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年祈願：創作的感動

七年前，一位國際知名的大導演曾經發表一篇獎掖年輕人的感人演講，講稿的重點摘要如下：「佛說一花一世界，電影在我們面前展開了一個新的世界，他給了我們一個世界觀，一個態度，一種認同。我不想誇大電影的作用，但是我們被改變了，我們得到了滿足，我們受到了感動，我們被溫暖了，我們因此愛上了電影，我們因此變成了憤怒青年，我們都是因為愛電影才開始拍電影的。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也都經歷過失敗的苦痛，體驗過創作的孤獨和寂寞，面對過迷失和苦悶，大家卻都沒有輕言放棄。那是因為電影的魅力之一就是你相信你可以做得更好，你挑戰自身而不言悔，熱愛一件事比只是履行職責的力量更大。

電影是什麼？對我們這些電影導演來說，他是我們心中一點永遠的惦念，是眼中酸酸的淚，有時是一塊永遠也搔不到的癢癢肉，是我們煩惱和歡喜的全部。

電影是大眾的情人，也是孤獨的朋友，你有時需要去找他，走很長的路。你去找他，卻找不到，你空手而歸，無功而返，但在你就要轉身離去的時候，他卻站在了你的面前。眾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電影的力量不在順從而在挑戰，不在取悅而在懷疑......」這篇講稿的全文我曾經於2005年1月30日的部落格上有過全文轉載，欲見其詳，可參閱「陳凱歌開講；導演良心」一文，我在龍年伊始的頭一天，重讀舊文，重新分享舊文章的心情，主要還是「漂亮話兒人人會說」，「漂亮事兒卻不是人人會做」，用陳凱歌的講詞對照他在拍攝《無極》之後跌跌撞撞的創作人生，你難免啞然失笑，知易行難，誠不虛也，但是陳凱歌的話究竟有沒有道理呢？如果真有道理，陳凱歌只是跌了一跤的失敗個案，並不需要因此否定那些話的核心價值。

會來藍色電影夢讀文章的朋友都是愛電影的人，一定都認同陳凱歌所說的電影功用：「我們被改變了，我們得到了滿足，我們受到了感動，我們被溫暖了，我們因此愛上了電影。」從愛好電影到下海拍電影，我深信創作者都想透過自己的汗水與才情，讓更多的人也感受到那份曾經讓我們感動的溫暖與愛。如果，創作前提少了夢想的燃燒，只視同一份工作，只想打工撈錢，忘記了原初的那份愛，只有現實名利的考量，電影成為生產線上的複製品而已，它還會激發多少動人的能量？

妥協，是人生帶給我們最大的課題與壓力，就像凡人都想飛，卻被地心引力給重重拉回到地面上來，所有的夢想都會在現實的壓逼下被迫妥協，讓步多的人未必失敗；堅持不讓的人，未必就一定成功。關鍵在於，一旦妥協了，原初的創意是否已然變質或者消逝？是否依舊值得追尋？我們是否真心相信「電影的力量不在順從而在挑戰，不在取悅而在懷疑......」當製片或者投資人大聲告訴你這樣拍攝，電影不會賺錢時，你是否也能夠據理力爭，大聲地說：「那麼，請你退出吧！」

從相信出發，從愛出發，正是創作最可貴的動機，只不過，台灣電影真正的弱質困境卻還是在於「想法不少，執行力太差」，以致於不少美麗的嚮往，最後只淪成了一夜曇花，敢衝能拚的魏德聖、鈕承澤、鄭有傑、鍾孟宏和蔡岳勳等人至少都深諳片場製作原理與實務，找到突圍之道，但是電影之道學問太深，有太多先進技術，台灣影人根本一知半解，繳了不少錢，卻未必學到等值的學問，殊是可惜。

2011年後的台灣電影市場勃興，觀眾回籠了，排片容易了，工作機會也多了，但是我們看到的新聞局還是只會來幫即將上映的新片花錢辦個無效的集體造勢大會，卻忘了官方行銷是完全無效的宣傳行銷，即將畫歸文化部的電影官員們可不可以花點時間採訪一下魏德聖、鈕承澤、鄭有傑、鍾孟宏和蔡岳勳等這些導演，問問他們真想了解什麼製作實務，直接舉辦工作坊，邀請好萊塢生產線上的第一好手來台傳授技藝，就算名導演們無暇聽講，至於還會有一些幼苗得到灌溉滋潤，他日或許就能結出花果，不要忘記1973年中影製片廠廠長明驥辦了一次電影技術人才訓練班，才培養出錄音師杜篤之、剪接師廖慶松和攝影師李屏賓等人，不要忘記李安導演一直想安排他的製作團隊來為台灣電影人講授他們的技術心得，文化官員的責任在於培土，厚植人才實力，至於電影的花朵與彩虹，就讓有愛有信念的創作者勇敢去追逐時代巨浪吧。

至於國片輔導金的制度，似乎也已經到了全面檢討的時刻了，一旦商業機制已然能夠自給自足，自負盈虧之際，知名導演亦有國際集資能力之時（雖然，我也相信資金永遠不夠，投資人永遠觀望，但那是商業機制永遠得面對的風險，總不能永遠賠得都是國家賠，賺的都是自己賺吧），讓商業機制回歸商業，讓文化火苗燃向更寬廣的草根，讓更多年輕人得著養份，才是正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