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多芬教我們的電影配樂法

電影音樂從來源分類，大致有兩種：原創與改編。原創是針對電影主題與效果，重新創作的音樂；改編則是取材前人創作的現成音樂，有時成為骨架，有時則是靈魂；有時只是糖衣，有時則是包裝花紋。手法輕重有別，但也唯有一曲難忘，音樂才有質量，電影才有密度。

貝多芬於1824年5月7日在奧地利維也納的Kärntnertortheater劇場發表「第九交響曲」；法國人盧米葉兄弟則在1895年 12月28日才在法國巴黎的大咖啡館舉辦了首次的電影公映。「第九交響曲」比電影早誕生了七十年，電影中如果採用了「第九交響曲」，就屬於現成音樂的再利用。

本文先就貝多芬的「第九號交響曲／歡樂頌」在不同電影中出現的時機與手法，剖析音樂與電影的互動可能，再帶出貝多芬的其他作品。

貝多芬教我們的第一招配樂法：「層層疊高」

示範門徒：彼得．維爾（Peter Weir）

改編現成音樂的取用方式有二，正向加持或者反向顛覆。正向取用指的就是順著音樂本身的節奏與特質，更加渲染其力度；反向則是換一個角度，從出人意表的方位切入，創造讓人驚豔或者震撼的效果。

「歡樂頌」的主體是德國詩人席勒（Gedichte Friedrich Schillers）1785年所寫的詩歌，貝多芬譜成音樂後，不管是德文原義的：「在這美麗大地上／普世眾生共歡樂；／一切人們不論善惡／都蒙自然賜恩澤。／它給我們愛情美酒／同生共死好朋友；／它讓眾生共享歡樂／天使也高聲同唱歌」或者中文改譯的：「青天高高，白雲飄飄，太陽當空在微笑，枝頭小鳥吱吱在叫，魚兒水面跳躍，花兒盛開，草兒彎腰，好像歡迎客人到，我們心中充滿歡喜，人人快樂又逍遙。」都在傳達一種美好的人生祈願。正向而行的改編手法，只要肯著音符前行，就能得到神采飛揚的功效。

澳洲導演彼得．維爾執導的《春風化雨（Dead Poets Society）》，介紹了文學教授John Keating（由Robin Williams飾演）鼓勵學生挑戰世俗威權，從詩人作品中得到生命啟發的教學人生，那一天，他的學生終於敢於在課堂上朗讀自己的作品，說出心裡的話語後，師生關係達到愉悅巔峰，畫面頓時就跳進了師生一起去踢足球的運動課，那場戲搭配的音樂就是「歡樂頌」，劇中人的喜樂不只顯現在眉宇和肢體上，愉悅的音樂旋律更像起風一般，帶領觀眾前進飛翔。這是電影音樂可以做到最簡單的「加法」功能，層層疊高後，情緒飆升到最高點。

貝多芬教我們的第二招配樂法：「抹一層糖」

示範門徒：蓋文．歐康諾（Gavin O'Connor）

用「歡樂頌」來加乘歡樂魅力，其實是再清楚不過的表相工程，但是直接套用這種皮相效果，層次略低，經過加工，單純的歡樂訊息可以提升或變化出不同的韻味，就更有藝術餘韻，也就更引人深思。

美國導演蓋文．歐康諾執導的《勇者無敵（Warrior）》選擇把「歡樂頌」當成勵志工具，電影描寫一對兄弟爭取格鬥競賽大獎來解決生命難題，片中那位格鬥運動訓練館的教練Frank Campana（由Frank Grillo飾演），就是信仰貝多芬的技擊格鬥高手。平常在訓練選手時，就愛在館內播放貝多芬的「歡樂頌」，「感受貝多芬！（Feel the Beethoven!）」更成為他不時掛在嘴邊，叮嚀選手的口頭禪；一旦選手要出賽，配合出場都會有一首自選曲音樂，他不會選電音，亦不愛搖滾，永遠的「歡樂頌」，最成為他最與眾不同的註冊商標。

