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蘭電影大師華依達(Andrzej Wajda)曾經這樣形容過波蘭音樂大師瓦謝奇.齊拉(Wojciech Kilar,1932-2013):「我和許多作曲家合作過,但我最敬佩齊拉。因為他的音樂不但總是能吻合劇情,還能替電影增添迷人旋律。」
波蘭音樂大師瓦謝奇.齊拉(Wojciech Kilar)
是的,我足足晚了卅八天才知道大師辭世的消息,心頭滿是震驚,連夜寫成這篇文字追悼大師。
齊拉生前曾經替一百四十部左右的影視作品創作過配樂,歐洲人都尊稱他是波蘭當代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只是多數台灣影迷對波蘭電影很陌生,但只要曾看過柯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執導的《吸血鬼(Dracula)》、波蘭斯基(Roman Polanski)執導的《死亡處女(Death and the Maiden)》、《鬼上門(The Ninth Gate)》和《戰地琴人(The Pianist)》,以及紐西蘭女導演珍.康萍(Jane Campion)合作的《伴我一世情(The Portrait of a Lady)》,你一定會慶幸有他的音樂扶襯,這幾部名片因而得以更添了顏色。
齊拉曾經開玩笑說他從小就被迫去學音樂,因為父親是婦科醫生,母親是劇場演員,在那個環境下長大,不學音樂都很難。事實上他隨著母親遷居到了Katowice才開始迷戀鋼琴,原本是要做一位鋼琴家,波蘭音樂界第一次聽到他的名字就是因為他的鋼琴彈得很不錯,十二歲那年,齊拉參加波蘭的Rzeszów青年鋼琴大賽,而且是彈奏自己創作的「兩個袖珍小娃娃」獲得了第二名。
他的音樂人生一直就是沈浸在古典音樂的世界裡,先後在波蘭國立的Katowice高等音樂學院拜名師學琴,同時也兼學作曲,以第一級成績畢業,同時也以「小序曲(Small Overture)」獲得了華沙的青年交響樂競賽的第二名。
他在26歲那年就開始從事影視作品的配樂工作,波蘭著名導演奇士勞斯基(Krzysztof Kieślowski)、贊努西(Krzysztof Zanussi)和華依達(Andrzej Wajda.)等人都曾經和他合作過。奇士勞斯基曾經在他的訪談文稿中提到,他在拍攝《機遇之歌(Blind Chance)》之前,原本都是取用別人已經完成的現成音樂來配樂,用一些他聽過的音樂,曾經被別的音樂家或導演用過的音樂作品來重新詮釋他的電影,可是他一直夢想能夠找到一位作曲家,全新創作交響樂,然後指揮交響樂團來灌錄聲帶,可是當時他還不是很有名,製片經費有限,所以一直到拍攝《機遇之歌》時,才能開始嘗試交響樂的配樂形式,齊拉就是幫助他圓夢的作曲家。
不過,青壯時期的齊拉並不是全然死守在古典音樂的領域裡,他優遊在古典新詮和尋訪現代新聲的雙層舞台上,作品風格深受史特拉汶斯基和巴托克的影響,最擅長卻是用管絃樂的古典曲式,配合民謠曲風的吟唱風味和敘事形式,打造出風格綺麗,又充滿遐想的音樂空間。他熱愛東歐民謠,曾經走訪各地採集民謠,也嘗試過即興演出的爵士樂和強調節奏和新形式敲打音樂的表演,追尋音樂的活力,當然也因為深受東歐民族的深厚宗教觀念影響,很喜歡用教堂祈禱唱詩的人聲和弦樂傳統曲風,來表現宗教音樂的肅穆和神秘。
這些影響音樂家成長的人生歷程,後來都直接反應在他的電影配樂作品之中,例如他為柯波拉的《吸血鬼》配樂時,就巧妙地運用了東歐民謠風味和人聲吟唱的抒情結構來反應《吸血鬼》發源於東歐鄉野的神秘環境氣氛,特別是人聲吟唱部分,既像是無辜百姓哀告上蒼的祈禱文,也有悲憫蒼生的神秘宗教氣質,為很講究藝術造境的「吸血鬼」提供了豐富的感性空間。
最妙的是,齊拉當年是在半夜時分接到柯波拉的邀約電影,聽到柯波拉的名字,他立刻想到了《教父》,一旦「教父」開口了,誰敢拒絕呢?其次,柯波拉的影像風格也是深深景仰的,能與大師合作,他自然樂不可支。
《吸血鬼》的創作經驗到了1999年時又有了更上層樓的機會,齊拉第二度和波蘭斯基導演合作宗教懸疑電影《鬼上門(The Ninth Gate)》時,因為電影改編自西班牙作家裴瑞茲.賴維特(Arturo Pérez-Reverte)1997年的暢銷書「仲馬俱樂部(El Club Dumas)」,強尼.戴普(Johnny Depp)飾演一位骨董書的收藏專家,為了追尋兩本暗藏魔鬼天命的絕版禁書,結果捲進一場超靈異的世紀大陰謀之中。全片的基調旋律彷彿是無助世人面對蒼茫大地的告解和求助,神聖中還帶有一點悲涼,情不自禁就會追隨著男主角的步伐去追尋生命迷宮的真像。
