽著菸，我聞嗅到了英雄末路的氣息，但又很像是那間房間裡潮溼的悶氣。

最後一回是2007年，新北市的翡翠灣福華飯店。

吳天明終於來到台灣參加兩岸三地導演會，拿到了他足足等了19年的「楊士琪電影紀念獎」。

楊士琪是我在聯合報服務時的前輩，1984年她因為氣喘猝逝，我才得以補了缺進到了聯合報，後來一群電影圈的朋友成立了「楊士琪電影紀念獎」，第一屆得主是帶動台灣新電影的前中影總經理明驥；第二屆就是吳天明，得獎理由就是他擔任中國西安製片廠廠長時，極力打破中國片廠的官僚體制，培育了中國第五代導演陳凱歌、張藝謀、黃建新等人，讓國際影人認識了中國電影，第三屆得主則是默默革新國內電影攝製器材，帶動電影工業技術進步的林添榮。

吳天明是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受害者，他被官方視為異議份子，不准返鄉，流落美國，過著開錄影帶店，勉強度日。好不容易再回到西安，再拍了《變臉》，形式不新，銳氣不多，卻依舊有著濃郁的人文關懷，無奈共鳴迴響不多，我知道他其實是落寞的。

那一回吳天明上台領獎說的話，倒是饒富深意：「談到陳凱歌、張藝謀、黃建新等人，那是我擔任西安電影製片廠廠長，給他們拍電影的機會，以後的成就都是他們自己的，現在是我沾他們的光...」其實，沒有吳天明的支持，陳凱歌與張藝謀的演藝路途，未必能夠順暢，他在拍攝《人生》時遇到了正在為《黃土地》四處看景的張藝謀與陳凱歌，素昧平生，看到他們餓得發慌，又缺錢用，結果吳天明不但備飯，還讓製片調出一輛吉普車及兩三千塊錢給他們去看景，點點滴滴，那都是西安王才有的霸氣啊！

因為吳天明，張藝謀出人意料地以《老井》的男主角表演，榮獲東京影展影帝，因為吳天明，張藝謀執導的《紅高粱》在柏林影展拚到了頭獎，打響了中國電影第五代導演的名號，雖然無可避免遇到挑戰與批評，嫌他總把中國保守貧破的舊傢伙掏給外國人，以異國風情譁眾取寵，但是沒有人敢否定他把中國電影推向了國際。

後來，只有吳天明敢當著張藝謀的面罵他說：「你拍的《三槍拍案驚奇》，到底想告訴人什麼？」吳天明從不諱言自己拍的電影都不賺錢，但是他堅持電影藝術家應該用良知去表現人生理想，對於中國影壇一窩蜂只顧掙錢瞎拍，他的良知與堅持，多像空谷足音？

想起了馬致遠的元曲「天淨沙」，想起了「古道西風瘦馬」，想起了下面兩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