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城影展：勝利與永恆

一年一度的坎城影展即將落幕了，一位朋友從蔚藍海岸打電話給我：「今年的電影都好難看，評審一定很難給獎。」

「你會嫌別人的孩子醜，但是沒有人會嫌自己孩子醜的。」我笑著告訴他：「難看的是那些想上台，卻沒能上台的人。」

伊朗導演阿巴斯曾經在出任坎城評審長之後說過一句話：「每位創作者都來當當評審也滿好的，一旦你知道，電影獎是怎麼決定產生的，以後的得失心就不會那麼重了。」

是的，拍出電影到影展參賽的人，沒有人是純粹想來觀摩的，有機會，誰不想拿獎？拿不到，就瀟灑地說是來觀摩見習，一派雲淡風輕的模樣，也滿好的；拿得到獎，卻不是自己想拿的獎，就難免酸，就難免失態。

1996 年之前，看過《霧中風景》和《鸛鳥踟躕》的我，對於希臘導演安哲羅普洛斯佩服得不得了，覺得他雖然個頭矮胖，然而構圖雄奇，寓意深遠，心靈也一定深遠遼闊，然而，1996年的坎城影展競賽上，他的《尤里西斯生命之旅》輸給了庫斯杜立卡的《地下社會》，只得到評審團大獎，屈居第二名的安老，臉色鐵青地上台領獎，後來在記者會上，更拿起獎狀來敲庫斯杜立卡的頭，好像在說：「好小子，你搶走了我的桂冠。」

大師也有計較心，是的，大師也是凡人，也渴望桂冠與榮耀。只要你曾經有作品參賽，而且枯坐台下等待人家唸出得獎名單時，你就會查覺自己的名利心有多重。大師的失態，固然讓崇拜的影迷失望了，但是凡夫俗子本來就參不透鏡花水月的，有得失心，就是基本人性，只是很少人像安哲羅普洛斯那樣赤裸裸，大剌剌地表達出自己的不滿。

第四十屆金馬獎那一年，《無間道》男主角劉德華在金馬獎盛會上被主持人蔡康永和鄭裕玲聯手戲耍，誤以為自己得獎的尷尬情景，讓影迷對華仔好生心疼，因為他真的好想得獎，有名利心，就有得失情，但那絕對不是罪惡，拿人性開玩笑的人，反而成了罪人，因為不能將心比心，少了一顆體諒別人的心。

阿巴斯的談話其實揭露了電影獎的本質。得獎結果，有時候是評審的品味，有時候是政治作用的結果，一旦做過評審，了悉幕後作業，得失心就會淡了，一旦碰對了評審，願意替你的作品拉票背書，你就容易出線；評審中，一旦與某人有仇，可能就註定出局，更何況這背後，還有各種政治勢力和人情世故的考量。

張藝謀以《紅高粱》在柏林影展獲獎時，他的老戰友陳凱歌是那年的評審，張藝謀能夠出線，陳凱歌發揮了一定的幫襯與拉票功用，當時，我在柏林深夜從台北打電話找到凱歌，他沒有一句閒話，興奮之情，溢於言表；張曼玉以《阮玲玉》在柏林封后，那一年，張艾嘉也是評審之一；謝晉到威尼斯影展當評審，《悲情城市》拿了金獅獎，他到東京影展當評審，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和黃健中的《過年》並列評審團大獎……自家人的成就，自家人看得最清楚，即時的闡釋與拉票，一定會有些幫助的；然而換個角度看，楊德昌未必喜歡和黃健中並列得獎；就像那一年，謝飛的《香魂女》和李安的《喜宴》並列柏林金熊獎，也有很多人不以為然。

這些是是非非都已是昨日雲煙了，得獎者在歷史上留了名，沒得獎者卻未必就在影史上消聲匿跡，有些得獎作品很快就沈沒在歷史的洪流中了，有些沒得獎的作品卻堂堂躋身殿堂，不時有人觀賞膜拜，勝利是什麼？永恆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