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政治與藝術

客從中國來，送我四張片，其中之一就是成龍從影的第一百部作品《1911：辛亥革命》。我選在雙十節的凌晨觀看這部電影，無非也是想應景看看對岸如何詮釋辛亥革命。

第一個觀感是說的太多，電影感太少。

張藜執導的《1911：辛亥革命》，標榜1911，卻未謹守1911年的時光座標，先往前溯及了1907年秋瑾遭五花大綁，遊街斬首的情節開始，用她深情凝視一位哺乳婦人的影像，傳達革命乃造福後世子孫之意，然後才是林覺民等同盟會人士在海邊壯遊，矢志參與1911年春天的廣州黃花崗起義的聚會，透過徐宗漢的代洗衣裳，整理出他們的訣別書，透過他們在海邊嬉戲的場景，標識著他們青春正好卻不圖己私，以為天下人謀幸福的決心。

問題在於除了志士浪漫之外，他們的理念幾乎都是透過「說」的方式來呈現。不僅從秋瑾到林覺民都如此，連黎元洪、黃興和孫文的理念亦然，甚至唐紹儀對孫文的品評，袁士凱對馮國璋的戰略方析，都掉進了「話劇」式的口白朗誦，唯恐「不說人不知」，卻又掉入了「說了嫌太白」的窘境。

關鍵在於編劇想講的史事太多，起承轉合之間，找不到更簡單明白的切入點，於是就直接套進當事人的嘴中，透過「夫子自道」的方式，闡述一己或對方理念。這個手法，偶一為之還算好，全片都如此重複，就成了口號話劇了！

第二個觀感是重點模糊，政治模糊，而且共和取代了民國。

辛亥革命百年，兩岸政府都還在爭取正統詮釋主權，爭著做孫文主義的忠實執行者身份，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觀點拍攝的《1911：辛亥革命》，只談共和，只談民國，卻迴避史實，全片未曾出現「中華民國」四個字（不知是不想？不敢？或者不能？），卻明顯是政治操作得過頭了。

史實清楚記載，孫文在1911年12月25日抵達上海後，同月29日被推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並於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誓就任，他與袁世凱達成的秘密協議中，也曾強調「顛覆滿洲專制政府，鞏固中華民國......」也承諾只要「專制政府既倒......即當解臨時大總統之職」。史詩電影尊重史實，其實是最基本的要求了，故意迴避「中華民國」，反而暴露了創作者觀望政治風向，投鼠忌器的政治過敏心態，完全削弱了電影的史實說服力（從本文附列的兩款電影海報，也就清楚可見創作者的政治迴避心態了）。

迴避「中華民國」固然可議，卻也清楚下政治干預的手痕，成為日後月旦影片格局的鐵証，但是重要情節的過於簡化，才是更大的致命傷，從黃花崗革命因何失敗？不知；武昌起義如何開槍？不明；黃興為何從武昌轉攻南京，結果如何？不詳！全片或因史事太多，許多情節只能點到為止，所以有了不知，不明和不詳的跳躍式處理（欲知細節，請自行查考史書），也因此渙散了戲劇焦點。

第三個觀感則是反派有型，主角太假。

不論是成龍飾演的黃興（還是標準的成龍制式表情，還硬要加上一段船艙奪槍身手）或者趙文瑄飾演的孫文（表情線條太刻意貼合歷史照片，以致於臉部肌肉太過僵硬不自然），都因為主角身份太過明確，太拘泥於「拷貝」的「形似」要求，反而喪失了動人的「神采」，至於姜武飾演的黎元洪和孫淳飾演的袁世凱則確實演活了軍閥權謀的表情，但是導演讓兩人都在剪辮散髮

的戲份上「故做姿態」，卻是明顯忘記了「乍見有力，再見就重累贅」的創作禁忌，殊為可惜。至於孫文去職的考量，絕對不應只有政治然諾的考量，內部失和，袁世凱步步進逼的機關算盡，都未能獲得更有力的論述，只突顯了孫文「無私者」的人格背書，也讓人油生力有未逮之憾。

全片情緒起伏最大的戲份的應屬陳沖飾演的隆裕太后，外有虎狼覬覦，內有叛離烽火，偏偏手下盡是無用大臣，面對著袁世凱皮裡陽秋的「法國大革命」逼宮啟示錄，孤兒寡婦唯恐難保頸上頭顱的澘然落淚，還真有點繁華落盡的蒼涼無奈，但是編劇同樣犯了重複毛病，不時只會說聲：「能不能說一點我知道的事。」不時還要疾言厲色地拔掉袁世凱官職，甚至聲嘶力竭地宣詔：「退位！」刻意求戲劇動人的手法，其不能突顯她色厲內荏的心虛，陳沖演來用力，卻未能換來等量的共鳴與震撼，也真的只好黯然退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