《鬼上門》的古意題材與冒險風情,形成兩大特色,奇拉首先以單音鍵盤的敲擊,帶出思古幽情,再以空靈飄渺的女聲吟唱,引領觀眾遊移在古籍和現代的冥想時空中,一開場就強力震撼了觀眾的心靈和耳朵;在名為「Corso(即男主角之名)」主題旋律中,用銅管小號來詮釋男主角勇於冒險的浪漫性格,整部電影就在這兩個旋律基調的對話中,進入了一個神秘又驚悚的靈異世界中,不論是單獨聆賞或對照劇情來品味,都是非常精彩的音樂演出。
女導演珍.康萍要將文豪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81年的名著「仕女圖(The Portrait of a Lady)」改編成電影《伴我一世情》時,同樣也看中了齊拉兼具古典與現代的音樂抒情功力。
電影描寫十九世紀婦女不願接受命運擺布的宿命情愛人生,珍.康萍在開拍之前,就把全片定位成「通俗劇」,她說她一點都不擔心電影的氣質和格調會被「通俗」給拖累了,她相信她精挑的演員約翰.馬柯維奇(John Malkovich)和妮可.基曼(Nicole Kidman)可以在「通俗」劇情中挖掘人間真情,所以她寄望音樂要有帶動電影話題的功能,還要扮演女主角的情感橋梁功能,讓觀眾一聽到音樂,就可以明白女主角的內心聲音和吶喊。
齊拉雖然受過紮實的古典音樂訓練,但是他很重視電影音樂的動聽悅耳,因為只有動聽的旋律,才能打開觀眾的心房仔細聆聽音樂的深情,《伴我一世情》中,不論是「My Life Before me」或「Flowers of Firenze」的主題音樂,長笛與直笛交響吹奏的深情,就宛如慕情少女如慕如泣的心緒,難怪齊拉會信心十足地說:「只要聽見音樂,你就明白我想說的話了。」
許多作曲家都視電影配樂為謀生工具,難登大雅之堂,齊拉卻是一直很認真處理電影音樂,年輕時期他深受音響學派(Sonorism)影響,對於前衛音樂的音響處理特別感興趣,敢於大膽嘗試各種樂器的實驗演奏技巧(代表作品叫做「Riff 62」),但是1959.年開始接下電影配樂工程時,他就避開了這些艱深複雜的音樂模式,他相信成功的電影音樂不必太有企圖心寫大曲子,也不能太複雜,因為電影留給音樂表現的空間很有限,兩三分鐘就很多了,不像一般古典音樂可以長篇大論來經營情感結構,不過,他也從來不馬虎,他創作的電影配樂兼具通俗與不俗的氣質,同樣具備著適合交響樂團搬到音樂廳演出的動人質量。
齊拉相信好的電影音樂,最好就是要不斷地重複主題,但是每次重複的時候,還要帶上一點變化。「主題」帶領觀眾溶入電影的基調,「變化」,不論是旋律或器樂配置的易動,則是反應帶動劇情的進展歷程。所以,觀眾只要細細比較他的「精神一致,容貌千變萬化」的電影配樂,就能體會他那種「萬變不離其宗」的音樂詮釋方式。
配樂人生中最重要的合作夥伴要算贊努西導演了,他們合作過四十部影視作品,邊做邊學的過程,讓齊拉嘗試了各種配樂可能,不管是《波蘭式出軌(Bilans kwartalny)》中鋼琴和弦樂的淒涼對話,或者《狂奔歲月(Cwa)》用樂器來模彷馬匹狂奔的感覺,以及《仁慈之心(Życie za Życie)》華麗抒情的「Father Kolbe´s Preaching」(後來還被《楚門的世界(The Truman Show)》選做主題樂章),贊努西曾經形容齊拉的音樂就有如一種「語意學的解讀(semantic interpretation)」,音樂取得了類似對白的位階,可以更豐富畫面的內涵,千里馬有了伯樂的賞識就更能縱情奔騰了。
至於大導演華依達則是從1975 年開始與他合作了六部作品,其中第一部作品《應許之地(Ziemia Obiecana)》就獲得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提名,齊拉在《應許之地》中創造了動聽的華爾滋,後來不論是《塔度斯先生(Pan Tadeusz)》或《復仇(Zemsta)》同樣少不了動聽的華曲主題,一切只因為他相信舞曲最易動人,最易形塑觀眾的集體共鳴。
齊拉則是最感謝華依達的信任與授權,「他給了我充份自由,讓作曲家儼如電影的共同創作者之一,華依達要的音樂不只是填空,或者呼應影像而已,他希望音樂本身亦有其價值,這就讓音樂可以超越電影而鮮活存在了。」
齊拉除了音樂創作很有特色之外,也是一位用心的音樂教育家,花了相當多的時間和力氣在培植波蘭的新生代作曲家,不但擔任過波蘭作曲家協會的副會長,自已還創立了西曼諾斯基音樂學社,贊努西導演了解他的奮鬥歷程與創作心願,曾經將他的生平拍成了一部電視電影,並以他的姓名縮寫命名,片名就叫做《W.K.》,找到這部片名字,應是我今年要努力的目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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