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米炸彈客：輕輕一觸

卓立執導的《白米炸彈客》可以從「白米」與「炸彈」兩個方向來檢視。

首先，白米是農業議題，亦是社會議題，《白米炸彈客》關切台灣農業面對WTO（世界貿易組織）農產品開放政策的競爭壓力，不論是選材視野，或者創作企圖，都有著接續台灣新電影的社會關懷企圖，高度不凡，值得拍手喝采。

但是，台灣農業的問題何只是向世界開放的農產競銷問題而已？長期以來的盤商剝削，導致農民血汗與所得不成比例；都市化與工業化帶來的生活和消費型態改變，導致農村人口外流、農民老化、農地休耕、農地買賣...彼此都有著千絲萬縷的互動關係。《白米炸彈客》有心探討農業議題，但對於楊家二老不捨農田，卻無力農務，又不敵糧商掠奪的困境，只輕輕一觸，搔不到癢處，亦打不著痛處，就讓人扼腕了。

其次，「炸彈」是不得已的抗議手段，也是既敏感又驚悚的暴力，移轉做商業元素，卻又是吸睛的議題媒介。台灣農村青年楊儒門於2003年在台北火車站、公廁、電話亭，立法院和教育部附近先後放置了17顆炸彈，事件本身就引人關切，事件本質亦值得深思檢視，《白米炸彈客》套用楊儒門真實事件做為商業電影的切入點，話題聳動，同樣足以吸聚觀眾目光。

做為抗議手段，楊儒門的炸彈都無意傷人，只盼透過轟然巨響，透過隨彈附上的白米與字條，喚醒政府及民眾對於台灣農業的省思，電影若能透過警方的辦案分析研判，從「反對進口稻米」、「政府要照顧人民」等字條理出「炸彈」的深層主題，楊儒門的訴求，是否就能更直接有力地躍然銀幕？

太過「忠實」，未再「消化」及「轉化」，無疑就是《白米炸彈客》的最大困境。電影無情揭露了警方摸不著頭緒的辦案盲點，我們看見了警方按圖索驥的輕率，看見了楊氏兄弟投案的「荒謬」，看見了媒體只關心「炸彈」與「客」，卻不關心「炸彈訴求」的盲點，這些情節雖然接近真實，卻也因為只見其「盲」與「茫」，所有議題內涵都未做深層挖掘，楊儒門替台灣農民呼喊「公平」交易，而非屈從於「自由」貿易的焦點，就悄悄失焦渙散了。

當然，民眾見彈驚叫，防爆警察慎重其事清理炸彈，楊儒門又在附近觀望的諸多細節，原本亦可處理成懸疑緊繃，扣人心弦的戲劇張力，只可惜，《白米炸彈客》同樣只是輕輕一觸，未能轉化成濃烈的戲劇誘因。

電影著力較深，且成效比較鮮明的論述，反而是楊儒門的兩筆成長側記：首先，他在軍中曾遇老鳥霸凌，憤而在站崗時持槍反制，「暴力」一直得不到正當評價，若非以暴制暴，誰理睬他？這段軍中體悟，恰巧呼應了日後的「炸彈」選擇。

其次，楊儒門好友「攪和咖（由謝欣穎飾演）」的父親是農業立委，他懂得操縱農漁民（以遊行與請願行動）來壯大農漁會的政經效益，也擅長以倒廢土的方式，壓迫農民廢耕賣地，這種「以農業之名，行掠奪之實」的政治黑手素描，強有力地針砭了農村凋弊的實況。

但是，「攪和咖」的角色設計卻也是全片最讓人迷惑的安排。她是富家女，卻言必稱革命，你看不見她的獻身，只聽見她的口號與抱怨，亦即她只是理論派，而非行動家，她固然開啟了楊儒門的視野，卻也坐實了父親對她的批判：坐領資本家的金錢，喝她的紅酒，吸她的菸，過她的虛無人生。楊儒門可以批判官僚的麻木與失能，「攪和咖」可以批判政客的吸血敗德，然而，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準則嗎？楊儒門又如何看待這位欠缺實踐力的行動侏儒呢？

同樣地，楊儒門的現世悲憤，有一部份來自投書如石沈大海，陳情被官僚唬弄，我當然相信並非只有博學俊彥才寫得擲地有聲的文章，電影若能在他的投書或陳情文稿中，整理出更精準有力的論述，觀眾是否才會產生更大更強的共鳴呢？

受限經費，《白米炸彈客》的場面調度有些尷尬，不論是聲援楊儒門或者農民抗爭，都顯得生硬，就連楊儒門與死囝仔的漁港初識，也看不出有在那兒設攤叫賣的商機？這些不足，還不致於削弱全片的可信度，真正可惜的是導演未在農稼辛勞上多所著墨（包括楊儒門的體力煎熬、農作利潤偏低的不平，以及農地徵收的競走偏峰......），我清楚看見黃健煒與張少懷投入角色的經營與用心，但是正因為該有的血肉雕刻都嫌不足，以致於一部農業題材電影，未能在農業弊病上發揮「畫龍點睛」的力量；一部浪漫青年的覺醒與決志電影，亦在敘事上的混亂與蜻蜓點水，以致未能震盪出巨大漣漪。

團隊有心又用心，敢於挑戰大時代下的小人物悲歌，其實是《白米炸彈客》的優勢，對人物再挖深一點，對題材再多消化一點，而非輕輕一觸，同時再找到更合宜的表現方式，我相信《白米炸彈客》的成績與影響力，當不只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