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喜多夫人：百年追思

今年夏天，倫敦、紐約和東京等幾個主要城市的電影文化單位，不約而同都舉辦了紀念日本知名影人川喜多夫人百年誕辰的追思活動，紐約的林肯中心辦的是「日本銀幕經典：向川喜多夫人致敬（Japanese Screen Classics: In Honor of Madame Kawakita）」；日本東京國立近代美術館則是辦了「生誕100年─川喜多かしこ展（Madame Kawakita, Her Life and Films）」的活動。

紐約人的影展重心是再次回顧黑澤明、大島渚、筱田正浩、市川崑、今村昌平、山田洋次、鈴木清順和紀錄片導演羽田澄子（Haneda Sumiko）八位知名導演的作品，東京近代美術館則是映介了川喜多家族過去曾經引進到日本映演的歐洲經典電影，以「歐洲映畫の黄金時代（Madame Kawakita: L’Ambassadrice cinématographique du film européen）」為題，讓影迷回顧當年經由川喜多夫人引進日本的一些經典名片。

外國人習慣以「日本電影之母」來稱呼川喜多夫人（川喜多かしこ），主要是因為她和夫婿川喜多長政，同樣都熱愛電影，當年他們成立了東和商事，引荐知名歐美電影進入日本，二次大戰之後，他們更致力文化輸出，積極向歐美影壇推荐日本電影，身份有如日本電影大使的川喜多夫婦就像一座橋梁，讓世人看見日本電影，也讓日本人認識國際，對於積極想要在戰敗後重拾文化信心的日本人而言，這座看不見的文化橋梁串連搭建起不可勝數的信心與士氣。

川喜多夫人的文化建設成績主要在於保存和推廣。首先，她從1956年開始就應邀出任柏林影展的評審，先後也在坎城、蒙特婁等26個知名影展擔任評審，一身出席過二百多次的國際影展，紐約影展主席李察潘納就念念難忘坎城影展每年都會舉辦的「川喜多夫人茶會（Tea with Madame Kawakita）」，因為可以從她口中聽見不可錯過的日本電影片單，分享她的藝術品味。

外，鑒於法國的電影資料館和英國的電影中心致力於保存和推廣本國與世界電影，川喜多夫婦也創建了日本電影圖書館，直到川喜多長政過世後，才又更名為川喜多紀念映畫中心。他們的主要貢獻就是做外日本電影的對外聯絡窗口，他們不但會向世人推荐優秀日片，也負責製作外語字幕拷貝，有時更會資助才氣導演開拍新片，大島渚和筱田正浩都是經由他們的推介才廣為世人週知。

當代人很難想像在戰後百廢待舉的艱難歲月中，日本人是如何靠著頻頻在世界影展得獎而重建信心，當年黑澤明先以《羅生門》首開風氣，摘下威尼斯金獅獎之後，溝口健二的《西鶴一代女》、《雨月物語》和《山椒大夫》、市川昆的《緬甸的豎琴》、稻垣浩的《無法松之一生》、衣笠貞之助的《地獄門》、五所平之助導演的《煙囪林立的地方》和今井正的《暗無天日》更相繼在威尼斯、坎城、柏林和莫斯科影展上拿到重要獎項，那是個風起雲湧的年代，日本人靠著電影大師的國際接軌，找回了文化信心，川喜多夫人其實就是幕後穿針引線的重要推手。

當然，川喜多家族難免也會遇上日本人的反彈情緒，那些老在海外得獎的日本片，名氣雖響亮，但是日本國內評價卻不高，這種洋人尊貴，國人輕賤的文化岐異現象，坦白說也曾在台灣新電影身上遇過，文化品味無關是非對錯，更不應該是致力推廣電影交流的人所應承擔的枷鎖包袱。

其實，川喜多長政不但嫻熟歐美電影，對華語電影還有一段淵源。中日戰爭期間，日本政府意圖透過電影力量來對華人洗腦，於是找上了曾經讀過北京大學，說得一口流利華語的川喜多長政來做聯絡人，試圖將上海淪陷時期的十二家上海電影公司合併，改組為中華聯合製片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中聯」），並找到上海電影界聞人張善琨出面，希望作為日軍的思想宣傳機器，後來汪精衛政府又進一步擴大組成了中華電影聯合股份有限公司（簡稱「華影」），川喜多沒有太過壓迫張善琨拍攝所謂的「漢奸電影」，張善琨拍過替日本人擦脂抹粉的《博愛》、《萬世流芳》、《萬紫千紅》和《春江遺恨》， 但也拍出了《文天祥》和《香妃》等片，使得他被日本憲兵捉去偵詢，也是由川喜多出面力保才獲得釋放，輾轉到了重慶。戰後，張善琨另組新華公司，川喜多也協助他拍攝了彩色長片《海棠紅》，後來張善琨病逝日本，後事也是川喜多長政負責料理的。

川喜多長政的女兒川喜多和子（右圖左，圖中即為川喜多夫人）也是電影人，曾經下嫁知名導演伊丹十三，後來也很熱心地向日本觀眾推介台灣導演侯孝賢，一家人都這麼懂電影，愛電影，還真是影史傳奇。

川喜多家族的人生際遇、堅持與成就，很難在其他人身上找到類似的劇本，愛電影的人能夠一輩子擁抱世界經典，而且分享給世界同好，不但是無上樂事，也是無上功德，至於百年後有人會記憶，會紀念，那真是盡其在我之後，無愧天地，亦無所求於人世，卻有和風拂面的人生溫暖了。