《勇者無敵》並沒有解釋：為什麼是貝多芬？為什麼是「歡樂頌」？事實上，選手亦不曾因為聽過「歡樂頌」就可以反敗為勝或者乘勝追擊，「歡樂頌」沒有特殊奧秘，亦沒有神奇功能，只是一包小小的糖包，讓電影故事變得更有味道，原本的血性變得可親，可近了。

貝多芬教我們的第三招配樂法：「抹一層盬」

示範門徒：婁燁

抹了糖的故事，讓人油生喜感，加了鹽的故事，容易顛覆了原本的味覺，或許更能提味，中國導演婁燁在《浮城謎事》中的加工手法，就是把「快樂頌」原本的糖，變成了鹽，味覺變了，傳入大腦的訊息解讀變得更豐富，更多元了。

《浮城謎事》從兩輛車狂飆開場，車上駕駛與身旁乘客都處於亢奮狀態，或許是酒精，或許是愛情，或許是鬥氣，車上的兩對男女卻都是高唱著的中文版「快樂頌」：「青天高高白雲飄飄，太陽當空在微笑...人人快樂又逍遙。」歌詞與人生現況最大不同的地方在於那天是雨天，沒有高高青天，車輪疾奔，歌聲高飆，肢體翻滾......所有的視覺和聽覺元素交集在一起，其實一點讓人狂喜不起來，只覺得隱約似有不祥之事即將發生，果然，一個眨眼，大馬路上竟然出現一個人影，交錯車輛都忙著剎車打轉，然而還是碰的一聲，路人被撞飛了，車窗破了，車體毀了...「歡樂頌」的歌聲不知何時已然冰凍，無聲了。

耳朵聽的明明是「快樂頌」，卻一點都無法讓人快樂，《浮城謎事》選擇這麼反諷的破題手法，有三分狂歡，卻有四分不安，還有三分焦慮，明確標示了電影的主體論述：「歡樂頌」的世界未必是歡樂的。

「歡樂頌」帶出的車禍人命，其實是要一連串浮世男女感情出軌事件的「後果」，起因在於男主角到處偷情，惹惱了妻子與情人，不但出了人命，也讓自己失去了公司，只能投靠小三，也終於抽得出空檔，能到幼兒園看著私生兒子表演。不知情的孩子歡聲高唱著「歡樂頌」，飽受挫折的男主角雖然面無表情地跟著囁嚅跟唱，但是觀眾已能清楚感受到他內心的茫亂與失落。

貝多芬教我們的第四招配樂法：「徹底顛覆」

示範門徒：史丹利．庫布立克（Stanley Kubrick）

一曲「歡樂頌」究竟該怎麼用？奧妙繫乎創作者一心。大導演史丹利．庫布立克1971年在《發條桔子（A Clockwork Orange）》採用的顛覆手法，至今無人能夠超越，歎服之外，還是歎服。

關鍵在於庫布立克認為「歡樂頌」是最暴力的音樂。庫布立克從來不曾解釋何以「歡樂頌」夾藏了這麼多的暴力訊息，他直接用在電影中的「以暴制暴」戲時，世人都不得不停下腳步，思考他的立論真的言之成理嗎？

《發條桔子》的男主角Alex（Malcolm McDowell飾演）是一位無惡不作的青年狂徒，雖然他的臥室裡就點有貝多芬的肖像海報，或許世人都相信學音樂的孩子不會變壞，科學家也常說多聽古典音樂可以安撫人的情緒，美化心靈，問題是崇拜貝多芬的Alex卻那麼篤信暴力，他會在街頭痛毆醉漢，亦會闖進富豪人家綁掠行搶，音樂與暴力究竟有什麼連結？是變化氣質？或者強化暴力？

警方逮捕Alex之後，決定交給醫生強制治療，剔除暴力因子。醫生用夾子夾緊眼皮，強迫他張大雙眼，不讓他眨眼，不讓他休息，不時有護士為他點眼藥水，不能休息的目的在於要強迫他觀看有關納粹的紀錄片，先有希特勒的閱兵英姿，隨即就有屠殺、毀滅的帝國暴力...看片的同時，Alex從頭到尾就一直聆聽著貝多芬的「第九號交響曲」......

