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城市:何蔚庭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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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盛產僑生導演,前有蔡明亮,昨有趙德胤,今有何蔚庭(廖振輝/攝影),他們的共同特質都是堅持美學,勇敢逐夢,都在藝術殿堂為台灣闖出傲人名號。

何蔚庭的《幸福城市》9月率先在多倫多影展(TIFF)拿下首獎,創下台灣第一,華人第一的紀錄。他更是在數位浪潮下唯一還採用膠捲拍攝的影癡,他用顆粒美、化學變化論和精算精控學解說膠捲媒材的獨特美學與拍片實務,都是彌足珍貴的分享。

此外,他採用同心圓的3段式回述法,不但超越了台灣片偏愛回顧,不敢拍未來,也拍不好未來的瓶頸,更提供了主角3段人生隨意排列組合,就會形塑不同張力的觀賞角度。至於劇本讓每個角色都有好戲,演員也沒有辜負劇本,堪稱是今年最完整也最精彩的集體表演。H7.jpg

問:目前999的電影人都使用了數位攝影,你卻堅持選用幾乎已經停產的35mm膠卷來拍攝,為什麼?

答:理由有二。首先,我以前就是拍膠卷的導演,我懂這個技術,不想放棄,也希望大家眼界能開闊一點,對拍電影的媒材能有多一點的選擇,而非只有數位而已。我喜歡膠卷畫面的顆粒感覺,每一格跳動的顆粒都不同,充滿手工的質感,有著飽滿的生命力。我想,只要環境許可,我會一直拍到整個地球真的都再也找不到膠卷為止。

其次,我們看電影時,明明只是光把悲歡離合的故事投射在銀幕上,就算影像不是那麼清晰,我們的心往往就能被故事觸動,那就是我們和電影之間的一種化學效應。沖印膠卷得用藥水,過程其實充滿各種化學反應,數位攝影則只有電子反應,就像手機一樣,畫面雖然更清晰了,但是電子效應帶給人的往往只有冰冷的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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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你這樣堅持,不怕會被人譏為傻子?不怕因為審美經驗的斷裂,反而讓特色成雜質缺憾嗎?

答:確實,這就是我最大的感慨。現在的人都習慣高畫質畫面,當看到用膠卷拍攝影片裡有顆粒,反而會很困惑,甚至大驚小怪。當初我們把拷貝送進金馬影展某個試片室時,工作人員檢查過後,立刻致電我們反應說畫面有許多雜訊,是不是拷貝出了問題?我知道後驚呼:「那不是雜訊,是膠卷本來就有的顆粒,天啊,這世界有變這麼快嗎?!」

10年前的電影拍攝仍以35mm膠卷為主,數位攝影剛出現時,多數人還說畫質比不上膠卷,僅僅10年,35mm的膠卷就幾乎消失了,我認為這是大企業商業操作的結果,就像黑膠唱片一度被CD幹掉一樣,業界的理由之一就是膠卷成本比數位貴,很多導演即使想用35mm的底片,製片都會嫌太貴不同意,其實膠卷的預算再怎麼高,也比不上演員的酬勞及美術預算,我也困惑為何大家總是先砍最基本的膠卷費用,讓電影失去了獨特的化學魅力?

我這次使用35mm膠卷,其實是剛好在法國的某間倉庫裡,找到一批沒人用的膠卷,價格相對便宜,又台灣就有陳世庸先生的現代電影沖印股份公司,不但還在沖印膠卷底片,而且技術極佳,台灣有這麼好的沖印公司,連外國人都會專程來台沖印,我們為什麼不用?如果膠卷消失,真的還滿可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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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不過,膠卷的費用確實比數位貴上35倍,你要做好多少的事前準備,才能避免無謂的底片耗損?你得到的好處是什麼?

