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理應是管理眾人之事,政治卻也能刁難眾生。但是,眾生更知道如何來運用政治。
德國導演克理士‧柯勞斯(Chris Kraus)執導的《情鍵四分鐘(Vier Minuten)》的第一場戲是鋼琴教師杜魯德(由Monica Bleibtreu飾演)要把鋼琴送進監獄。
她在監獄負責以音樂教化囚犯,但是獄中多是作奸犯科之人,誰能靜下心學琴?誰能從音樂中安靜燥鬱的心,找到自己的心靈歸宿?就算知音寥落,該做的事,能做的事,也還是要繼續去做,獄琴老舊,就自費買個新琴,再請工人把琴給搬進牢中吧。
但是,警衛不肯通融,搬運工人都有前科,冒然進牢,誰能擔保他們不會藉機肇事起禍端?有明文規定所禁止的事,就不能通融,前科工人不能送琴,那就只好由警衛來幫忙。
鋼琴走過清泠的石道,兩旁都是高聳的石牆牢房,滑輪的回音迴盪在石牆走道空間,顯得孤單又荒謬,《情鍵四分鐘》這麼詩意的開場,卻又頓時被從天而降的潑水和死魚給破壞了,水和魚都來自典獄長飼養的魚缸,魚死了,就連水一起往窗外倒掉吧,管它下面有沒有人走過?管它會不會造成什麼後果?於是,水和魚就全都落在鋼琴的琴蓋上了。
藝術只是典獄長包裝德化改造成績的包裝紙,那段清冷的送琴路,說明了藝術寂寞的本質,那場從天而降的魚水,則是說明了典獄長對待藝術的基本心態。
即使不是真心愛藝術,但是典獄長卻很清楚藝術可以讓他搏得愛心德政的好名聲,幹部會議上那場究竟要不要同意天才少女珍妮參加音樂比賽的盤算?要不要開放媒體記者入監採訪?其實都無關人權,亦無關教育,一切都只是政治,而且是典獄長的政治前程而已。
《情鍵四分鐘》其實遵循著古典的戲劇原則,先在制約的框架困境中創造焦慮,然後再在機巧應變中,殺出一條血路,擦撞出戲劇火花,創造驚奇。《情鍵四分鐘》的第一層政治算計,坦白說是老套,沒有太多的意外,即使是珍妮在比賽前夕被同監囚犯羞辱,憤而抗暴,引發血案,典獄長為了自保,也只能犧牲天才的決定,也不讓人意外,奧妙在於「上有政策,下就有對策」,那是人生的生存機巧,也是戲劇可以著力的所在。
杜魯德只在乎藝術,只看到了不該被掩沒與浪費的天才,順著政策框架走出自己的路,其實是她必然的選擇。導演克理士‧柯勞斯(Chris Kraus)此時讓開場時凡事講規矩的官僚嘴臉發揮了反諷的角色,以前不能破例的規矩森嚴,就在杜魯德申請退休的最後時刻終於都破了例,破了例,就有缺口,就有逆轉的機會。
善用機會,即使只有四分鐘,人生風景就不同了,從《情鍵四分鐘》的劇本佈局中,你可以清楚看到導演運用了怎麼樣的架構來訴說一則生命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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