眼睛看著人間暴力，耳朵聽著人間絕美，極度的矛盾，極度的不協調，撕裂了人格、意識和自尊，音樂的洗腦功能何等可怕，這種強制治療手法，讓Alex從此只要聽到「歡樂頌」，整個人就無能無力，整個人都萎了（是噁心反胃？是恐怖作嘔？），貝多芬鼓舞人心的聖樂，竟然演生成這款反效果，恐怕連貝多芬也始料未及吧？

希特勒是日耳曼人，貝多芬也是日耳曼人，一位是梟雄劊子手，一位是樂聖。同樣的血統，卻走出極端矛盾的兩條道路。人生從來不是黑白判然的簡單邏輯可以交代清楚的，以日耳曼文化來檢視日耳曼暴行，「歡樂頌」的工具功能顯然已經超越了凡夫俗子的認知了。

貝多芬教我們的第五招配樂法：「傳記書寫」

示範門徒：安格妮茲卡．賀蘭德（Agnieszka Holland）

重新解讀現成音樂，在既有的符號上找到全新能量，是很多藝術家致力的目標，不過，現成音樂還有另外一個功能：它可以是史實素材，因此它就可以提供戲劇元素，成為書寫傳記或者傳奇的藍本。

波蘭女導演安格妮茲卡．賀蘭德執導的《快樂頌（Copying Beethoven）》就從這個面向切入，重現貝多芬如何在失聰的狀態下得能創作，以及指揮「第九號交響曲」的首演？

《快樂頌》的英文片名《Copying Beethoven》指的是貝多芬的抄譜員，由黛安．克魯格（Diane Kruger）飾演的安娜是二十三歲的音樂學院高材生，在「第九號交響曲」演出前四天奉命去替貝多芬做樂譜抄寫員。

安娜其實只是綠葉，她的任務就是要來襯顯貝多芬這朵紅花，透過她的近距離接觸，貝多芬的暴戾性格，有了合理的表現空間，安娜精通樂理，一直崇拜貝多芬，也比其他人更了解貝多芬，不但在曲譜中體會了貝多芬的創意，更在抄譜過程中修改貝多芬的筆誤，全世界除了貝多芬之外，就屬她最了解第九號交響曲的起承轉合。耳朵聽不見的貝多芬，就在演出前一刻，期待有人窩在音樂廳地板的讀稿區比手畫腳數拍子，打手勢，好讓他能順利指揮完成首演，除了安娜，還有更合適的人選嗎？

於是安娜臨時披掛上陣，貝多芬指揮樂團和合唱團，她把樂譜擺在地板上，氣定神閒地指揮起貝多芬，有了安娜的眼神、表情和手勢，貝多芬頓時像是吃了顆定心丸，瀟灑自在地指揮著自己傲世傑作，賀蘭德的鏡頭先帶到有些疑慮的貝多芬，再轉向可以倒背樂譜的安娜，隨著貝多芬越來越放心，也越來越依靠安娜時，第九號交響曲儼然已經成為這一男一女的共同心血體力結晶，這時候，導演將鏡頭架放在貝多芬的左後腦，他的手勢舞動，右前方則有安娜模糊的身影也在那兒舞動著，觀眾的眼睛看到的是男女合一的天衣無縫，耳朵聽到的則是的絕美合唱樂章，那不但是音樂的高潮，也是一對音樂家共同奔赴創作顛峰的高潮，那是多高妙的天人合璧的絕頂高峰吧！

《快樂頌》只是一部音樂家的傳記電影，趣味核心在於解答「第九號交響曲」如何首演的歷史之謎，貝多芬和「第九號交響曲」原本都已是傳奇了，只要找到夢想與現實的戲劇交會點，電影和音樂似乎都在古典素材上得著了新生養份。

貝多芬教我們的第六招配樂法：「閒閒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