答:這部片總共拍了10萬呎,控制得非常精準,關鍵在於我們做足了事前排練的基本功,很多演員聽說我採膠卷拍攝,都很想看看用膠卷拍片究竟是什麼滋味怎麼回事。

採用膠卷這個媒介其實就是逼你一切都要精準,因為不是導演或製片想拍就能拍,後製如果配合不上,光是拿到國外沖印就會折騰死人,至於現場更是環扣緊密,從燈光、跟焦和表演都不能馬虎,數位可以一再重來,不必擔心底片耗材,用膠卷拍片,一有失誤或穿幫,都是錢,所以場記都要懂得去計算每個鏡頭吃掉多少呎數的膠卷,目前已經沒有幾位場記懂這學問了。也因為底片貴,我在開拍前就得先想好分鏡,確定日後會怎麼剪輯,雖然必要的鏡頭並不會少拍,確實可以減少浪費。總之,用膠卷就是背後得有強大的產業網絡支持,更要全部工作人員都得皮繃緊一點,更加認真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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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人性都想追求幸福,然而標榜幸福的商業操作,往往就代表你缺少幸福,渴望幸福,以為可以買到幸福,結果卻未必如願,這一點,是否就解釋了你的《幸福城市(Cities of Last Things)》選用跳樓做開場?

答:這場開場戲就是要說「人生無常」。選擇「幸福」兩字入片名,是因為華人很迷戀「幸福」這個詞彙,從建商開發的社區或大樓,到政治人物最愛掛在嘴邊的口號,總喜歡冠上「幸福」兩個字,甚至連化妝品也號稱用了就能幸福,坦白說,「幸福」這個字眼最適合商業化操作,最能蒙騙大家的情感,然而,幸福並非只是買車買房,幸福也未必是天長地久,往往就是生命中極短的片刻,不管是一個晚上的邂逅,或者這輩子只能與血緣至親見上一面,談不到10句話。

問:《幸福城市》的反諷意味很明顯,反而是英文片名《Cities of Last Things》,多了許多想像空間,一定要連結起中文和英文,才看得出你的用意?

答:取片名一直都是非常有趣的事,因為片名能夠讓人重新詮釋某些觀念或者意義。英文片名來自我鍾愛的美國小說家保羅.奧斯特(Paul Auster)的反烏托邦小說「末世之城(In the Country of Last Things)」,描寫主角來到文明已經腐朽的一座未來城邦後,提筆寫下種種渴望遺忘卻又不想遺忘的生命經歷,用文字救贖自己,一看到「Last Things」這個詞,我就好想據為己用。因為基督教世界中強調人生最後的4件事就是「死亡、審判、天堂和地獄(Death, Judgment, Heaven, and Hell)」,你的行為決定了你最後的歸屬。

不過在這裡我用城市的複數(Cities),而非單數,因為電影故事指的並非某一單一城市,而是人世間的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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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跳樓的畫面是直接衝到攝影機,音效更是放大到讓人彷彿現場目擊,似乎一開始就給觀眾當頭棒喝,這是你刻意要求的效果吧?

答:這顆鏡頭是特效鏡頭,並非真人從15層高樓跳下。第一次送檢前還沒加上音效,被列為輔導級,但在杜哥(音效師杜篤之)的聲音加持,立刻就改列成限制級,絕對是聲音太逼真的結果。

我一直對仰望的角度很有興趣,多數人拍「跳樓」戲,不是高高在上俯看,就是讓鏡頭追著人往下落,還沒有人用仰角,拍出肉體撞擊落地的視角,或許是因為我心裡很怕這樣的悲劇意外,反而讓我更想拍出這款前所未見的撞擊力道。

重力加速度的精算則是影像結合聲音後得以產生懾人效應的另一個原因,法國特效團隊掉落的速度與力道都做過科學實證,才會做得這麼逼真。我們先是在韓國首爾拍攝了大樓外觀,再回到棚內找武行,吊著鋼絲從3層樓往下跳到攝影機上方的玻璃板,我要求替身觸地時要真的有肉身反彈的震動感覺,再用特效將人縮小,再嵌進大樓外觀的畫面中,光這顆特效鏡頭就做了3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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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你在片中反覆使用了劉文正當初唱紅的「愛不要給太多」,擺明了就是怕給太多會受傷,這也讓人想起另一部國片《范保德》的主題曲「深無情」,也有類似情境,你們為什麼都有這種想愛卻怕受傷的焦慮?凡夫俗子不是就怕「愛給得不夠多」嗎?你們的愛為何都如此壓抑?

答:我今年46歲了,人生也從別人的男友,變成太太的丈夫、女兒的父親,時時刻刻必須扮演不同的角色,每天也都有不同的感受,像是「愛」不見得給人都是溫馨幸福的感覺,愛有時也會有「沮喪」、「憤怒」、「痛苦」,人們總擔心愛是否給得不夠多,但反過來說,付出感情後,也難免會擔憂背叛、受傷、失落,尤其是有時你會覺得某些事情理所當然,但對別人來說不見得如此,或是自己覺得已經對對方很好,但仍會受到批評,難免會有是否還要這麼執著的想法。

這部片裡的角色都很壓抑,就是因為絕大部分男人都很壓抑,男人一旦結婚、生子後,太太就變成孩子的媽,自己也停止跟太太約會了,婚姻會出問題,並非是單方面的責任,而是雙方都有問題。

電影的關鍵橋段是主角小張意外目睹妻子外遇,但是他的太太在姦情外洩後,沒有哭也沒有鬧,而是跟小張說:「所以你還是沒有話要跟我講嗎?」既呼應了「溝通」在婚姻裡的重要性,也是在暗示小張的婚姻觸礁,可能與他童年曾經受過母親/女性棄養挫傷,無法與女性好好溝通有關。

小張即使變成老張了卻仍不願離婚,不也是很多華人婚姻常上演的戲碼?很多人為了面子或小孩,死撐著不願離婚,但對小孩來說,這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就像片裡老張的女兒問他說:「你不要再折磨她了。」

我的愛情故事並非這麼絕望無助,小張撞見妻子姦情的那個晚上,卻也恰巧與法國女孩Ara相遇,我就是希望即使在最絕望的時刻,人生也能有個出口,就在小張遇到Ara的那一夜,他也曾擁有小小的幸福,讓他多年後都還記得僅有的片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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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電影採取國片少見的3段式論述法,描寫張東陵這人在老年、青年、少年的各一個晚上裡遇見的故事,時間點有別,卻都有坐公車、偷機車或街頭上奔跑的情節,同樣有一位神秘的外國女郎,有感情出軌的妻子...乍看之下,人生都在「重複」相同的事,重複成了人的悲觀宿命,雖然重複給人太過巧合的感覺,卻也不能否認因此帶來很多喜劇效果,你的用意是?

答:從未來往過去回溯,純粹是因為覺得這樣的結構敘事很酷,我沒有從當下開始,而是從未來往回推,目的是想說也許我們都會變成片裡2049年的老張,現在決定做的事,就會影響未來的我們。現在會是這般模樣,或許就是因為過去某些決定沒有做對,觀眾看到老張的際遇,或許可以反思,我們要如何面對過去,又如何走向未來。

至於,重複則有兩個考量。首先,人很容易遺忘啊,所以一直都是在重複做過的事情、重複犯過的錯誤。其次,音樂裡常有「變奏」,每次「變奏」都是為了強調音樂裡的主題。

多年前,我曾負債弄一部電影沒弄成,既苦又恨,曾說再也不幹了,但8年過去,我又不惜再次舉債拍《幸福城市》,這是重複,也是遺忘。雖然這8年裡,我的心情煎熬簡直就跟片中的老張一樣。

不同的是,這次我們爭取到《亞洲瘋狂富豪》的美國公司投資,從演員、攝影、音樂到特效也都和他國的第一流人才合作,如果不往外走,可能就會一直停留在原本的狀態,《幸福城市》努力國際化,就是盼能開創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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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這一點,相信國際名導都看到了。《幸福城市》日前獲得多倫多電影節站台單元競賽首獎,韓國導演李滄東代表評審團頒獎時表示你將對社會與政治的批判以多種類型編織在一起,展現高超的技巧,都是極不容易的好評,你的感想是?

答:參賽前,我自認勝算不高,因為我沒想走藝術電影路線,只想拍得另類又好看,不料卻能拿下這個獎。當時,我有一種終於安心的感覺,因為3位評審都是國際大導演,有他們的專業高度,看見我做的事,也肯定我的努力。

我寫劇本時從來沒有想過什麼類型路線,我並不認為把時間點定在2049年,就變成了科幻片;有警察就一定是警匪動作片,我更沒去想要怎麼「混」類型,因為人生就是很多類型的組合,悲喜交疊,千頭萬緒,能夠把各種滋味調理得各有妙趣,也就更接近人生本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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